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5日讯】 文化评论家龙应台将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这是我一九九九年听到的第二个不可思议的消息：一个人选择了他最不该做的事。第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是美国Y2K专家爱德华尤顿先前宣布不谈Y2K了：一个人放弃了他最该做的事。
龙应台一向以知识份子的角色评论时事和体制，她在接受《中时晚报》记者访问时，谈到这次她愿意进入到体制，先是笑称“一出荒谬剧”，随后即表示她“愿意放下身段进入体制，完全是对台湾社会的终极关怀”。
这是个后现代的世界，人的身份可以多重，角色随时翻转，照理说不应该这么大惊小怪，何况选择从政，是龙应台的个人生涯规划。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化评论家晋身文化局长，更是顺理成章。台北市长马英九的用人格局，也获得许多掌声肯定。
˙“三顾茅芦”的前戏
龙应台却是以儿戏的态度面对马英九的托付。她对记者说，正因为她经常以知识份子立场独立批判体制，现在为了了解体制这个“敌人”，她认为有必要进入体制运作，并且“相信这次进入体制将有助于她日后的论述更深入”。
这番说法，的确很适合做荒谬剧的台词。个性很冲的台北市前新闻处长罗文嘉，也不致说出这种话。这段话暗示：龙应台只打算在文化局当过客，她念兹在兹的还是自己的写作事业。
马英九起先是透过友人征询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的意愿，龙应台对这种间接征询的方式“感到很生气”，写信要求马英九自己和她联系。马英九便透过电话、网路联系，乃至在七月访问欧洲时，专程搭机（纳税人出钱？）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并从法兰克福机场包计程车，总共花了台币五千元的往返计程车车资（纳税人出钱？），亲赴龙应台居所恳谈，才获对方首肯。
龙应台与马英九，共同演出了类似“三顾茅芦”的情节。
龙应台的姿态摆得很高。马英九是从意大利搭机远赴法兰克福，出国前双方也约好了见面。龙应台不论有没有意愿出任文化局长，作为地主，以客为尊，体谅客人旅途劳顿，从市郊坐一趟车到市区会见马英九，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礼貌。
龙应台在应允出任文化局长前，已经答应返台担任中山大学驻校作家。姑不论她失信于中山大学这一节，先前她与中山大学洽谈担任驻校作家一事，是否也如此让对方大费周章？将来龙应台上任后，面对市议员、市政府同僚、媒体记者、文化界，会不会摆出同样倨傲的态度？
˙像龙应台这样的知识份子
龙应台的亲朋好友担心由她体制外进入体制内，将来面临台北市议会的质询批评，可能无法适应，纷纷劝阻龙应台，未闻有人从公众角度思考“知识份子可否被体制收编”这个课题。
台湾官员中有不少学者从政的例子，而且在专业领域各有杰出表现。李登辉、连战都曾在大学教书。
龙应台在台湾扮演的角色，绝不同于一般学者。
从早期的《野火集》（一九八六）到一九九九年三月发表在《新新闻周报》六百廿七期的文章〈龙应台挑战李登辉错史观〉、一九九九年七月发表在同刊物六百四十八期批判李登辉的文章〈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龙应台扮演的是“台湾的良心”、异议作家。她批判体制、挑战权威，展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她的自我定位、台湾知识界对她的期许，应该不是可以被权力直接雇用的专业人士、不是针对单一目标行动的社会运动者，而应是美籍巴勒斯坦裔文化评论家萨伊德（Edward W. Said）所严格定义的知识份子。
萨伊德在《知识份子论》一书（单德兴译，一九九八，麦田出版）论及知识份子与体制及世俗权势的关系，指出现今组织收编知识份子的情况已经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知识份子的主要责任就是从这些压力中寻求相当的独立，因此他把知识份子刻画成“流亡者和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萨伊德认为，知识份子进入体制中的专业位置，主要是服侍权势并从中获得奖赏，是根本无法运用批判和相当独立的分析判断精神的。
龙应台形容她出任文化局长是“放下身段”，难道她以前与权势保持距离、批判体制，不过是一种身段？
我们不能苛求知识份子像十七世纪荷兰哲学斯宾诺莎家那样，以研磨镜片自食其力，坚拒权势的诱惑。最起码，像龙应台这样的知识份子，随着声望的提升、物质生活的改善，应该不断寻求更有利的位置、开拓更宽松的尺度来批判体制，而不是反其道而行。
她在〈龙应台挑战李登辉错史观〉一文宣称，“以李登辉的政治强势，他个人的想法很可能就把一个社会推向某一个特定的方向，尽管那个方向不见得是正确的方向。对他的史观提出质疑，我认为，是一个公民不得不尽的义务。”如今，她选择进入的体制，不是具有理想性格的反对党，正是她不久前还在批判的国民党政权。
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后，如果发现李登辉再发谬论，势必暂时放弃此类“公民不得不尽的义务”。也就是说，公民的义务、知识份子的良心，是可以休息的。如果她身在体制，照旧为文批评体制，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首先不会轻饶“龙局长”。
˙龙应台对文化懂多少？
