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18日讯】 传统媒体，包括电视、广播、报纸，已经渐渐丧失了起自身的独立性，甚至可以说，现在已经没有独立性，被阉割了。丧失独立性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是商品化，在商业社会里，传统媒体倾向于靠主要满足受众的娱乐、消遣需要，从而获得商业利益，而其他严肃的问题，带有学术性的，则应受者不众，并没有成为传统媒体的主要选材来源。第二个因素就如朱熔基总理所说“媒体是政府的喉舌”（大意），因为这句话我对朱总理的看法有点变化。政府又是谁的？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如果政府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么政府就是人民的——这种推理对不对？如果第一因素与第二因素冲突，那么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第二因素。近来中国的形式有所变化，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也开始在不良，更多是丑恶现象的刺激下，不愿再保持沉默，也想争夺话语权，发一下心中的怨气，于是传统媒体抓住了这个良机，成为我们的代言人，主动承担起部分揭露丑恶现象，为民说话的责任，尽管往往是暧昧的态度，欲言又止的姿态，反话正说的方法。不管主观上这些少数的传统媒体是不是冲着经济利益来的，但客观上取得了丰厚回报，不仅是报纸或杂志的知名度、销售量等等。这里不排除运作传统媒体的企业和公司出于经济利益追求之外更高的自我要求，而羞羞答答（更应该是“战战兢兢”）的主动承担起代言人的角色的可能性。但无论出于何种因素，传统媒体一旦超越了权威对传统媒体职能的界定，放弃“喉舌”而想充当代言人，结局在目前看来都差不多，不是三番两次的被点名，就是干脆点，被封了——我用不着举例了。其实在我看来，当“代言人”在经济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是“喉舌”、“代言人”不可兼得。
传统媒体的局限性就是不具有开放型，而网络之所以是新媒体，正因其具有开放性。在报纸杂志发篇文章，特别是关于敏感话题（具有中国特色的“敏感”）的，常常是审了又审，改了又改，实在朽木不可雕，就把它枪毙算了。所以传统“代言人”常是羞答答的，失去了其尖锐性。在网络上就不同了，你可以畅所欲言的发贴子，然后实在具有反动言论倾向的，被斑竹摘了，但几乎不会被安全局盯上，除非老是发表“危害性质”的言论。因网络具有开放性，就有与之相随地自由性。自由——一个令我神往的词，“神往”因我发现自己的不自由。我认为，中国在“喉舌期望”的压力下，要实现言论自由，最有可能，也是最先的，应该在网络上。
说了这么多，还没扯到西祠，真是“博士买驴,三纸无驴”。西祠可以说在网络里真正在最大限度内实现了言论自由——因为西祠这里突出了反话语禁忌这个主题。在体制内，绕开话语禁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能体现言论自由，自由不是随便发贴子点点鼠标的身体自由，而是选择议论、说话对象的自由。反话语禁忌在西祠得到了体现，对文革的讨论，对社会制度的议论或建议，对腐败的尖锐抨击，自由主义（注1）也来西祠抢摊（老实话，我也是选择了自由主义），新左派也不想沉默。我不由想起伯里克利的一句话“我们无权制定政策，但我们可以批评政策”，这是古希腊人说的，我不由为中国人羞愧。“不谈国事”是中国人的一大不正常的心理定势，也正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语禁忌。
实现言论自由应该是中国实现民主化的第一步，而且要想改变中国的现状，严重的点说，在改革生死存亡的关头，实现言论自由是第一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
现在普遍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政府腐败与下岗职工问题。如果认为下岗职工的大批量出现只是因为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是优胜劣汰的正常现象，那就把问题简单化了。国有资产流失，没有被用于进一步的发展，国有企业因为腐败力量的渗透丧?﹞O等等因素才是导致下岗的一大主要原因。所以说，下岗问题是一个反映种种改革缺陷的综合问题，简单化问题要么是认识不清，要么是故意掩盖（在何清涟参加的一次关于下岗职工的电视讨论中，几位国企“老板”就心安理得的提出“优胜劣汰”，殊不知他们自己的要报有多鼓）。下岗问题与腐败问题。及腐败引起的种种恶果，比如政府效率底下（不送红包办不了事，快办事就要多送红包），决策是暗箱操作，损害国家利益肥了自己有这密不可分的联系。
现在讨论如何解决腐败问题。腐败分子就是政府行政官员的一部分，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改革中的反贪主力（明的，衣冠楚楚地作报告）与阻力（暗的，设置重重关卡阻碍检查人员）正是他们。陈希同、王宝森的出现使中国人有多少相信推行上级压下级式的反腐败运动的上层建筑是干净的。至于贪污的基层普遍性，我不敢下结论，总之不是“少部分人”，我们县和周边几个县不久前，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全部换了，可以想象会有多少“下梁歪”。所以靠政府推行的自身净化式的改革，好比一个人拎着自己的头想把自己拉起来。
彻底解决腐败问题，并且保证能够长期维持政府的廉洁，必须引入群众参政，引入舆论监督，单靠政府行为什不够的，武断地说，是不会反腐成功的。希望靠政府自身净化解决腐败问题，低估了腐败分子和反腐的困难。即时反腐一时取得成效，要想长期维持政府廉洁在缺少群众参政，缺少舆论监督的情况下也是一个问题——政府是由大大小小的人构成的，在没有良好监督、严厉、细致打击腐败的情况下，他们是选择廉洁奉公，还是选择个人的享受、自己的别墅？如果是我，我也可能经不起诱惑，选择别墅。
