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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19日讯】 1989年“6．4”镇压之后，软弱的中国知识份子开始大批退回书斋或 卷入商海。他们这种再也不敢过问民主人权的思想撤退，却有其自我 标榜的说辞。其中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说法，即个人对政治和社会有 “缺席的权利”。
诚然，当专制统治者要求臣民按照他的战略部署“关心国家大事” 时，知识份子发出要求缺席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不合作的反叛姿 态。可是，当统治者为了防止“犯上作乱”、而把国家大事视为执政 党的一家私事、进而嘉奖公民的缺席时，尚未赢得参与权利的人，却 标榜这种“缺席的权利”，其怯懦和做作可见一斑。
读茉莉女士的《人权之旅》，给笔者的一个强烈印象是，这位因为介入“6．4”而羁狱的良心犯，在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呼吁的抗争活动 中，她不但没有缺席，而且尽可能在场。
茉莉从小就因为是“黑五类崽子”而被排斥在中学的大门之外。这个 文革开始时年仅12岁的姑娘，连基本的求学生活也被逼缺席。长年在 农田里滚爬，使她深入了解到那些并未真正翻身解放的农民的苦难。 她在偷闲时求学，使她有限地接触到雨果、契珂夫的优秀作品，受到 西方作家同情弱者、反叛强权的人道主义精神感染。
茉莉最初自觉地在场，是在89学运的游行队伍中。“6．4”枪声响起 之后，用茉莉狱中诗的话语来说，在那“夜莺早已停止了歌唱，惊弓 的黄鹂在枝叶间喘息，麻雀缩回自己的窝里”的时候，她却反而冒着 危险“在场”，谴责李鹏政府的血腥屠杀。结果，她一生命运转折点 的一次重要的“在场”，就是在当地法庭的“被告席”上。因此，读 者有缘读到文集开卷的第一篇《在法庭上—一九八九年审判纪实》 这样催人泪下的文字。
茉莉出狱后，和不少朋友重逢。其中两个朋友，在89学运中一个在 场，一个缺席。那位在场者见到她时，以略带责备的口吻说﹕“你怎 么这样傻，傻到监狱里面去了。你看我们，也同样参加过游行示威， 可轻轻松松就过了关，一点都没事。”而另一位缺席者，在见了获释 之后的茉莉时，坦然承认，学运期间他在北京的一所大学即将研究生 毕业，他想改变自己的处境，想分配到一个好单位，由于怕领导分配 时给他“穿小鞋”，他在示威游行队伍中很少在场。因此，他承认自 己的自私、怯懦乃至卑鄙。对于这样忏悔的缺席者，我们已无可指 摘。
茉莉出狱之后，正是国内人们在高压之下噤若寒蝉之时。她仍然以特 有的隐蔽方式“在场”，纪念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后来茉莉一家流亡 香港，到了遥远的北欧，我以为在人权活动中，她也许很难“在场” 了。可是，不断有消息传来，应当“在场”的地方，她不会“缺 席”。在欧洲各种人权活动中，人们可以见到她的身影，听到她的声 音。
以特殊的丰富的个人经历，茉莉踏上了“人权之旅”。为了为良心犯 的政治权利和死刑犯的生存权利呼吁，她加入了国际特赦。作为国际 特赦的一名普通会员，茉莉在瑞典为这个组织“摇杯子”募捐。
茉莉先后
?访问过国际特赦伦敦总部；
?参加过国际特赦组织的土耳其“人权之旅”；
?1996年在挪威独身抗议江泽民的来访；
?1997年在丹麦支持丹麦关于中国的人权提案，在国会大会议厅回答
丹麦各界提出的关于中国人权状况的问题；
?在1998年在瑞士首都伯尔尼代为丁子霖领取自由人权奖；
?1999年和波兰人民一起纪念“6．4”10周年；
?2000年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与中国政府面对面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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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都有充满正义感的文字记录。
当茉莉代表丁子霖在伯尔尼领奖时，她发现的一个难以容忍的事实， 就是颁奖机构给伯尔尼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出了10几份邀请信，可 是，竟然没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场”。“6．4”使得无数中国人有 了在西方民主国家申请政治避难的权利。许多既没有在抗议活动中 “在场”，也没有受到迫害的人，为了得到庇护，他们可以在纪念 “6．4”或抗议中国政府的场合临时“在场”，而一旦得到庇护，他 们就在这些曾经为之赢得政庇“证据”的一切活动中“缺席”了。当 然，这种“缺席”在西方国家也是一种权利。可是，从道德良知的角 度来看，正是诸如此类的现象，助长了中国政府的人权侵犯。
