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文化(6) :史书散文 歌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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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0年12月0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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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风云变幻的时期。尽管战事频繁,可文化、科技依旧繁荣,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为后世的历史文化奠定了基础。

殷墟卜辞可以说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兽骨龟甲上简略地记录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辞。《尚书》(又称“书经”)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自尧舜, 下至秦穆,大多都是史官所记的帝王的誓、命、训诰gao4,具有重要的古代史料价值。《尚书》也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散文集。其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

春秋时孔子编撰的《春秋》,是流传至今的中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它通过极为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并表示出作者对这些事件的褒贬。《春秋》对于后世历史编写起到示范的作用。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由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质朴、精炼而形象生动,“诗味”浓郁,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

《左传》一书是战国初期的著作,它不同于专门解释《春秋》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中国一部叙事生动而具有真实性的编年史。这本书不但有丰富的语言, 记述春秋时人的对话,曲折生动,极为活泼,而且叙述历史事件,特别是描写战争,都能绘声绘色,令人读了如同亲历其境。唐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曾竭力称 赞《左传》的叙事文,认为它“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 经典。

民间歌谣在春秋、战国间是非常流行的。《左传》、《国语》和诸子书,就时常称引民间的歌谣。

《老子》五千言,大部分是用韵文写成的,语言精炼而生动,含义深刻。

由于歌谣的流行和发展,战国时代的诗歌在文体上已有不同。在春秋以前的诗歌总集《诗经》中,“雅”为西周王畿ji1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国风》是土风歌谣。“兮”字的有无是区别当时宫廷和民间歌辞的标准之一。在《国风》里常见用“兮”作语助词,《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中就很少见。原来“兮”字古音读为“啊”,是古时民间歌谣中常用的语助词。

到春秋、战国间,民间歌谣中出现了句法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辞,已不像《国风》那样多用整齐的四字句。这时民间的歌咏往往是用音乐来伴奏的,在音乐伴奏中,唱着长短参差而生动活泼的歌辞,很能感动人。荆轲从 燕国出发入秦谋刺秦王时,路过易水,高渐离弹着一种叫做筑的竹制弦乐器,荆轲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的歌和高渐离所弹的筑的音调是相和的,据说先为“变征zhi3之声”(“变征”是一种悲哀的音调),大家听了都流泪涕泣;后又“为伉kang4慨羽声”(“羽声”是一种慷慨激昂的音调),大家听了,都睁大眼睛,头发也好像竖立起来了(《战国策.燕策三》)。 这时南方民间的歌曲,更是曲折变化,悦耳动听。

据说楚顷襄王时,鄂君子晰泛舟于新波之中。钟鼓的声音刚停止,打桨的越人就一面打桨,一面歌唱,用越语唱出了三十二个字音的一首歌,因为鄂君听不懂,请人用楚语译出,成为这样一首楚辞:“今夕何夕兮,搴qian1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zi1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说苑.善说篇》)

“楚辞”之名,最早见于《史记.张汤传》, 可见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时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 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中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

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 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在《楚辞》中除了《离骚》以外,主要的作品有《九歌》、《远游》等。

中国的古文字在殷周时代就具有艺术风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辞”以外,还有用笔写的“书辞”。西周的金文(铜器铭文)在铸造之前,先要写好字迹。其中有好些作品字体美观,可以说出于当时无名的书 法家之手。但是,有意识的把文字作为艺术品,使文字艺术化,是从春秋末期开始的。春秋末年吴、越、蔡、楚等国往往在作为仪仗用的兵器上,镌刻美术字体。它和当时的草率字体正好相反,力求工整美观,或者在笔画上加些圆点,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应有的笔画之外附加鸟形的装饰。这就是“鸟篆”、“虫篆”或“缪 mou2篆”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楚墓发现的越王勾践剑,整个剑身满饰菱形暗纹,有铭文作“越王鸠jiu1浅自作用剑”八个字;一九七七年湖南益阳县赫石庙战国墓中发现的一把铜剑,上下两面都铸有“越王州句(即朱句)自作用剑”的铭文,都是这种鸟篆字体。

到了战国时代,文字在民间频繁而广泛的应用中,简化的、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变化十分显着,不同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很突出。当时印玺、货币、陶器上的文字,铜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工 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草率的字体,它和青铜礼器上工整的铭文显然不同。大体上当时重要的青铜器上工整字体,还是沿用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写法, 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体,是出于当时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正因为出于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字的写法很不一致,连偏旁也有不同,出现了汉代许慎所说七 国“文字异形”的现象(《说文解字叙》)。

战国时代还没有字体的专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工整的一种就是篆书的起源;草率的一种可以称为“草篆”,也可称为“古隶”,它正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以秦国为例,当商鞅变法时,所制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铭文写得工整,是西周以来传统的篆书;但是“大良造镦”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属于草篆的字体。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隶书和小篆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圆笔为方笔,变弧线为直线,这样写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战国时代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讲究美观。例如战国初期韩国制作的编钟,所有铭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内写着工整的篆书,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也都是工整的篆书。 这就是书法的起源。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也还沿用这个办法,除了广泛应用隶书以外,许多刻石和重要铜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写得工整美观。相传李斯就是个书法家,“号为工篆”,许多刻石的铭文都出于他的手笔。从这时起,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和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

转自《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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