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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5日讯】 不知是巧合，是讽刺，还是提醒。五月三日是“世界媒体自由日”，恰好在同一天，三十三家大企业，挟着上百亿元的广告量，成立了“中华民国广告主协会”。
“世界媒体自由日”源于一九九一年五月三日那一天，一群非洲新闻从业人员，在那米比亚的首府温德霍克举行促进新闻独立与多元的研讨会，并且发表了著名的温德霍克宣言。这一份宣言引起了许多地区新闻从业人员的回响，因此这一日从此被订为“世界媒体自由日”。联合国每年也会在这一天举办活动，提醒世人对新闻自由的重视、支持与呵护。 这样一项有关新闻自由的活动，在台湾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反倒是“中华民国广告主协会”的成立，冠盖云集，除了大企业之外，包括总统等政界人士、媒体界、学界等等均参与成立大会。不错，台湾的媒体已经非常自由，但还没有到我们可以掉以轻心的境界。现在，“中华民国广告主协会”打着提升媒体品质的旗号，将企业的力量结合起来，不禁让我们联想起穿着红袍的大野狼。我们不能只看他的装扮和篮子中的苹果，而忘了他锐利的牙齿。
“世界媒体自由日”强调的是媒体的自由、独立、与多元，其中并没有品质。这里面有两层道理。第一，媒体自由是非常脆弱的，它可能面临来自各方的威胁，包括政府、企业、军队、宗教、与黑道。任何新闻从业人员，如果挑战其中任何一方，都可能遭遇不幸。因此，即使在媒体相当自由的环境中，也必须时时小心呵护，对于任何侵犯新闻自由的行为，都应当严予谴责。 第二，媒体自由有非常明确的标准，但何谓品质，里面有太多自由心证的空间。因此，媒体的品质，不能由政府、企业、军队、宗教、与黑道任何一方来干预。媒体的品质，只能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媒体的自律，一种是社会良心的批判，尤其是来自于学术界的批判。学术与媒体，分别代表社会的两颗良心，而良心之间彼此的监督，是促进品质提升最好的利器。除此之外，我们不应容忍前述任何一个部门的干预，否则不仅无法提升媒体品质，更可能伤害了新闻自由。 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军队已无法干预新闻自由，政府虽然拥有力量，但毕竟是看得见的一只手，可以监督与谴责。至于宗教，几乎很少干预新闻自由，而黑道虽会威胁记者，但不是制度性的力量，也无涉于政治。现在最令人担忧的现象终于出现了—大企业拟以集体的力量对媒体发生牵制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企业所拥有的影响力是无人能否定的。近几年来民众对黑金的批评，所反映的就是对黑道的不满与对大企业的不信任。与政府、军队、宗教、黑道比起来，企业与媒体的关系，性质上有所不同。企业虽然也是媒体报导的对象，但企业也是媒体广告的来源，双方具有某种程度的商业利益关系。如果某一家企业对某一媒体不满，它可以断绝广告，但不至于采取其它的行动，因为毕竟是单一的个体，作用有限。但是如果企业主集合起来，那力量与效果就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成了可以主宰媒体营运乃至生存的一股势力。
根据媒体报导，“中华民国广告主协会”的宗旨之一，是要督促媒体除去“四害”，即所谓“暴力色情报导”、“夸大不实报导”、“伤风败俗节目”、“冲突对立传播”。这是一个很难令人拒绝的理由。 台湾现在是一个新闻相当自由的国家，媒体的家数也呈现饱和状态，有人甚至形容为战国时代，彼此为了抢新闻，提高收视率，竞争十分激烈，在讲求现场与速效的要求下，往往就牺牲了品质。不可否认的，不仅政治人物，连一般小民都对媒体的品质有所微词。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大企业成立“中华民国广告主协会”，并且提出除四害的诉求，似乎相当符合社会的期待。但也正因为如此，才特别令人忧心。
何谓“夸大不实报导”、“冲突对立传播”，这里面夹杂有相当多的主观成分，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判断。问题是该协会能拥有这四害的解释权吗？如果媒体报导了对该协会某一企业不利的新闻，是否可以假夸大不实报导之名而断绝广告，施以惩戒。又如果媒体报导政府或某一政党不利的新闻，该协会是否可以制造“冲突对立传播”的罪名来断绝广告。这四项标准是抽象的，届时如何运用，存乎该协会一心。
我们相信，在成立初期，此一协会会相当自制，甚至会做一些让社会鼓掌的事。但是一旦它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届时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节制它的运作，它如想将触角伸到政治，那可能就是予取予求了。最后，我们不仅将不知不觉地失去品质，也将失去了新闻自由。
我们认为，社会应该留给媒体一个不受干扰的空间，尤其是政府与企业。陈总统在该协会成立时亦亲临会场致词，强调百分之百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石。但陈总统是否曾深入思考，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魔爪，或者他心中正在思考如何运用这一只魔爪，大企业家们，你们想要努力提升媒体品质的用心值得肯定，我们也希望这一切都是多虑，但是，非得要走上这一条险路吗？
──原载《中央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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