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周行多伦多采访报道）2009年2月6日，中国著名流亡作家、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先生在多伦多大学举办他的新书《台湾大劫难》介绍会，并解答听众提问。之后，袁红冰先生接受大纪元记者专访。以下内容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记者：可否谈一下您写“台湾大劫难”一书的初衷？
袁：这个书主要是把一个真相告诉世界，同时也提出一些如何保卫台湾自由的思想，书的基本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给台湾人敲响一次警钟，同时也揭穿中共和国民党权贵之间的一些政治阴谋，另外我试图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把中共的政治战略曝光，使它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处于进退为难的状态，希望能够打破中共战略的脚步，为台湾保卫自己的自由赢得更多的时间。
记者：能不能举些例子，就是您的书中讲的那些，揭露的那些机密文件确实是有来处的？
袁:这本书本身不是一种预言，它是一个事实的证明。所有这些信息都是从受到中共整肃的高官的家族成员那里转给我们的，等到将来我们会把我们写书的基本的动机和原委告诉世界。
记者：按照您现在对中共和台湾社会的理解，您觉得台湾人应该如何应对才是比较好的方法？
袁：第一是开始一次对台湾前途和命运的全民大讨论，通过这次讨论，使大家冲破中共暴政和国民党权贵制造的两岸关系所谓互利双赢的这类谎言，把真相呈现出来，认识真相是走出大劫难的前提；第二是台湾人要迅速地行动起来，用自己的民主权力迫使国民党当局尽快地改变全面投降共产党的这种国策，同时要制定出能够引领台湾人走出这次大劫难的具有大智慧的大国策来。
记者：您说中共对台湾的政策主要是以经济最后带动控制这个社会，那么您觉得中共对香港的政策会不会有类似的策略？
袁：中共现在对香港的所有的经济优惠都是临时性的，都是为了保持香港作为一个诱饵把台湾引诱进它政治的牢笼，当中共一旦把台湾也关进它政治的牢笼后，香港的自由也就没有了。
记者：神韵演出成员香港签证被拒，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中共起什么作用？
袁：中共是全球几乎所有反自由、反人类的行为背后的主导者，那么在香港就更是如此了，大家都知道现在香港的一国两制本身就是一个骗局，现在整个香港的政治局面完全操控在中共暴政的手里。所以这次它们拒绝让神韵进入香港，我想至少表达了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中共暴政对神韵充满了恐惧，否则它何必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另外一个就是中共对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实质上是一个谎言，它自己揭穿了自己的谎言。
记者：这件事情对台湾有什么警示作用？因为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说这个事情对台湾有警示作用
袁：这件事情就可以让台湾人意识到一国两制实际上是一个骗局，所谓一国两制就是说香港还可以保持自己的自由，那么在一个自由制度之下怎么可以禁止一个文艺的演出呢？而中共暴政就这样做了，那台湾人应该从中理解当他们沦为中共暴政下的一个所谓特区之后，他们的精神自由、社会自由都会丧失掉。
记者：您在美国的一个发布会上讲过，中共对中国人传统文化及道德观念进行持久破坏，当今中国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已经接近亡国了，您可否解释一下？
袁：中共统治中国的60多年，就是不断地对中国的文化摧残的过程。从57年所谓反右派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整个中国的文化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摧残的过程，那么在把中国的文化彻底摧残之后，特别是把中国的文化精神彻底地消灭之后，它现在又用一些残存下来的文化的躯壳涂脂抹粉，它自己又粉墨登场，扮演一个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这样一个角色，比如它在全球各地办孔子学院，而事实上这些孔子学院成为它统战的一个工具，成为它在全球推行共产极权专制的一个工具，而共产主义思潮显然是来自西方的极权主义思潮。
记者：您说亡国文化层面上，那对中国人和中共意味着什么？
袁：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沦为精神的亡国奴。如果大家还不认识到这个的话，我们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就没有继承人了，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中国的意义就是下一个中国历史时代的重要主题之一，就要复兴中国文化，重建我们文化的祖国；对于中国暴政来说，把这件事情揭露出来可以让中国人意识到中共暴政不等于中国，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集团，因为它背叛了自己文化的祖国，它从灵魂上、从精神上出卖了自己的祖国。