反腐败要通过引入群众力量，使群众参政和监督普及，所以根本上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自由主义要求代议制和宪政制度（“宪政”重要一点就是“限政”，权利制衡），我没有看到当今国内的自由主义人士明确提出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要求，倒是在顾准那里找到了关于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种种好处。
中国要实现民主，使人权不落为空谈，我提出了几个主要须面对的问题：
首先是慎谈暴力，或者说是革命。以暴力为手段能否实现暴力的目标，在这里目标是民主宪政？这牵掣到自由主义的一个古老问题：社会发展中，手段的不正义能否导致结果的正义。这里我不打算对这个问题长篇大论，因为已有定论，并且得出一个关于更好的（相对革命发展论）社会发展模式——社会零星工程。针对中国的历史上的封建时代和近代的暴力运动，无论是为了崇高的理想（此时，我们称之为“革命”），还是为了一个皇位，我计划论证一个问题，在中国的文化的影响，大众的心理定势之下，暴力式、毁灭式的运动，包括革命，不能通向民主宪政，特别针对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及我认为因其具有了暴力、毁灭、大规模等形式特征而称之为“革命的延续”的文化大革命。
其次，在确立了对待暴力革命的态度后，我对中国的渐进改良式民主化进程设想了一个步骤：首先是放开舆论。放开舆论事一个渐进的过程。反对开放舆论的“条件论”者认为：如果不具备政治认同这一至关重要的条件下的开放政治参与，只能使反对政权者如虎添翼，使矛盾火上加油，这对于解决问题，比缘木求鱼还要更糟。所以“稳定”成了压倒一切的理由，只要开放舆论、开放政治参与可能导致任何不稳定，或者是不稳定的可能，那么开放舆论与政治参与将是被否定的。
为了回应“条件论”者，这里我现阐述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问题，或者这个问题可以这样问：我们现在的“稳定”是不是稳定？有人说中国的稳定是压制了种种矛盾，并没有把各种问题引出水面，进行解决，是一种牺牲人民群众知情权的粉饰太平 疑酋w，我称之为“封闭的稳定”。这样说有道理。我认为，言论自由，人民以各种方式表达民意的行为应该纳入稳定的范畴之内，而不应为了谋求一种沉默地稳定，而敌视舆论、言论，压制不同的声音。我认为的真正稳定，“开放的稳定”，应该是各种矛盾有平等机会进行协商、谋求解决的一个动态平衡过程。
具体的实践中，如何在现有的“稳定”之下，融入新的元素，就是舆论、言论自由，开放政治参与，使一潭死水式的稳定过渡到一个各种矛盾互相谋求平衡的动态稳定，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我要先论证这个问题只能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我所认为的稳 w在实际中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可能的。舆论的不断开放，导致的结果就是大众对一些问题有了清醒的、更深刻的认识，而认识一旦丰富起来，就能基于一些比较正确、符合国情的认识产生足够的力量对一些只具有简单鼓动性，却缺少理性的认识进行抵抗。简单举例，自由主义就是对暴力、革命报怀疑态度，是自我标榜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学说，针对民族主义，及其他更激进（当然不利于“稳定”了，呵呵）的理论，有的够不上理论，自由主义是有足够力量进行批驳的。舆论开放给大家提供 F更多的思想素材可以选择，潜移默化之中我们的思考、判断能力就提高了。思考、判断能力的提高，会产生全民性的理性（我的期望会不会太高？不能实现全民性的理性，总能提高大部分人的理性判断力吧），而理性与稳定是不矛盾的，更是一致的；相反，非理性相对于理性，更可能，且本身就有极大可能产生不稳定。
封闭式的稳定是不稳定的，自身没有求得平衡的能力，一旦矛盾的不断加深导致表面化的稳定被冲破，则会有很强的破坏力，表现在社会的动荡，不排除暴力的产生的可能；开放的稳定有足够的能力在其内部协调各种矛盾，不断建立新的平衡，从而形成长期的稳定。简言之，封闭的稳定是靠压制与强力取得的表面上的平衡，开放的稳定是靠提出、协调、解决矛盾获得的平衡。如果目标是建立动态式的稳定，则在建立这种稳定的过程中，会不断获得开放所带来的协调矛盾的力量。从技术上讲，如何建立开放式稳定，我认为渐进很重要，已有的开放舆论所带来的协调矛盾的能力是进一步开放的必要。
但我要强调一点，渐进不等于不行动，或消极的延缓，更不等于变本加厉的压制！
我提出了民主化的第一步，再说后几步,我怕会被人指责为西化。我就藏着吧，呵呵。
遵循开放稳定下的渐进式的民主化要求，开放舆论是第一步，这第一步里的的第一步，就是默认网络已存在的开放性。接下来，由新媒体过渡到传统媒体，实现全面的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如果稀少的一点自由得种子还要去把它给捏了，还妄谈什么自 恁I真不知捏种子的人是何居心！
西祠是一粒自由的种子，我们应该保护他，让他成长下去。
（注1）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朱学勤《一九九八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
(转自中国某网站)(http://www.dajiyuan.com)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