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沧：拿什么拯救我们的孩子
【大纪元8月13日讯】福建南平幼儿园血案发生后，虽然凶手很快伏法，但我和先生都认为那不过是一个开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想像到，在随后的几个月内，又会连续发生多起校园血案，而且凶手大多仍是将正处在幼龄的孩子作为了向社会进行报复的牺牲品。据说幼儿园、学校的安全问题由此引起了有关当局的重视，然后就像我们从小就熟悉的卫生大检查一样，去接孩子的时候有一位警察站在门口，几位家长胳膊上临时戴上红袖标，当然，两天后警察就不见了，一位家长问起，老师笑着回答说：“哪能天天来啊？”
虽然有几位老人议论纷纷，并表示遇到对孩子行凶的人就该“打死他”，其中一位男性老者说：“打死也白打！完事谁都不承认。警察来都得说：‘你打了吗？你就说没打。你打了吗？也说没打。政府都得站在咱这一边。”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说：“干嘛不承认？就打了！怎么着吧？敢动人家孩子，就打死你。”
但除了这几位老人的议论，其他家长们的情绪都非常稳定，至少表面上如此。
而我，却不知道应该为谁感到悲哀？
作为一个经历过生活苦难的人，我理解、也体会过一切希望破灭后那种将人逼向疯狂的绝望，社会的不公和压迫、生活的四面困境、人性的自私贪婪冷漠，如此容易地就可以将一个人的灵魂碾碎，从中能够站起来的必定是强者，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心灵真正健全的人究竟能有多少？更多的是有声的和无声的平凡人的悲剧。当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死亡变得比生存更加容易，必然会有人以身犯险，这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只是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竟将屠刀挥向了天真无暇、像花瓣一样娇嫩的孩子。他们的身体奋然而起，但他们的心灵却依然跪着，因为就在已经决定放弃生命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只敢把冤屈和愤怒倾泻到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身上，藏在那背后的，是他们至死都无法摆脱的对于压迫自己的强权者的深深恐惧。在经历过人世间的打击和绝望后，他们用沾满孩子鲜血的双手，选择了向地狱中加速沉沦。
而从那几位老者的议论中，我看到的是不亚于凶手的凶残和孱弱。当一个人遇到危险，法律赋予人们以正当防卫的权利，但并不等于就要将对方打死，如果能够制止对方对自己的伤害，同时也不给对方造成更大的伤害，那当然是更好的选择。而且，只要政府认可，就可以“打死人也白打”是一种多么恐怖的逻辑！当整个社会的土壤都蕴含着仇恨和对生命的冷漠的时候，我们还能指望从这里产生心智健全的人吗？又有谁会珍惜我们的孩子的生命？
看到最初关于一位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在眼前被杀死的报导时，同样作为母亲的我，忍不住数次拍案而起，颤抖和流泪，波黑战争中曾经有一位妇女说过：“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痛苦。”面对种种不公，我们沉默；面对各种不合理，我们沉默；面对临到他人头上的残害和不幸，我们依然冷漠地沉默；但是，当悲剧已经蔓延到我们的孩子身上，如果还不进行反思，我们究竟还能沉默多久？
波士顿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刻有马丁‧尼莫拉牧师的一段话：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
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1970年12月7日，时任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波兰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砰然下跪，表示忏悔，虽然他自己在二次大战中也曾经遭受过德国纳粹的迫害。
而我却屡屡惊讶于中国人的不愿意反思和忏悔。
一个民族经历过那么多苦难，那么多的生命像蚁虫一样悄无声息地死去，在中国，却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人为此而忏悔。位高权重者将错误归结于前任者的些许失误，而普通民众也似乎乐于将染满鲜血的记忆洗去，大家落得个皆大欢喜。
当年读《傅雷家书》，楼适夷写的序言中提到傅聪二十余年后，归国参加文革中自缢身亡的父母的骨灰安葬仪式，数日后二人在返京的飞机上再次相遇，傅聪曾经问道：“那样的灾祸，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来呢？”楼写道：“我不敢对他作任何保证，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有勇气和信心，相信经过了这一场惨烈的教训，人们一定会有力量阻止它的重来。”
当时我就想，那固然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它单凭信心就可以实现吗？我们究竟可以用什么力量阻止它重来呢？用我们的自私、冷漠，对于弱势者的欺凌和对于强势者的孱弱？即使决策者的错误可以将数万、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人的生命轻易地从这片土地上抹去，那么具体执行的人呢，其数目又该是多么地庞大众多，然而至今，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此悔过和忏悔，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反思精神的回忆录都很少见到，每个人似乎都成为了受害者，每个人的双手都是如此地干净。一个经历过无数苦难的民族固然是不幸的，但一个不断地重复着相似的苦难、却又没有人愿意为此负责和反思的民族的希望又在哪里？
如今，当数代人累积的悲剧和伤痛终于临到我们孩子的头上，我们还能往哪里逃避？早上，我们可以等幼儿园的大门关上再离开；晚上，不等幼儿园的大门打开，我们就早早地等在门口，但我知道，这一切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俗语说的好，“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当不公、压榨和冤屈在生活中与人们如影随形，愤怒不是以这样的方式，也会以那样的方式找到新的突破口。
当年，鲁迅曾经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不能建立起一个公平、合理、让即使穷人也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得有尊严的制度和环境，如果每个人都不愿意审视自己内心的错位、扭曲和对于推波助澜导致社会道德沦丧所负有的责任，那么我们究竟可以拿什么来拯救我们的孩子？
最后，感谢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在这里，不死，就是活着，而且应该好好地、像一个人一样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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