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华:中共八十年的“路线斗争”

林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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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7月5日讯】 由于“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所以中共建党八十年来﹐“斗争”成了它的主线。所谓“两条战线”的斗争﹕对外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对象开始是北洋军阀﹐但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形形式式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对象就是党内那些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其实就在一九二一年建党以前﹐中共这些建党创始人就已经同人家“斗争”了﹐例如同胡适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同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的争论。

同国民党的斗争是“敌我矛盾”无疑﹐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因为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涉及方针方法上的不同而已。但是斗争一样残酷无比﹐结局差不多同“敌我矛盾”差不多。同古今中外的“成王败寇”一样﹐胜利者就是正确路线﹐其他非左即右﹐并奉送由当权者制定的各式帽子。

中共第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后来迁到嘉兴南湖召开的﹐但是与会的中共领导人后来全忘记具体的日期﹐只能以七月一日作为党的成立日期。以后经海外学者的考据﹐确定是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也认同是这个日子﹐但是也只能将错就错﹐继续沿用七月一日那个假日期。中共后来的“假大空”也可能连生日都是假的有关。

就是在这个“一大”﹐中共就开展了党内斗争﹐批判了刘仁静左的关门主义观点和李汉俊右的合法主义观点。刘仁静后来被指为“托洛斯基分子”。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广州召开“三大”时﹐又同两种“倾向”作斗争﹐一个是以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倾向﹐一个是张国焘为代表的关门主义倾向。到了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以后﹐党内的这些斗争就不是“观点”或“倾向”的问题﹐而是货真价实的“路线斗争”了。

纵观中共八十年来的党内“路线斗争”﹐主要有以下几次的“机会主义”路线﹕

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中共建党后就面临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独秀认为当时的革命任务既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必然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资产阶级掌权以后开展议会斗争的事。他这个观点其实符合中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对急于求成的人来说﹐则是“右倾”了。因此后来被扣上“两次革命论”。由于他坚持这个观点﹐后来罪名越来越大﹐从机会主义发展到“投降主义”﹐再“取消主义”。又由于他拒绝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作检讨﹐并且认为革命的失败同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关﹐从而卷进苏联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而成为“托洛斯基陈独秀匪帮”。但是国民党也没有饶过他﹐一九三二年将他逮捕关了五年。一九四二年在穷困潦倒下陈独秀病逝于四川江津。

其实说陈独秀“投降”是冤枉的。蒋介石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不是因为陈独秀的“右”﹐而是因为中共党员混入国民党内部而须清党。国共合作时共产国际曾下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是反对的﹐因为共产党要旗帜鲜明。这种“跨党”当然也引来国民党的猜忌﹐因为谁也不会愿意在自己党内有他党的人混在里面从事不可告人的活动﹐这才引来蒋介石的清党。陈独秀的反对当然是书生气十足。共产党的胜利﹐“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重要的一环就是打入对方内部进行策反。不要说“敌强我弱”﹐就是现在无产阶级专政了﹐“民主党派”中的领导人有好些也是地下的共产党员。

而毛泽东后来为了要在理论上反对陈独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之说﹐便加上一个“新”字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回避了“资产阶级”的字眼而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了。而在党内精英被国民党屠杀和中共落草之后﹐领导人的成分中有理想的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代之以农村和城市痞子。他们好勇斗狠﹑诡计多端﹑不择手段﹐促进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他们的劣根性也带来中共建政后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在根据地里的肃反扩大化带来建政后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而打击一大片﹔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浮夸风带来的灾难。这些歪风邪气至今还生根在中共内部﹐成为中共的毒瘤。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代价。

二﹐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右派的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七月十五日左派的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八月一日中共组织南昌暴动﹐诞生“中国工农红军”。八月七日中共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将革命失败的所有责任推在陈独秀头上﹐并撤换了他的总书记职务﹐由一直批评陈独秀“右”的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瞿到处发动武装暴动﹐无奈国共力量悬殊﹐都失败了﹐于是又背上“左倾盲动主义”的罪名﹐在第二年的春天就被斯大林制止。

瞿秋白后来在党内继续受到打击。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时﹐明明知道他是文弱书生﹐而且身体多病﹐但就是把他留在江西苏区于敌后“坚持斗争”﹐显然要借国民党的刀来杀人。果然不久他就被国民党逮捕﹐这位中共的才子在狱中写下<多余的话>﹐叙述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同中共之间“历史的误会”。但是国民党没有饶过他而把他处死(一九三五年)﹐共产党也没有放过他﹐文革期间被挖坟鞭尸。

