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三十年前，当我还像你们这么大时，我就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就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那个晚上之前，我已经在学校报刊做了七八年的时间，是从初中的学校报刊做起的。
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在《信使报》实习，这是我第一个既喜欢又能拿到报酬的工作。这家报社位于新泽西郊区，他们的报纸日销四万五千份。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从未忘记在那个夜晚所感受到的狂喜。
当时，我差几个月就十九岁了。我那时甚至没有正式的白衬衫或西装外套。如果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向父亲借了件便服套装。
他比我矮近八公分，所以这件衣服我穿着不太合身。我的头发向下披散着，留着连鬓胡子，那是我几个月前去俄勒冈州旅行时开始留的。当时的我看起来简直像一个流浪汉。
我拥有对记者这个职业来说十分重要的东西：原子笔和速记笔记本。这些东西比我那不合时宜的穿着重要。在上班前，我赶到了《信使报》的停车场。
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晚上六点半到凌晨两点半。这里也没有什么训练和指导的过程。我把在大学校刊工作时的剪报带来，这让编辑相信了我的工作能力。
于是，我就被雇用了。我的工作是顶替休假的记者采访当地政府。上班的第一个晚上，我被派到一个叫布兰奇伯格地方，去采访镇委会。
当时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在截稿之前完成了工作，并因在文章导言中加进了“assuage”（缓和）这个词，获得了夜班编辑的赞赏。
在我的报导发送完之后，我就有时间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了。《信使报》占据了第二十二大街附近的一幢低楼层的现代化办公大楼。
白色的砖和茶色的窗户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保险公司或家俱店。在新闻编辑室，萤光灯照在一排排仿木的桌子和手动打字机上，令编辑室亮如白昼。编辑在办公桌前坐成一排，用胶水把剪报黏贴在一张纸上备用。
废弃不用的稿子会专门装订起来。在编辑的身后沿着墙放着接收通讯社新闻的机器。在两扇旋转门的那一头有排字室和印刷室，这些地方都被结实的、身上墨迹斑斑的印刷工控制着，他们认为记者是一群愚蠢的家伙。
狭窄的走廊下面是我们的“咖啡馆”，那里有六七台投币式自动贩卖机，里面有可用微波炉加热的薄饼。
我实习的第一夜，就对新闻了解甚多，知道这不是《头版》的神话世界。我们不是在城市哩，没人戴着软呢帽，从抽屉里偷偷拿出酒喝，或喊着：“重写一遍，孩子。”《信使报》原来在新泽西普兰菲尔德的闹区里。
普兰菲尔德是一个小城市，因在这里建了麦克卡车厂而发展起来。一九六七年，这座城市的黑人突然爆发骚乱，暴徒把一个白人员警踩死了。因为这个缘故，《信使报》才决定迁移到郊区。
在以后的几周我发现，我所认识的记者中，似乎有一半喜欢报导过去的事情，而另一半喜欢报导未来的事情。
有一个叫福里斯特的老记者，为了躲避去采访有关死者的消息而躲在桌子底下；他的同龄人——玛姬，有时就在桌上睡着了，假发还会跟着脱落；编辑菲尔则不停地抽着雪茄……但我不能因为有几个人特立独行就否定这一整个世代的记者，他们之中还是有能适应现代化大都市的生存环境、具有机敏意识的怀疑论者杰克．吉尔，也有中年时期在美国和平队【1】转变人生的理想主义者霍利斯．伯克，他们不但有经验，而且还有智慧。
很自然地，我被年轻人的圈子所吸引。这都是些二十几岁、受过高等教育、雄心勃勃的编辑记者。城市版的编辑安．德沃伊戴着染色的飞行员眼镜读稿，还抽着烟，吃着三明治。
调查版的记者山姆．梅迪斯用他在罗格斯大学写的诗谈论报纸。安最后成为《华盛顿邮报》驻白宫的记者，山姆成为《今日美国》的特约作家，其他人也去了《巴尔的摩太阳报》、《新闻日报》或《纽约时报》。虽然在那个夏天，这样的目标看起来还十分遥远。
对我来说，一星期挣个一三○美元已经够多了。那时，我出席了一系列市政会议，从区委会、教委会到城市规划委员会。我打电话到一些员警部门，了解每天案情的摘要。
因为我和报纸的戏剧评论家很熟，他请我观看了夏季的轮演剧目。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记者队伍中的一员，在去采访之前，我们会一起分享意大利面；在开车回家前，我们会抓紧时间在安伯斯商店关门前喝上一杯。在那个夏天，那些闷热潮湿的新泽西夜晚从未显得那么富有魅力。
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在南邦德布鲁克做焦点记者的替补。那是座平静无事的蓝领城市。这时，有人打电话给我提供内幕消息。他说，在此城边缘的运河边的小道上有一堆可疑的垃圾碎片。
这是那个夏天唯一真实的内幕消息。我开车去那里，发现了一堆十五呎高的垃圾。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在垃圾下面盖着海绵一样的白色材料，这使我警觉起来。
离这里几哩远就是石棉制造商约翰斯．曼维尔的工厂。工厂里数百名在职和离职的员工由于吸入粉尘，患了罕见的癌症。我马上根据这个发现写了篇报导，这引起了州环境保护部门的重视，派人来检测垃圾的成分。
后来证实这堆垃圾中果然有石棉。这是我第二篇引起轰动的报导。那里的业主做出反应，雇了个大学生看管垃圾。大学生坐在一辆马车的沙发上，观察周围的动静。
这以后事情的发展，伴随着头版照片，成为第三篇引起轰动的报导。好几个晚上，当我在报社中走过福里斯特身边时，他总会喃喃地对我说：“石棉，你就是那个写石棉的人。”我搞不清楚他是在恭维我，还是在谴责我。
在八月份快结束的时候，我终于了解到，吸引福里斯特对鲍勃．马利的注意是最安全的。真没想到，他居然喜欢鲍勃．马利。@(待续)
摘编自 《给年轻记者的信》 博雅书屋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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