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言论自由与“煽动颠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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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都有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但五十多年中没有一天实行言论自由。中国官方认为，发表“反革命言论”就是“反革命宣传煽动”。凡是不合官方意志的演说、文章、大字报，都被说成是“反革命言论”，可以定罪判刑。反对政府不是“颠覆国家政权”。政府代表国家但不等于国家，即使现存政府垮台也并非国家丧失主权。批评政府、批评政党不是反对政府、反对政党。一个政权如果害怕被言论所颠覆，可见它已是虚弱不堪。一个如此虚弱不堪的政权，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表达思想必须通过言论，思想自由只有通过言论自由才能实现。一七八九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最早宣布言论自由为平等的人权：“无拘束地表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利权之一，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一七九一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国会不得制定这方面的法律，行政当局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就属非法。请注意，这里的表述是“不得剥夺”，不是正面的规定，而是反面的规定，表明美国开国时期创制者们思虑的深刻性。这意味着，承认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天然利权，固已有之，不需要政府作什么规定，只要不去剥夺，自然而然就实现了。言论自由也是一种消极自由，不要求政府做什么，只要求政府不做什么。实现言论自由的保障在于限制政府权力。
言论自由是权利不是义务
为什么要实行言论自由？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是做人的基本利权；不能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就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对实行言论自由的理由作过分的论证，适得其反。有人认为各种不同的意见中可能存在正确的成分，发表出来对别人有用。即使是错误的意见，可以在讨论中促成正确意见的发展，实行民主，发表出来对社会有利。言论自由当然会产生好的效果，但它的根本出发点不在于言论是否对别人有用或是否对社会有利，而是表达本人的思想，为实现自我、表现自我之所需。以对别人有用、对社会有利作为理由，恰恰是为反对言论自由的人们提供论据：因为某些言论被认为对别人无用甚至有害、对社会不利甚至危险，所以必须限制、制止、禁止。你看毛泽东，他说：“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什么是“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注１）让大家讲意见是因为对“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有利；一旦他认为（仅仅是他认为）对“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不利，立即不让大家讲意见，“放”就转变为“收”。讲意见是每个人的利权，国家和社会不得剥夺；要求讲意见对国家和社会有利，这就变成了义务。
反对别人的言论自由的人，并不反对自己的言论自由。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是扼杀言论自由的，但鼓吹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言论却是完全自由的。按本人的需要，人人都应当享有言论自由。实行言论自由的障碍在于别人和外界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无非是以别人的态度、以外界的评价为根据。表面上，不是一概地反对言论自由，只是限制某些言论的发表；实际上，只要限制某些言论的发表，也就葬送了全部言论自由。这种反对的理由能否成立？为什么要实行言论自由的问题，可以转换为：为什么不应当反对、打击、取消别人的言论自由？因为任何人都不反对自己的言论自由。既然自己需要以言论来自由表达思想，与自己同样的人也有同样的需要。反对、打击、取消别人的言论自由，就是损害别人的尊严；损害别人的尊严，也就失却自己为人的尊严。
言论自由的两个规定
行使言论自由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包括书写工具、报纸、杂志、书籍、电台、电视台、电脑网路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手段，张开嘴巴讲话就是行使言论自由。任何人，终其一生，随时随地，都有必要和可能行使言论自由；反之，没有言论自由，任何人，终其一生，随时随地，都会感到莫大的痛苦。
究竟什么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概念本身作出了两方面的规定：
第一，言论自由只适用于言论。言语（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通俗地说，就是讲话和写作，并非都是言论。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一个判例中提出的著名论断，说：言论自由不会保护一个在剧场里谎叫“着火了”因而引起大家恐慌的人。（注２）在剧场里谎叫“着火了”，导致秩序大乱，甚至挤伤、挤死了人，这是行为的后果。这个人要对这种后果负责。他张开嘴巴讲话不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向别人发出资讯（根据虚假的事实），影响、推动别人采取行为。希特勒手下的将军，许多人并没有亲手杀人，为什么把他们送上纽伦堡法庭进行审判？因为他们口头发布命令、书面签署文件都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开动战争机器，推动别人去杀人。动口的将军比动手的士兵罪行更为严重。用讲话和写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言论；用讲话和写作来影响、推动别人采取行为，就不是言论，而是具有社会后果的行为的一部分。是言论，属于言论自由；是行为，不属于言论自由。
第二，言论自由适用于一切言论。只要是言论，不管什么样的言论，都是自由的。不能说只有正确言论、革命言论、高尚言论可以自由发表，不正确言论、不革命言论、不高尚言论同样可以自由发表。只要在言论领域划出一个禁区，不是有部分言论自由，而是全部言论自由立即消失。官方机构、主流社会认可的言论，本来就没有不自由的问题；官方机构、主流社会不认可的言论能否发表，才是言论自由的实质所在。
