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报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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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1日讯】 大家以后的日子都不会好过了，走社会新闻一路的都市报纸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90年代初各级政府借动乱之机反制媒体，于是一时间全国媒体一片萧杀，但平心而论，90年以前的媒体多是走精英办报一路，影响也仅限在知识份子之中。当时的报纸动不动就关心国家大事，动不动就讨论到了体制上，全国全球全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等名词常挂在新闻人的嘴边。确切的讲，当时是一个编辑主导的年代，因为记者当时的作用相对小，而编辑约稿的作用却很大。很多人探讨90年代以前中国的民主体制为什么在知识份子和中央的提倡下（当然，后者的提倡是很谨慎的）没有大的发展，都忘记了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媒体在民众中的影响太小，以至于学者的声音根本传达不到市民当中。那时候，在国外民主体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媒体在中国实在是太高雅了。
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改革出现一个很微妙的形势。媒体也借势重起。但这一次，却走了一条与90年以前完全不同的路线，也就是所谓的小报路线。这其实是逼出来的，国家财政紧缩，无力再拨款给各级党报，而全国一个普遍现象是市级的晚报办得比省级党报活，文艺性的副刊较多，有一点点看头（现在是没什么看头了），把省级党报挤得没办法，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企业广告已经大上快上，报纸靠广告可以成为印钞机的说法已经开始流行。于是，不甘受穷的省级党报和各种行业纷纷打起了办小报（也就是当时所谓的晚报，其实后来大家都抢着早点出，谁也不是晚报了）的主意。 这些小报的骨干已经不再是精英知识份子了，而是一帮招聘来的记者。招聘记者当然也是由这些小报的思路的改变而出现的。既然不能谈政治，大家就纷纷把目光转向市民关心的种种问题，开始关心生活鸡毛蒜皮的小事。本意是要强调新闻的接近性。宣传部可能绝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小报后来为了让市民多掏钱买报纸（应该说这些小报还培育出了一个自己掏钱买报纸的人群，而以前，除了上海等少数地方，全国有几个人自己掏钱买报纸），居然纷纷走上了以前党报很少使用的舆论之路。
这下子可麻烦了，全国不知有多少小报记者拿着“假冒”记者证，天天奔跑在路上，天天鼓励市民投诉（市民的参与当然也是小报的活命法宝之一），缠着各种政府机关替市民要说法，不给说法回头就去捅一笔，虽然这些当不成作家的“没落文人”只是为了完成任务，只是为了多拿工资，总编们也可能只是为了多卖报，但无形中却使报社成为市民情绪发泄的一个口子。当然，从现代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政府真应该感谢这些小报记者，如果没有他们的监督，很多地方的官员（是小报能监督的最基层的官员）不知会把老百姓逼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客观上一个社会有一个情绪的发泄口，不仅不会造成宣传部所认为的严重后果，反而会让社会相对稳定。而且小报记者们与90年以前那些同事不同了，他们不是坐在办公室中，而是跑到老百姓当中，天天分析谁对谁错，天天用实际行动鼓励市民把事情闹大（比如没新闻价值的一件事上了法庭可能就可以报道了），客观上教会了市民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逼出来的，市民相信谁，谁的报纸就卖得快，谁就能拉到广告，谁就能发大财。
很多人后来很烦记者，认为记者是无事找事，以为记者是炒作，整天报导杀人放火，但大家要记住，如果没有人喜欢看，小报记者们是不会去干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这条新闻准则确实放之四海皆准哪！大家什么时候见过党报们炒作什么事情？他们根本不关心市民在想什么，也就不会炒作了。可是，年年党代会，国庆，人代会的报导，党报（所谓大报）难道不是在炒作，炒作领导关心的事情？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很出了一些轰动全国的社会新闻，几乎100％都是小报记者炒出来的，从早期的河南张金柱案到最近据说导致四川两家报纸关门的原因之一——县委书记压死人的新闻，其中哪个看不到小报记者们的影子。 这是一个抓新闻，抢新闻的记者年代，这是一个报业激烈竞争的年代，这是小报扬眉吐气打跨党报（如果没有强迫订阅，也许人民日报的订阅量不会有南方都市报的一半）的年代，同时也是中国市民维权意识大大增强的年代。这可不是巧合。
很多人说小报记者们拿红包，干坏事，可曾想到过，这是社会对小报记者们所起的作用变相的一种承认（我可不是替他们辨护）。
可是，被小报记者们逼得没办法的政府不会总这样放任不管的，市长们知道，每一次他手下的某个官员，哪性是九品芝麻官被小报们打倒，都对他的形象不利。
有人说这是因为小报们太得意忘形了，以为自己有了指点江山的力量。’ 其实这还是市场逼的，市民们不会一辈子满足于看杀人放火，满足于看批评报导，于是大家都想往深度发展。
于是乎有小报要倒楣了。
——转自《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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