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于陈独秀﹑瞿秋白两个知识分子非右即左﹐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遂看中工人成分的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但他不但是个草包﹐而且由党出经费养了一个妓女﹐就如时下顺口溜中所说的“吃喝嫖赌全报销”﹐不理政事﹐而其他领导人有些还在莫斯科﹐于是实权落在担任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手里。当时红军在根据地有些发展﹐李立三便冲昏了头脑﹐认为革命高潮到来了﹐于是在上海调动红军进攻大城市﹐如长沙﹑武汉等﹐还组织城市和农村暴动﹐结果当然是连吃败仗。一九三0年九月﹐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莫斯科回来﹐奉命停止了立三路线。李立三去莫斯科检查错误﹐后来被关在监狱里﹐到一九四五年才放出来。“解放”初期从事工会工作﹐又被批为“工团主义”。文革期间李立三被残酷批斗﹐于一九六七年自杀身亡。

四﹐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瞿秋白对李立三的处理被共产国际认为是“调和主义”﹐于是共产国际培养中国学生的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两个得意学生王明和博古在政治上撺上来了。在米夫亲临操纵下﹐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政治局委员并且掌握了实际权力。由于不久发生大逮捕事件﹐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虽然跪地求饶仍被枪决﹐王明便到莫斯科出任驻共产国际代表避风险﹐而国内的负责工作交给年仅二十四岁的博古﹐他当时是共青团中央的书记﹐而王明则在莫斯科遥控。

王明路线对立三路线越批越左﹐不但政治上连资产阶级一起打倒﹐在城市更加孤立﹐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到江西的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军事上因为共产国际派了一个顾问李德(德国人)﹐推行正规战的路线而在战争中遭到重大损失。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而“长征”。由于长征途中连打败仗﹐遂于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遵义会议﹐撤了博古同李德的职务﹐由张闻天总负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此时﹐共产国际号召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由王明出面﹐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极左路线基本结束。

所谓“基本”结束﹐就是说后面还有余波。中共在陕北站住脚以后﹐毛泽东借“整风”为名开展党内斗争。彻底清算王明为首的“国际派”﹐连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的张闻天也被下放﹐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废总书记一职而改设主席职﹐由毛出任党主席。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被毛拉进彭德怀反党集团再挨整﹐文革期间再被批斗逼供﹐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病逝。博古一九四六年飞机失事身亡。王明在一九五六年去苏联治病再没有回来至一九七四年病逝。

抗战期间王明从苏联回中国﹐主持中共长江局﹐同国民党军政要员杯觥交错﹐被毛泽东指为“右倾机会主义”。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被国民党指为“违纪”打垮﹐中共归咎于当时新四军负责人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也同王明挂上钩﹐予以清算。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被自己的副官打死。王明的由左变右﹐成了中共党史中机会主义路线的典型。

五﹐罗章龙分裂主义路线

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的六届四中全会是个“扩大”会议﹐米夫找了一批不是中央委员的“国际派”参加会议﹐米夫在推出候选人名单时也宣布选举时这些被“扩大”进来的与会者也有投票权﹐结果候选人自然全部选上。这就是中共的“民主”。此举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弹。带头造反的是毛泽东的老朋友罗章龙。他是毛泽东新民学会的成员﹐是中共最早期的党员之一﹐此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也反对立三路线﹐并且提出一份领导人名单﹐无奈米夫看不上他﹐选举方式又被修改﹐他一气之下带了一批人另立中央。然而别人可以搞非组织活动进行变相政变﹐他要搞可不行﹐因为米夫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而中共是儿子党﹐所以罗章龙在一月二十七日就被开除出党﹐罪名是“分裂党中央”。罗章龙后来从事教学生涯﹐“解放”后担任政协委员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顾问﹐九十年代以高寿善终。

但是那时更可怕的是﹐由于有人告密﹐一月十七日和十八日﹐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当时还在上海活动的中共要员三十多人﹐包括十名省委书记﹐他们多数是罗章龙的支持者﹐其中二十四人在二月七日被枪毙。罗章龙的中共中央经内外打击很快就垮台。一直有人怀疑是王明向国民党告密借刀杀人﹐但是一直没有拿到证据。其后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的西路军被国民党歼灭﹐陕北根据地开创者刘志丹东征时牺牲子弹是从背后打来的﹐也一直有人怀疑是毛泽东在借刀杀人﹐但是也还缺乏进一步的根据。