划清思想和行为的界限
对自由是需要限制的，对言论自由是否需要限制？言论自由已经是一种有限制的自由，“言论”就是对自由的限制，仅仅规定为言论方面的自由，而不是任意的自由。如果一定要谈论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不能针对言论的内容，只能规定言论的边界。也就是说，不应当限制什么样的言论能自由发表、什么样的言论不能自由发表，只应当限制什么是言论、什么不是言论。在限定的作为言论的范围内，不论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自由发表。具有自由主义传统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的校园里，有一处象征言论自由的标志。在一块大理石上刻了一个巨大的圆圈，圆圈里面写着：THIS SOIL AND THE AIR SPACE EXTENDING ABOVE IT SHOULD NOT BE A PART OF ANY NATION AND SHALL NOT BE SUBJECT TO ANY ENTITY’S JURISDICTION。（这片土地以及在它之上延伸的空间不应该是任何国家的一部分，也不属于任何机构管辖。）这是对言论自由极好的形象化的解释。言论自由的界限就在于为言论划定一个圆圈，在圆圈之外不属于言论自由的领域，在圆圈之内言论自由不再有任何的限制，不受任何权力的干预。言论自由的空间不是属于任何国家，而是属于人。更进一步说，言论自由的界限在于区分思想和行为；思想的表达是属于言论自由，行为的资讯不属于言论自由。而在表达思想的界限内不应再设置界限。
区分语言的两种功能
划清思想和行为的界限，又必须区分语言的两种功能。在人类生活中，语言既有表达功能，又有交往功能。张开嘴巴讲话可以是言论问题，也可以是行为问题；利用语言表达思想的言论与利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行为，不能混为一谈。例如，有人以不实之词吹嘘自己，这是表达思想，虽然表达了不健康的思想，还是属于言论的范围，吹牛不犯法。有人以不实之词从别人那里得到利益，这是欺诈。有人以不实之词对别人设置圈套，这是诬陷。欺诈和诬陷虽然也是通过讲话或写作来进行的，那不是言论，而是发出行为的资讯，造成的结果导致对他人的危害，就构成违法犯罪。虽说都是不实之词，一种是自我表现，一种是作用于他人；前者是言论，后者是行为。中国政府和为它服务的官方法学家，认为“言论可以构成违法犯罪”。（注３）他们的手法就是混淆语言的两种功能，将讲话等同于言论，把利用语言发出资讯进行交往的行为也列入了言论，因而“言论”可以构成违法犯罪。当“言论可以构成违法犯罪”的命题确立后，就十分方便地对不同政见以言治罪。
谈论言论自由走向言论不自由
古典专制是根本不讲言论自由的。现代专制却不妨大谈言论自由，而是通过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问题来扼杀言论自由。苏联、东欧变革以前，世界上二十八个一党专权（包括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国家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宪法都写上了有关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的漂亮词句，但不准备实行之。一方面，说明言论自由的普遍价值吸引人心，无法抗拒；另一方面，也说明宪法上规定了言论自由并不等于公民在事实上享有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都有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但五十多年中没有一天实行了言论自由。以言论抓“胡风反革命集团”，以言论戴“右派分子”帽子，以言论判“恶毒攻击”罪，以言论打“反革命”，以言论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言获罪而受惩罚、掉脑袋的，何可胜数？在历次运动中，形成高压气团，强迫表态，人人过关，人民非但没有讲话的自由，甚至也没有不讲话的自由。
为什么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不能实行？因为对言论自由流行一种官方解释。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再到江泽民时代，总是强调“言论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相对的”是什么意思？据说，不是一切言论都能自由发表，有害言论就不能发表，发表了就要给予制裁。谈论言论自由，玩弄相对和绝对的辩证法词句，结果是论证言论不自由。
（未完待续）
注：
（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四一四、四一五页。
（２）Schenck v. United States, 249 U.S. 47. 39s. ct. 247, 63L. Ed.470(1919)。
（３）我在《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一文中指出：不能因反革命言论动手抓人。不料，冒犯了邓小平、彭真、胡乔木等大人物。我因鼓吹言论自由而被剥夺了言论自由。在反对我的意见时，确立了一个命题：言论可以构成违法犯罪（以前是只做不说）。邓小平在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见《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二一八、二三六页）、胡乔木在一九八○年二月六日（见《在新闻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新闻战线》一九八○年第四期）对我的观点进行严厉批判。随后官方法学家纷纷应声跟进：“散布某种特定的言论乃是犯罪行为”（高铭暄《谈谈反革命罪中的言论和行为问题》，《人民日报》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触犯刑律的言论，……应追究刑事责任”（姜立《言论自由必须依法实现》，《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六日）、“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言论，就必然要受到社会主义法律的制裁”（陈为典、周新铭《社会主义法律不给反革命言论以自由》，《北京日报》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言论触犯了刑律，就构成犯罪”（朱商《关于言论能不能构成犯罪的问题》，《人民日报》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云云，云云。
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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