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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8日讯】 一次在旅途中跟一个北京大学生闲聊，他告诉我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他有个 表妹现在在美国上中学，以前在北京时，她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三，可去了美国不到一年就名列全 班第一。 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也就在电影跟音乐方面比咱们强一点，但要说到科技 方面根本 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说这话时，他的神情中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满足。当时我只是置之一笑 ，但后来越想就越觉得不对劲儿。按理说改革开放了这么多年，国内外的信息比 以前要丰富 真实得多，但为什么还存在着如此偏激无知的思维定势呢?如果依照那位大学生 的推理，那么中国的科学家就应该在人数和质量方面远远高于美国才对，而美国的科学家当 中华裔科学家 也应该占压倒性优势。然而事实刚好相反，美国的科技人才从整体上来讲无论 是人数还是在质量方面均超过中国，其中美国本土培养的非华裔科学家占了绝大多数。如此 简单的道理，可为什么他仅仅满足于别人提供的片面“事实”，而自己却不会去发现去分析 呢?我左思右想 ，觉得这责任实在应该归咎于我们的“填鸭式”应试教育。
由于种种原因，我曾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上过两所幼儿园、三所小学、四所中学以及两所大学 (所以我一直自认为最有资格对中国的教育说三道四)，在这么多不同的学校里，我体会到的却是一成不变的特色—为了最后的全国统一高考而学习。而这也就是我们教育体制的关键症结所在。
中国人对于高考的迷信，无非是觉得它公平—一张考卷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就是认为它合理—国家选拔最优秀的青年上大学，让他们将来从事最重要的工作。但这儿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第一，公平就一定合理吗?咱们历来就爱搞一些无聊的“公平竞争”，譬如“楚王好细腰”，譬如“八股取士”，再譬如“缠足比美”，这些都是人人平等的事，问题是合理 吗?至于高考的分数越高就越优秀的观点，简直就是“出身越好越光荣”的现代版。而我所知道的事实是，绝大多数社会精英在校学习时的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其中有些人甚至连中学文凭也没有。原因很简单，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可以有很多种方法，而学校所能培养和考察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再加上人的主观能动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地发生 着变化，因此仅仅通过一次考试，相差几分就决定一个人的优劣是十分荒谬和不负责任的。
一九七七年我国恢复了高考，比起在“文革”中凭“出身”上大学的制度，这无疑是一进 步 。但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比较荒谬的做法取代了另一种极其荒谬的做法，并没有本质 的区别。现在政府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今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更向全党全社会 发出了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号召。目前社会上下也正加紧实施《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但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也是相当严竣的 ，一方面国家三令五申要搞素质教育，而另一方面升学率仍旧是家长最为看重的指标。在这 种形势下 ，素质教育也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了。
由此可见，推广素质教育的最大阻力来自高考这道现实的坎儿，而中国的家长和老师们又是这道坎儿的坚强后盾。在“天之骄子”的诱惑面前，什么“亲情”、“师道尊严”全都变得黯然失色。孩子成绩好，什么却好说；成绩差一点儿，便是拳打脚踢；甚至有个别家长将自己的孩子活活地打死还美其名曰“望子成龙”，可见他们根本就不去考虑子女的身心是否真的健康。我曾听一位父亲这样教育自己的儿子：“只要你考上大学，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我养你一辈子。”崇高的亲情变质为俗不可耐的急功进利，真不知道这样对子女对社会有什么好处。至于“教书育人”的老师在这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上高三时，我们的班主任在一次班会上就赤裸裸地宣称：“等考上大学以后，你们就比普通人高上一等了，到那时，你们想干什么都行，谈恋爱、看小说、都没人管，但现在必须得玩儿命学习!”与孔子为师的“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原则比起来，这样的老师简直是在误人子弟。也许有人会说，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学生好，这就让我想起了满清时期一位母亲这样安慰她那因缠足而痛苦不堪的女儿：“孩子，忍着点儿，这都是为了将来你能嫁出去啊。”
