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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5日讯】 1949年，面对政治、社会的苍黄巨变，几乎每个知识份子都要做一种“何去何从”、非此即彼的选择。名作家沈从文当然深知这种变化的时代意义，更明白这一巨变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于是毅然搁笔，在年近半百之际突然彻底改行，转而从事远离“意识形态”的文物研究。
沈先生对文物虽向有兴趣，但对真正的文物研究，却可说是一无所知。然而此后的几十年，他一直潜心悉心，从头学起，孜孜不倦，无论条件多么艰苦甚至恶劣，都多少年如一日地埋首斑斑驳驳的文物之中，最终取得令人惊叹的累累硕果，成为文物研究的专家。从感情奔放激越的文学巨匠到冷静理智的文物研究大家，人生转折的跨度如此之大，他似乎心甘情愿，似乎几十年“心如止水”，过去的一切似乎全都淡忘，否则，何以能在冷清寂寞的文物研究中取得那样丰厚的成就？然而，他在1961年所写的一篇尚未完成、当时也未准备发表的草稿却表明，他对自己后半生的转变其实是“心有不甘”，深叹这是“把生命浪费了”。这篇尚未完稿、文字也未经雕?僋晹钓岏W的文章实际是沈从文痛苦的内心独白，使我们得以一窥沈先生那看似平淡、实却充满悲情的内心世界。
说来更令人感叹，这篇名为“抽象的抒情”（文收外文出版社《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1994版第21－27页）的文稿，是在被查抄数年后退还的材料中发现的，有些字句的下面还有专案人员用红笔划的道道，表示这些字句的问题更为严重。
面对新时代，沈从文先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新时代对艺术从内容、形式到手法都有全新的要求，结果必然是“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而且，“作品已无所谓真正伟大与否。适时即伟大。伟大意义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已有了根本改变。”对在旧时代已经“成熟”的艺术家来说，要他在政治行为、生活和工作中迅速转变并非难事，但这种转变“在写作上，他有困难处。因此不外两种情形，他不写，他胡写。”沈先生无疑不愿“胡写”，只能选择“不写”。当然，他并不否认这种文艺观念转变的意义：“尽管还有许多人不大理解，难于适应，但是它的发展还无疑得承认是必然的，正常的。”不过他的笔锋一转，认为“问题不在这里”，在于对“如何创造作品”的简单化，“以为只是个‘思想改造’问题，也必然落空。即补充说出思想改造是个复杂长期的工作，还是简化了这个问题。不改造吧，斗争，还是会落空。因为许多有用力量反而从这个斗争中全浪费了。”在这几十年间，“改造”“斗争”一直不断，结果呢，茅盾、曹禺、老舍、巴金……这些当年的文坛巨匠，在政治、生活和行政工作中确已基本转变，在文学上也力图写出符合新时代的作品，然而虽经十分努力，他们究竟写出了几篇超过自己当年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改造”、“斗争”确实已经“落空”。人的力量，或者说生命的力量，不仅没有得到发挥，反而受到重压，白白浪费。沈氏颇为痛心地写道：“正如同一个现代科学家懂得稀有元素一样，明白它蕴蓄的力量，用不同方法，解放出那个力量，力量即出来为人类社会生活服务。不懂它，只希望元素自己解放或改造，或者责备他是‘顽石不灵’，都只能形成一种结果：消耗、浪费、脱节。有些‘斗争’是由此而来的。结果只是加强消耗和浪费。”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生命、生命的意义不被理解，不被重视；强调共性，否定个性。“必须明白机器不同性能，才能发挥机器性能。必须更深刻一些明白生命，才可望更有效的使用生命。”文学创作有“一般性”，但“也有它的特殊性，不适宜用同一方法，更不是‘揠苗助长’方法所能完成。”否定个性，就是否定生命，因为人不是机器（何况机器还有“不同性能”）。他虽然“自觉”远离文坛已有多年，但对文坛发生的一切却是清楚的；或更准确些说，正是由于他在十余年就已料到这一切，所以才决心远离文坛。文学标准完全为政治标准所取代，文学已经完全成为政治的工具或简单的“传声筒”，对此，他当然不满，更加担扰。文学的困境在于受到“过度严肃的要求，有时甚至于在字里行间要求一个政治家也作不到的谨慎严肃……唯独在文学作品中却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小说作家的这种要求）。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几个字下被专案人员划了红线）。虽然“乐意”，却无法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来，最终还是“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如果“不乐意”，干脆就无法写任何东西，更是“消失了”……走笔至此，沈先生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当下处境，不能不更有一番感慨：“这也是有些人在另外一种工作上，表现得还不太坏，然而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真可谓‘辜负明时盛世’。然而他无可奈何。不怪外在环境，只怪自己，因为内外种种制约，他只有完事。他挣扎，却无济于事。他着急，除了自己无可奈何，不会影响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虽然他已“全心全意”从事文物研究，但心灵深处真正热爱的依然是文学，那才是“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对他来说，文物研究只是在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当他刚转行时，常到展厅而不是在办公室学习，结果受到“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的批评，而在取得一些成绩后，又受到“白专”的批评。在“文革”中所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文收上书第28－38页）的检查稿中，他不无辩解地说：“总以为我学习是从个人兴趣出发，一点不明白恰恰不是个人兴趣。”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他的自我辩解（“从个人兴趣出发”当时是知识份子的主要“罪状”之一），更是他的由衷之言。
在“抽象的抒情”中，他颇有些自嘲地写道：“他明白个人的渺小，还比较对头。”“如还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是“妄自尊大”，因为“时代已不同。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又恰恰生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对于这种时代的特征，他一针见血地写道：“在某一时历史情况下，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成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这和社会事实是不符合的。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了，必然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隔阂，猜忌，消耗。”沈先生虽不是理论家，却以文学家的敏感触及到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本质特征和症结所在。正是这种把人简单、严格地分为“敌”“我”，一切都归结为“政治”的主导思想，导致了强求一律、万马齐喑的局面。他认为，对人“只要求为国家总的方向服务，不勉强要求为形式上的或名词上的一律。让生命从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营养，也能从新的创造上丰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内容。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生命、创造、创造力，是沈先生一贯推崇、珍视的。生命一旦被压抑，创造力就被摧毁；如果没有创造，生命便如枯萎的花朵，失去了本来意义。他理想的社会是“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是必然的。”（这句话下被专案人员划了红线）他坚信，“社会发展到到一定进步时，会有这种情形产生的。但是目前可不是时候。”何时才能如此？他回答道：“大致是政权完全稳定，社会生产又发展到多数人都觉得知识重于权力，追求知识比权力更迫切专注，支配整个国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识，不再是支配人的权力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支配人的权力”。所以他希望掌权者“如把知识份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特别是对生产对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份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如为人既少权势野心，又少荣誉野心的‘书呆子’式知识份子，这种抒情气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少，对外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这本身，其实就是“书呆子”气十足的书生之论。当时的掌权者认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文学艺术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工具，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意识形态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未解决、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要占领，一定要“加强思想革命化”，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二者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当然，沈从文先生明白在时代、社会面前个人的渺小与一己的无奈，自己所写这些至多只能是私人“抽象的抒情”。然而由此我们终才明白，沈先生虽然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钦佩不已的丰硕成果，但内心深处却一直隐隐作痛，因为从他对生命本质的体认来看，无论自己在其他方面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
──原载《问题与主义 》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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