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9月1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采访报导）北京中关律师事务所朱明勇律师，受理重庆“打黑”系列案件之一的樊奇杭案，在死刑复核阶段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并公布了樊奇杭在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的证据材料，因此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除全国律协刑委会表示密切关注，认为最高法院应当进一步审查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外，律师界一批同仁还联名公开信上书最高人民检察院，呼吁对重庆打黑运动中的刑讯逼供问题依法调查。
记者采访了一直关注重庆打黑案的北京二位著名律师，他们谈了律师界再度聚焦重庆打黑案的深远的意义，认为这些证据基本上可以判定重庆打黑完全是一种反法治的、反人权的政治运动，并对社会法治、对人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摧毁，后果严重。这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必须要面对自己职责和承认自己责任的一个契机。律师呼吁这两个机构不能放弃自己历史责任，去屈从于权利、屈从于某种所谓的压力，而留下千古遗憾。
重庆打黑完全是反法治、反人权的政治运动
谢益燕律师认为这次律师界继李庄案聚焦重庆打黑之后，近期再度更强烈关注重庆打黑，是因为北京朱明勇律师在为当事人樊奇杭在二审和向高院履行复核程序的时候，发现和掌握了大量的如刑讯逼供、伪证、滥用职权的证据。他认为说：“这些证据基本上可以判定重庆打黑完全是一种反法治的、反人权的政治运动，它对社会法治、对人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摧毁，后果严重。
迫使二院充分履行法律赋赋予职责
谢律师认为朱明勇律师披露的这些证据，尤其是涉及到具体当事人的生命权，令法律界同仁都看得更加清晰、更有把握了。律师界的呼吁迫使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履行职责、承担责任，他说：“最高院、最高检，现在就是说是不是要依法去履行你的职责？如果你有充足，确凿的证据，不履行你的职责，那么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所谓你的责任何在？你就要承担什么责任，这个事件根据，中国是人治还是法治，是走向继续改革开放还是走向毁灭，极左化的统治方式。”
他认为这个摆在这些有关的责任主体面前，比方说最高院院长、最高检检察长、包括中央政法委、包括执政党、同时也摆在社会面前，他们也必须要面对这个责任，这么一个契机。“比如说，我们这个社会何去何从，就是说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还能不能继续改革开放，还是说回到文化大革命，回到神州是开红一片，就是任意的去践踏人权，继续搞荼毒伤害这些生命。”
唐吉田律师表示，我们是要求最高检查院履行组去调查,没有给薄来熙先生发信。因为从我们法律人员角度来讲，即便是坚持中共的领导，那么也不能说是中央的某个人或者地方的某个负责人，比如类似像薄熙来先生就可以直接去操控案件的办理，这既违反中共以前的相关政策也违反中国大陆现性的法律，所以我们没有向他本人提出这方面请求，而是要求最高检查院对可能酷刑问题展开正面调查，向社会作出一个交待，如果存在的话，追究相关人的法律责任。那么要求最高检查院在樊季航等所谓社会案件死刑复核过程当中，在这过程当中，充分,履行法律赋附予职责，严把证据关，将案件办成能够让世人放心、能够经得起律师的考验案件，也就是所谓铁案。
法治应当成为官方和民间的一个共同的底线
他认为律师界的这次呼吁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说：“就是说对中国何去何从，我觉得法治应当成为当局也就是官方和民间的一个共同的底线、一个共识。在乱象丛生，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比起大家互相侵轧用暴力，法治还是能够降低一些成本。有些既得利益者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讲游戏规则，那可能导致这个社会最后的动乱。
民间当然可以借助法治、法律还可以维护这个权益去斗争，它是一个武器。其它的我个人还是持一个理性法治维权的一个思维方式，我觉得暴力还是对这个社会会…虽然有仇恨有怨恨，但是它最后不能建设这个社会，最后不能实践我们一个很好的民权民生的状态，我觉得还是须要一步一步来，理性和平的发展。而且同时我觉得民间也应该有这个信心，中国的未来发展还是主要靠民间靠公民去追求这个目标。
前景不容乐观 需民间推动政府走向法制
唐吉田律师表示再次揭开重庆打黑黑幕的朱明勇律师目前承受一些压力和有一些风声，尽管还是没有特别实质上的这种威胁，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他还透露朱明勇律师所辩护的樊基航的家人，据说已经有被重庆警方采取强制措施，他认为律师界的同行，从法律角度也会去继续去观注，力所能及提供一些支持。
他认为前景不容乐观，“但是不管怎样基于这种努力，表明履行一个国民应该履行的一种义务，这是我们所重点考虑的，一个社会不能单单基于政府，而是民间去推动政府来走向一个法治的轨道。”
针对目前高院和高检没有明确的回应，他说：“我相信这两个机构如果还有良知有正义、真正有法律精神的人，是应该充分注意到不能放弃自己历史责任，去屈从于权利、屈从于某种所谓的压力，造成千古之恨、留下来千古之遗憾。”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