记者：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中国人有的出国几年了，还很怕中共。您提了中共的很多坏事、丑事，那您有没有过担心？
袁：我是从来不担心这些的。我早就知道，我有一句话叫做：自由是艰难的，高贵也是艰难的，但是我们为了不死于丑陋和堕落，我们必须承受这种艰难。所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信念，就不要去谈论与自由和高贵有关的话题，我们既然谈论这个话题就不应该再去考虑那些问题。当然中国人很多人处于这个恐惧之中，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共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一个极权统治，但是中国人也要明白另外一个道理，恐惧是没有用的，委屈不能够求全，如果终生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这样的人生实际上是很没有价值的。
记者：您住在澳洲，澳洲曾经有一个中共的外交官陈用林出来揭露中共的一些间谍的事情，您自己有没有受到过骚扰？
袁：它们从来没有骚扰过我。鬼怕钟馗。
记者：我们看到有很多中国人还是很怕中共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已经有差不多七千万人中国人在大纪元网上登记退出中共，有些用真名退，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袁：用恐怖来维护统治是所有极权暴政的共同特点，而且越接近灭亡它会越把国家恐怖主义发挥到极致，但是历史证明了所有恐怖的统治最后都不能持久，人们总是要从恐惧中走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些退出共产党的人，他们是在中共体制内发生的奴隶起义，他们能够勇敢地走出对共产党的恐惧，他们就接近了自由。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中共对台湾问题采取了文化、经济等几方面作统战，现场很多听众的提问也有很多担忧，经济这个东西好像太强大，您有什么见解来帮助台湾人或者中国人？
袁：概括地说就是在整个人类都相信物欲的时代，台湾要想保有自己的自由就必须有一种超越物欲的精神力量。这不是简单的理想主义，而事实上我们回顾每一次人类的历史，每一次大的劫难的关头，都是这种崇高的理想主义引导人类度过了灾难。
记者：您写这本书您觉得对大陆的或者是散居在海外的中国人有什么意义？
袁：我想对中国人至少有一点，在相当程度上让中国人意识到我们实际的真实地位，我们的真实地位就是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我们的真实地位就是中共暴政统治下的精神和文化的亡国奴。我们如果想要改变这种状态作一个自由人，就必须驱逐马列、恢复中国，重建我们文化的祖国。中共在临死之前，它是不惜把中国毁掉的，你看它现在为了发展经济如此彻底地毁灭中国的自然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你就可以知道。而大量的贪官把他们用腐败的权力掠夺的金钱转移到海外，也表现出了他们一种很疯狂的末日心态。所以，只要中共暴政多延迟一天，中国未来的灾难就会深重一分。要想减少中国这次大变革，社会大变局中的未来的灾难，只能有一条路，那就是尽快地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
记者：您认为怎样做到这一点呢？
袁：现在整个中国反抗运动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中国几亿的农民工、中国几千万的国营企业的失业工人、200多万基督徒家庭教会的反抗，藏族人、维族人、蒙古族人的反抗，还有法轮功维护自己信仰的反抗，所有这些反抗的力量，我想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上形成一个共同的意志，那就是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
记者：您作为大陆的一个学者，为何这么关心台湾的民主问题？
袁：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认为自由是属于整个人类的事业，因此当台湾的自由面临灾难的时候，我肯定要做一些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所有的哲学和文学著作在中国大陆都是禁书，如果没有台湾这块自由的圣土，我的书，存在我灵魂的这些著作就不可能出版。那就是茫茫的宇宙之间，虽然如此辽阔，居然没有我的一本书出版容身的地方，幸亏还有台湾这样一片自由的圣土。那么台湾的自由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又怎能完全置身事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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