关注西藏人权问题，是不少中国人忌讳的，因为他们怕担当“汉奸”、“卖国贼”的罪名。茉莉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她的心底无私。《我的达兰萨拉之行》是她的一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也是该书的重头文章。茉莉以流露着爱心和同情的动人笔调，记述了她访问印度达兰萨拉藏人流亡社区、两度受到达赖喇嘛接见的情形。最令人感动的是，茉莉写到藏人“3．10”自由斗争纪念日的音乐会上，一个藏族姑娘用英语引吭高歌，哭诉着向苍天伸出呼唤的手臂，她不断地重复咏唱﹕“回到西藏的家园去！”在茉莉听来，这是一首活生生的藏族的《松花江上》，使她作为一个在场的中国人感到难堪不已，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质问﹕
“为什么我们这个100年被别人欺负的汉民族，成了他人眼中摧 毁别人家园的可恶的侵略者？
“当愤怒的中国人向西方列强说‘不’的时候，我们是否有必要 静下来聆听一个比自己弱小的民族的呻吟和哭泣？
“一个这样弱小的民族背负着沉重的屈辱和苦难，长年寄人篱下 流亡他乡，我们中国人能说自己没有责任？
“当世界和平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很大变化的时代，我们中国人是否能够对50年代的入藏事件进行历史的反思？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人能多从正义和人道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西藏问题？”
茉莉的真实报导和发自肺腑的质问，给像我们这样无法在场了解西藏 人权问题的普通中国人补了一课。此后，作为发起人之一，茉莉和她 的一些朋友组织了欧洲汉藏协会，以“不涉统独，只问人权”为宗 旨，致力于汉、藏两族普通人们之间的了解。
在茉莉的人权之旅中，她有缘结识到国际法专家迈克这样的几十年如 一日支持西藏的人权斗士。西方人道主义抗争精神熏陶了她。西方知 识份子，尤其是那些为了人权而抗争的西方作家和第三世界的作家对 她的影响至深﹕例如，把“大赦国际”喻为“良心共和国”、甘愿作 它的一名普通“公民”的爱尔兰诗人席慕．希尼、为意大利的“良心 犯”走到斯德哥尔摩街头募捐的戏剧家达里欧．福、德国作家、著名 人权活动家的君特．格拉斯、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等等。她从索因 卡那里看到了并且认同这样一种命运﹕“自由缺席，抗争即命运”。
茉莉也善于从普通的西方人那里吸取灵感和激情。夏斯婷—茉莉的 瑞典好友，瑞典的一名普通的退休护士，国际特赦的普通成员—一 直以极大的热情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给了茉莉以无私的帮助。读茉莉 关于“无国界医生”的文章，可以看到，那些平凡而高尚的西方医 生，在很多救助场合中，原本是可以缺席的。他们完全有“缺席的权 利”和理由。可是，他们总是以第一时间出现在弱者最需要帮助的地 方，在最危险的地方在场。
今天，西方知识份子，已经意识到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残余对民主 社会和民主理念的威胁。由于整个世界的不平衡发展，由于中东和中 国仍然笼罩在恐怖和极权的阴影下，任何人都很难处在绝对安全地 带。国际特赦印在Ｔ恤上的一句标语口号，就是“无人安全”。因 此，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无论在在哪里存在着非正义的现象、非人道 的行为，西方的高尚的知识份子都自愿承担责任。因为，在任何社会 中，公民的权利都是与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不可分的。呼吁保护人 权，是公民的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
人们对茉莉文章的反应有毁有誉。不少读者说他们非常喜欢茉莉的文 章。我们周围就有一些年轻人以搜集茉莉文章为荣。也有一些读者 说，他们不喜欢茉莉的文章，是因为那些东西太政治、太感情。殊不 知，许多文章，乃至某些洋洋洒洒的文学作品，就是因为缺了这两样 东西，从而缺乏人性光辉。其实，茉莉是刻意把政治和人权区别开来 的。政治并非她的专长。她有情而不煽情。这种“情”，大多是一种 来自自身的命运和同情他人苦难的“痛感”。茉莉的文字干净、明 朗、朴素，在仿佛听邻家大姊道家常、说故事的的笔调中，有其绝不 矫情的动人之处。
面对不少谩骂，茉莉总是把它看作对自己的奖掖和鼓励。因为，她在 人类历史上找到了知音。在茉莉的《卖国贼—大写于史册的人》一 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人权活动家托马斯．潘恩、俄国作家索尔 仁琴，都曾被人骂为“卖国贼”。虽然，我不知道、也不敢说，在未 来的人生里程中，茉莉是否会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写的人，但她的《人 权之旅》至少告诉读者，这是一个真诚的人、勇敢的人、有良知的 人。对于历史，她有一支不甘无聊、不愿缺席的笔，一颗不甘沈沦、 不愿缺席的心。
原载《民主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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