六﹐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

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一大时被选为组织委员(部长)﹐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主持鄂豫皖根据地﹐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中央红军“长征”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也长征﹐两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由于中央红军只有一万多人﹐装备不佳﹑人员疲惫﹐而四方面军越打越勇﹐人数发展到七万多人﹐装备也比较良好。于是双方产生矛盾﹐毛泽东认为张国焘要吃掉他而连夜出走﹐张国焘则图另立中央。但是最后大家还是到了陕北。

一九三六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命令四方面军的两个军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后来又要他们在甘肃建立根据地﹐加上指挥错误﹐次年就战败瓦解﹐剩下几百人从新疆经苏联﹑蒙古回到陕北。当时留在陕北没有参与指挥的张国焘被毛泽东强加“分裂”罪名﹐要他为失败负责﹐并且开展激烈的批斗﹐当时还留在陕北的四方面军将领许世友等企图逃亡被捕判刑。张国焘在事件告一段落后于一九三八年逃离陕北投向国民党﹐一九七九年在加拿大病逝。

七﹐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

这是中共建政后第一场党内大的“路线”斗争。高岗也是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中共建政后担任国家副主席﹑计委主任等职﹐但据说想取代周恩来的总理地位而拉帮结派﹔饶漱石当时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九五四年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露批判后高岗自杀身亡。次年被高饶被开除党籍。饶漱石于一九七五年病逝。

有消息说﹐高岗的野心是被毛泽东怂恿出来的﹐是毛要利用他对付刘少奇和周恩来﹐后来打开看情况不对﹐没有把握﹐便出卖了高岗。在揭批会上﹐毛泽东居然“放假”而交给刘少奇主持。

八﹐彭黄张周反党集团

彭德怀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黄克诚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张闻天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是候补中央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他们因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些意见而被毛泽东在一九五九年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党集团”。文革当中他们再次被清算﹑批斗﹐彭德怀于一九七四年因残酷迫害病逝﹔黄克诚侥幸活到一九八六年病逝﹔周小舟于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后被迫害而自杀身亡。

九﹐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这是毛泽东为夺回因为“三面红旗”失败而失去的权力而给刘少奇加的罪名﹐并以“反修﹑防修”为名在一九六六年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揪出“中国赫鲁晓夫。当时刘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泽东于该年八月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九六八年十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作为“叛徒﹑内奸﹑工贼”而被永远开除党籍。在摧残之下刘少奇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病逝。

十﹐林彪反革命集团

毛泽东在利用林彪在军队的支持夺回权力之后﹐深恐林彪坐大﹐于是在确定林彪是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党章规定的唯一接班人后﹐又不给他当国家主席而逼他摊牌。林彪在四面楚歌下被逼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匆忙出逃﹐摔死在蒙古沙漠。于是中共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挖出林彪余党。一九八0年对他们的重要人物进行“公审”判刑。

十一﹐江青反革命集团

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中共元老发动武装政变﹐逮捕了以毛泽东“爱人”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成员﹐后来被称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罪名是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一九七七年十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江青被永远开除党籍。一九八0年中共“公审”江青反革命集团﹐次年江青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一九九二年江青自杀身亡。

十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虽然说不搞政治运动了﹐但是党内斗争仍然不断。由于热衷改革并且对学生运动采取同情态度﹐一九八七年一月党内高层生活会议上中共元老对总书记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开展斗争﹐逼迫他辞职。在忧愤之下﹐胡于一九八九年病逝。

胡耀邦病逝引发学潮﹐要求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由于总书记赵紫阳不愿对学生进行镇压﹐也不愿参与戒严﹐并且提出辞职﹐所以在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以“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罪名撤销他的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等党内所有职务﹐并且软禁到现在。

由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悲惨下场﹐说明他们也需要人权的保障﹐江泽民应该为他将来可能成为错误路线的头子而在现在就提供人权的保障。

在中共历史上﹐反右多过反左﹐反右最终往往被“平反”﹐如彭德怀﹑刘少奇﹔而反左又往往是当右来反而越反越左﹐如瞿秋白﹑李立三﹑林彪等﹐表明中共骨子里面的左。实际上毛泽东这个左的根子就没有被好好批判过﹐所以中共总是宁左勿右﹐从而左气冲天。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正是左的政治路线在组织路线上的反映。中共至今仍然拒绝政治上的任何改革﹐也是左的表现﹐但是历史必将对此做出应有的惩罚。

--原载《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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