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建华紧跟北京的选择
(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6月15日讯】 今年二月间把法轮功说成“或多或少有邪教性质”的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这一问题的认知上来了个飞跃．昨天，他斩钉截铁说法轮功是邪教，又说是政治组织,在内地害了许多家庭。董建华如此说的根据除了重复以前说过的电视片，即中国当局播放的所谓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电视片之外,并没有任何新事实、新证据。中国当局制作的电视片，法轮功组织已予否认，迄今为止，又无任何独立消息来源能证明中国资料的可信性，各国记者要求采访自焚的幸存者，至今未获许可。任何独立的传媒或独立的观察家都不会认为中国宣传机器展示的材料足以证实法轮功策划自焚事件。
既然缺乏新证据,为何董建华对法轮功的指控升级呢?一个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定性”升级(“定性”是典型的中共语言，指当局对某人、某事或某组织性质的武断结论，譬如，朱镕基曾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分子，性质为敌我矛盾，八九年北京学生市民的爱国民王运动被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法轮功为邪教。此类定性由领导人主观确定，一旦形势变化或领导人更换，可以改变“定性”，如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四五示威，毛泽束生前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复出时改为革命事件)。
中共当局在否定法轮功初期指其“不科学”、“迷信”其后通过人大常委会，将之定为邪教。有可能导致董建华毫不犹豫指法轮功为邪教的是中国当局本周一突然宣布法轮功为“反动政治组织和政治势力”，“和西方反华势力相勾结”，是“台独势力的工具”。如果今日北京待为上宾、由前港督变成欧盟外事专员的彭定康仍在香港任上的话，法轮功的罪名还大有可能加上与“‘千古罪人’彭定康勾勾搭搭，利用香港大搞反祖国活动﹂。
除了法轮功之外,董建华昨天谈到三名本港居民在内地出了事，指称其中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以及犯法。他的根据也是中国官方单方面提供的资料，在国际上通常不会接纳为充足和可靠的根据。被中国当局指控为犯有间谍罪中的泄密或盗窃国家机密罪最为国际司法界和传媒所非议，因为在中国大陆,不但机密范围广，而且定罪甚为随意。
不论是法轮功的“定性”，还是港人在大陆“中招”,董建华都面对“一国两制”内在矛盾带来的两难局面。“一国两制”虽然被人吹捧为“天才创造”,“一言而为天下法”，其实是政治权宜的产物。所谓政治权宜，不是指中共领导人厚爱港人,而是因为“季子(港人)多金”，为了利用香港,只好接受保留香港原有的生活制度。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包括现代的文明方式和资本王义经济制度两大方面，中国当局可以接受甚至努力去学习和实行资本王义经济制度，但是不能容忍自由、民王和开放的现代文明,因为这与中共封闭的、专制的制度格格不入。香港的现代文明制度与中国大陆大致上仍为前现代制度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
作为中国政府指定的特首，董建华的权力来源来自中央政府，要听中央的话要紧跟中央,作为特区的行政长官，董建华也许希望满足港人意愿，保留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中真正与大陆有别的现代文明制度和理念。然而，一旦两者之间出现矛盾时,像现在，中国当局以及他们在香港的追随者在法轮功问题上施加压力时,董建华会有左右为难之叹。一旦压力大到难以抗衡时董建华大概没有其他的路，出于多数港人会认同的理性选择他只有紧跟中央将法轮功打成邪教。
中国大陆封闭社会专制制度的一个特征是领导人权力巨大,一言九鼎,表面上不再像帝制时代，圣旨即是法律，实质上却差不多，江泽民主席说法轮功是邪教，全国人大常委会即通过邪教法。在儒家说教环境中成长的董建华自动矮化行政长官职位，缩减特首职责，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唯唯诺诺，对于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诚惶诚恐。
－－《信报》社论（二００一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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