一般对龙应台出任文化局长的顾虑，是她太犀利，不适合官场文化。犀利，与政务官适任与否并无绝对关系，重点是龙应台能否虚心接受民意监督、有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用人、制订决策。
龙应台早年批评时政、臧否台湾小说，接过无以数计的恐吓信、黑函，甚至冥纸，仍然不改其志，她的韧性超人一等。怕的是她当了官以后，这种忍辱的工夫，变成一意孤行、对外界批评无动于衷。
文化主管官员的致命伤是不懂文化，做出离谱的决策。台北市立美术馆长至少有两位前任馆长，就是因此被艺术界与民意代表轰下台。
龙应台的专业背景是文学。个人就作家立场而言，文学的生存发展自有专业机制与市场机制来运作，实在不需要官来管，政府管得愈少愈好。至于表演艺术与视觉艺术等，作品的制作发表需要经费、场地、宣传，有赖政府合理分配资源，提供协助。而在龙应台的十三本著作中，除了文学，鲜少触及其他门类艺术。尽管她近年的文化评论文章愈见视野广阔、见解独到，然而所论多为政治与历史的范畴。
这位一九八○年代的“女李敖”，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五日在台大法学院以〈政治人的人文素养〉对台大师生发表演讲，对人文素养也只提到文学，并未言及音乐、美术。对于后两者，她不是平常接触不多，就是接触了却感受不深、认识不足，无以发而为文，遑其他戏剧、古迹保存等文化业务。一个作家写作十几年，出版十几本书，所知所感应该尽在著作与演讲中了。
那麽，未来的龙局长，有没有足够的素养来鉴定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的演奏水准，以作为决策的参考？若她要征询别人对北市交的评价，能否鉴别谁是真正懂音乐的人？台北市参加国际美展对台湾艺术家征件时，她能否鉴别那些人是无门户之见的真正专家，胜任评审？台湾艺术界山头林立，她会不会被少数山头蒙蔽，垄断了文化资源而不自知？
˙武断的文学批评家
龙应台在台湾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一九八五，尔雅出版），打破了台湾文学批评界一味捧场或谩骂的积习，以专业态度就作品论作品，获得极大回响，迄今销售了十余版。这本书却流露了当年龙应台的独断主义。附录的文学批评家王德威文章〈考蒂莉亚传奇──评《龙应台评小说》〉，指出龙应台以“新批评学派”的方法评小说，“只有当作品满足了批评家预设的规范，才得进入其‘传统’，否则按照龙的方法就应该予以‘制裁’！”
龙应台的美学品味，也很规格化，基本上她是用“脑”在读文学。爬梳文字、分析结构，她很在行，就是缺少一颗敏感的“心”去感应作者的情感表现。她在《龙》书中质疑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及《塔里的女人》“比琼瑶好到哪里去？”张爱玲的《半生缘》以自然主义笔法表现人的命运与环境的关系，她武断地论定“只是引人入胜的言情小说而已，没有什么深度可言”。
龙应台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文集《美丽的权利》，收集了她以“胡美丽”笔名发表的文章，有人说表现了她感性的一面。除了教条式的女性主义、对“大男人主义”的猛烈批判，我在书中看不到多少感性。论思想深度、颠覆性、前卫性，龙应台的女性主义远不及何春蕤教授。
除了缺乏感性、避讳用本名谈性，龙应台的美学品味含有民粹色彩。
她的文章以浅显、口语化风行于世，她以同样的风格写文学批评文章，反对像台大外文系《中外文学》月刊那种深奥严谨的文字。对于小说，她贬抑奔放的、华丽的文风，褒扬海明威式的简洁文风，而且喜欢追究主题的政治正确性，例如：写女性，宣扬女性主义才是上品；写政治，要明辨忠奸。
对于未来台北市将举办的各项文化活动，从社区到国际，龙应台如果依然以民粹的标准来取舍，精致的、深沈的艺术文化恐怕将受排挤。现代的年轻艺术家屡出奇招，反体制色彩浓烈，如果龙应台把她评小说的那把尺拿过来，坚持政治正确性，比罗文嘉更“勇”的艺术家们，不会默默忍受台北市政府的“荒谬剧”的。
龙应台是个历练丰富、富有国际观、成熟的作家，她当然知道进了官场该扮演的角色。但是，时间一久、刺激一多，一个人还是难免展露本性。
˙颠倒混乱的时代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们的》杂志，刊出龙应台访问记（收入《龙应台评小说》），访问者田新彬女士问她除了写文章之外，会不会出来组织团体或发起运动，来发挥更大的力量？龙应台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并且指出：“每个人都该量力而为，做他最擅长的事。我爱读、能写，却不见得有什么组织长才，而且我也不喜欢曝光。”
今天的龙应台自非一九八五年的龙应台。龙应台这把野火烧进体制，究竟会把台北市烧得光芒万丈，还是变成湿柴被扔出来，且拭目以待。不过，龙应台决定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之举，等于告诉了万千读者：对于知识份子的话，即使你要信，也只能信一时。这个时代，不论是政治家、知识份子，毁诺、转向、变节，习以为常，还要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为自己辩解，面对公众大言不惭。这不是《三国演义》的时代，那个时代的英雄追求的是权势，招降纳叛之事不足为奇。我要引用一句《哈姆雷特》的台词：“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朱生豪译文）。
（原刊 1999年8月9日 台湾《网路家庭．名家专栏》网站，为配合世纪沙龙管理条款，本文文字略有调整）
──转自《世纪沙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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