那么怎样才能考上大学呢?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大学生告诉我，高三那一年，他们那所寄宿学校不让高三学生出大门，只准星期天回家一次，整整一年里他们除了背就是写，他说现在一回想起来说觉得恶心和恐怖。而另一位在报纸上大谈成功经验的“神童”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想“金榜题命”就得“死记硬背”，不仅文字题要背，公式例题也要背。在电脑正被普遍使用的今天，摁几下键盘就能获得比记忆准确得多的文字信息；就是以前连数学家都解不出的难题，电脑也能迎刃而解；而我们的学生却还在这上面浪费宝贵的青春和大量的精力，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的悲哀。
有资料显示，现在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在普遍下降，身体则发育不良、羸弱多病，不少人还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在能力结构方面，则过分偏重于理解与记忆，而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的能力，爱因斯坦二十六岁就提出了“相对论”，而我们的研究生恐怕还在那儿翻着白眼背英语单词。可见高考制度带来的应试教育确实是“万恶之源”。就以全国数一数二的“圣殿”—清华和北大为例，二、三十年代这两所大学曾经人材辈出，可如今又出了那几个能在世界上“叫得响”的名人呢（当然，如果你一定要把红卫兵头子蒯大富和变态杀人狂卢刚也算上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你也许要说，不是有五位华裔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吗?是的，但令人尴尬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新中国接受过一天的教育。
另外，高考制度还是社会上人才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我们知道，一个科学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形的。而我们的应试教育却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在城市里，稍微有点儿资质的学生都去赴高考这座“独木桥”，只有“什么也学不进的”才去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这就使得我国严重缺乏一批高素质的中级人材。在农村，那些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学生被逼辍学，大批地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而沦为文盲或半文盲。我在一家大型的包装企业里干过 ，曾亲眼看到了应试教育带来的这一恶果：我们厂有世界一流的设备、进口的高级油墨和纸张，可就是印不出世界一流的产品，甚至连香港的一些“小作坊”的水平也赶不上，究其根源就是没有一批相应的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车间里的工人来源最多的是农村里只有小学和初中学历的打工仔，其次就是城里的高中毕业生和其他专业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这些人根本就不懂印刷技术，多数是现学现用，而最关键的技术活儿则是由一帮吊儿郎当的印刷专业的大专技校生所把持，这就难怪得我们的产品会差人一等了。
以上的种种事实表明，我们的教育体制现在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而教育革命的关键之关键就在于是否有魄力向高考制度开刀，否则，一切形式的改革都将是“扯淡”。中国已经没有时间可以等了，改革的步子为什么不能再大一些呢?也许有人会说不能太快了，要慢慢来。我想起了在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初，也有人说太快了，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经济体制 改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的确，中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决不应该是一位小脚老太太 ，而应该是一个健壮的青年。
每当我看到正值花季的少男少女们被繁重的学习压得面无人色目光呆滞时，每当我听说某个好端端的青年在考场上发疯在落榜后自杀时，这些在文明国家的人们看来该是多么地匪夷所思啊(就像我们鄙夷某个落后民族的陈规陋习)!而我感到的却是切肤之痛。一场高考下来，考不上大学的自卑，考上了大学考不上好大学的自卑，考上了好大学考不上好专业的也自卑。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一批什么样的“人材”?就这样的一代青年怎么去迎接新世纪的挑 战 ，又怎么能创造灿烂美好的明天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把高考无望的子女送到国外 去念书，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要知道，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大量的外汇，也带走了民族 的基石和自尊心。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搞教育产业化却让它成为别国的支柱性产业呢?我们天 天抱怨经济疲软，而放着现成的一个激活经济的楔机却视而不见。要知道我们并不是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有很多的教育模式都可以借鉴。远的有欧美，近的有日本台湾，如果这些都“ 不符合国情”，我们不是还有四九年以前的教育制度可以参考吗?谁来敲响中国高考制度 的丧钟，废除全国统一高考，给地方和大学更多的教育自主权，给老师和学生更多的教与学 的自由，这必将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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