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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2日讯】 离开看守所时天下小雪，天阴得黑沉沉。我和E等狱友告别，彼此神色凝重。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做了什么，“管教”站在一旁监视。走出看守所大门之前，我对看守所所长说了句“下次再见”。警察们都笑起来，认为我是在搞幽默。
我并没有马上自由，被软禁在一间招待所，有人昼夜看守。按照K处长所说，他们还需要跟我谈几天话。第二天中午K处长设宴。送我去赴宴的警察炫耀地告诉我那是江泽民曾经下榻的饭店。席间有人拍摄K处长跟我碰杯的照片，其他警官也来合影。我想那些照片都会放进安全厅的档案。K处长大概认为这样一种反差会给我打动，对我说你昨天还是阶下囚，今天就是我们的座上宾，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我回答说，没错，从此我就成了你的线人。这样的回答使他有点尴尬，他做出不屑表情，反问你以为你做得了线人？他的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足够卑贱，得一直沉沦下去才能达到充当线人的水平。他虽然只是一个处长，口气中却总有决定他人命运的霸气。这也难怪，多少人从他手里走进监狱和刑场，命运的转折甚至生命的存亡全取决于他怎么下笔。我俩坐在一起各打鬼胎，想一想也很有意思，我是个汉族，为维吾尔人的问题来新疆“窃密”，他是个维族，为汉人政府抓我审我还“发展”我。不过，不考虑他的工作，他身上还是有一些维族人的优点，比汉人更为直率坦诚，不太玩弄小伎俩。
吃完饭回到软禁我的招待所，一切突然开始加速进行。他们忙着办理有关释放的手续，原来说还要进行的谈话也没了。杨科长这回是主动督促我给北京打电话，告诉家人明天我就会到家。这反而让我产生猜疑，为什么突然变成急于把我赶快扔出去呢？后来知道，正好就在那两天，海外传媒开始密集报道我被抓的消息。当局大概是希望我尽快出狱能起到平息舆论的效果。
当晚K处长到软禁我的房间，告诉我北京市安全局来人到乌鲁木齐接我，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块飞北京。我不知道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回不再说不许我与安全机构的其他部门接触，而是煞有介事地说“今后你就归北京局领导”，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和K处长做最后谈话时故作深沉，引用了“革命导师”的话。我说：“斯大林说过，没有进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希望有过这次经历，从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人。”K处长神情异样地盯了我一会，看得出已经感觉对我没有把握。
第二天，1999年3月13日，我被捕后的第42天，北京安全局一位处长和他的助手带我上飞机。我做好准备下飞机后可能还会被带到北京安全局的什么地方继续受审，然而没有。飞机降落时那位年轻精明的处长告诉我可以自己走了，不要让人看到我们在一起。此时我说要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休息，然后才能和他们谈话。算起来我在外面一星期应该能办完所有事，就可以再回监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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