丹真宗智：竹棍和印度烤饼
【大纪元9月3日讯】我们全都准备好了，我们一共四十八个人（大部分是年轻的藏人，也有些长者），为了突袭德里（Delhi）的中国大使馆，我们全都准备好了。我们低低地趴着，屏息以待，透过信号和手机上轻声的耳语进行联络。数到三的时候，我们对着大使馆门口放声高喊“西藏自由”的口号。大门口那两个落单的印度警察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我们抓了起来。警方在震惊之余，威胁着要对我们开枪。此时场面一片混乱，但增援的警力在几分钟内便从四方赶到，竹棍对着我们便是一阵猛打，我们一群人在二十分钟内便被打爆送进了附近的警察局。
这是发生在去年一月的事，那时中国政府刚处决了洛桑顿珠（Pawo Lobsang Dhondrup）。我们决定不再保持沉默。我们人数很少，但是有决心，随时准备好面对一切的后果。但这次的行动计划显然做得不好。这次的行动，到头来，既没能轰轰烈烈地被中国大使馆列入抗议纪录，也没能博取足够的新闻版面。本专栏乃试图了解和评估在印度所进行的西藏政治行动的性质和有效性。由于我们流亡的身份，我们大部分的直接行动都只是象征性和非暴力的。当其他人将目标放在当地居民或拜会中国官员时，我们行动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希望全世界注意到西藏人遭受到中国政府不公正的对待。
结束了在中国大使馆的抗议之后，我们被小心翼翼地送进了章亚菩里（Chanakyapuri）警察局。最初的兴奋、紧张和不确定感都一扫而空。那些被警棍殴打过的头、肩膀和臀部上的伤痕开始作痛。年轻的男生们忙着向彼此显示自己的伤痕和黑眼圈，兴奋地讲着自己所经历的那部分故事，完全看不到任何痛苦的表情。在我长达十年的示威抗议行动中，除了成就感之外，还没见过任何人表现过痛苦或悔恨。
有些时候，参加抗议集会的藏人，会因为与警方发生冲突，折断了手或打破了头，最后带着伤势回家。但我们仍相信，规则有时候是需要被打破的。即使必须冒着失去肢体或生命的危险，我们仍然持续为西藏仗义执言。扎西平措（Tashi Phuntsok）和巴桑次仁（Pasang Tsering）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零零一年，他们在德里的抗议行动中被警察的枪火所伤，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正在印度进行访问。随之而来的警察拘留，就不那么令人感到兴奋了。警方对每个抗议者制作个人记录，我们的青少年也报上他们的名字，但我在这里不便提及他们的姓名。接着，警方会制作档案，并将法院传票送达个人或组织手上。
即便有些抗议行动已经过了好几年，西藏青年会（Tibetan Youth Congress）在法院里仍有一些尚未解决的案件必须面对。其中一件是发生于一九九二年，十一位从亨苏尔（Hunsur）西藏难民营步行到德里的示威者，对驻印度的中国大使馆投掷了汽油弹。西藏青年会的山姆菲尔（Samphel）和嘉怏（Jamyang）也证实，另一个发生在一九九九年，有七位昌迪加尔（Chandigarh）分会成员涉及的，攻击中国大使馆的案子已经获得解决。出席法庭最恼人的情况便是，在你亲自出庭后，你除了被简单地告知下一次的开庭日期之外，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曾经被要求在两个月内出席三次辩论庭，因为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二零零二年一月访问孟买（Mumbai）时，我爬上了欧贝罗伊饭店（Oberoi Hotel）进行抗议行动。除了需要耗费频繁的长途旅行和零星的开销外，出庭这件事，实在是一件最最单调无趣又荒谬的人类运动。我有许多朋友都对“在法庭内为争取自由而奋斗”这档事感到兴奋不已。他们幻想一个宝莱坞（Bollywood）式的法庭戏码，律师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圆顶屋子里放胆高喊，同时还有数百人坐在那里装死！
那天上午，我的法官在午饭前总共要审理三十六个案件，而我的案子是其中一件。位于滨海广场（Esplanade）的孟买法院，里面的第四十七号法庭，看起来就像是一间坐了一百多人的教室。法官坐在一张大型棕色木制办公桌后面，穿着黑色外套的律师就坐在法官前面，像个尽责的学生那样面对着法官坐着。两名警察在维持“教室”的秩序。轮到呼叫我的名字，要我站上被告席。六十多岁戴着眼镜的法官，对我的律师说了些话后，又低声对他的女助理说了些话，接着便宣布“四月二十三日！”从头到尾就这样。我的辩论庭就这么结束了。 除了给了另一个日期外，再次地，什么结论或判决也没有。一切都在这荒谬的两分钟里结束。我本来大可留在达兰萨拉（Dharmsāla）煮我的玛吉面条的，却大老远跑到孟买来出庭！在法庭上为案子奋斗，就像是对着牙医张开你的嘴巴，你只能信任他，却永远不知道他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来！
出庭接受法院的传讯是一件很枯燥的事，却是抗议行动中重要的一环。在警察局和法庭里，以负责任的态度，有尊严地去进行那些冗长却没什么意义的繁琐程序，是相当重要的。处理法院的诉讼完全没有精彩可言，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善后的工作都只能做为幕后的故事。为此，当我们面对律师和媒体时，就格外需要耐心和敏锐度了。
入监服刑是一种新奇的体验，为了个人的成长，我在此强烈地给予推荐。我待过五座不同的监狱，在每座监狱里都有独特的体验。无论刑期有多短，对于一个把为自由而奋斗视为崇高理想的人，被判入狱是一种荣誉。在这里，就连强盗、杀人犯或骗子，他们都对你敬重有加。你一定得尝尝里面的印度饼，并且睡一下那些也许从未下过水的毯子。那毯子又厚又重，浸满了污垢和气味，给各式各样的罪犯和有名的人睡过。提供印度烤饼的迪哈尔（Tihar）监狱──德里的示威者最喜欢去的目的地，俨然已成为藏族青年最夯的地方。情感上而言，在监狱里会见前来探监的朋友，尤其是带着食物来看你的朋友，真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大部分我们的行动都只是针对中国的作为所采取的回应，而不是主动的举措。示威游行已经是我们的老把戏，但是缺乏新意和老掉牙的集会口号，已经难以激励我们自己的人民。然而，“节目必须继续下去”，藏青会的前任副主席噶玛意西（Karma Yeshi）认为，“这些行动使我们的议题持续存在，并提醒我们这些流亡藏人要继续奋斗下去。”
我们需要在我们从事的活动中增添创造力和新鲜感，才能为我们的奋斗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现在，大部分在各个西藏青年会分会、西藏妇女会（Tibetan Women’s Association）分会和学生会中担任执行角色的都是年轻人。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对传统的示威抗议不感兴趣，要求有其他形式的抗议行动。未来的抗议行动是很难预料的。随着年轻领袖的出现，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转型期。
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做了。容我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呢？所谓的中间道路和主张独立的声音，似乎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造成了混乱。我祈祷您对西藏的爱，能带给您智慧，让您了解并作出属于自己的决定，支持它，并付诸行动。这将会产生一种真正的民主，滋养我们的社会长远地走下去。
原刊：《西藏评论》（Tibetan Review），二零零四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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