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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5月2日讯】〔导语〕本文记述三个时期，三所大学，三位校长是如何对待本校有人被捕的事件，立此存照而已。
大学校长之异同 营救与求助
香港某大学李少民教授被中国当局秘密拘捕。事件曝光后，有记者询问该大学，是否有营救活动。据云，李教授家人未向学校求助，故校长并不知情，因此未曾营救。
记者之询问，在事件曝光之后，此时校方当然已经知情。但直至今日，并未见校方有任何营救行动。这大概是表示：校方必须有李教授家属之请求，才能开展营救行动。换句话说，不求助，就不营救。笔者不知家属是否已向校长求助。姑且假定不曾求助吧，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当有人处于危险之中时，是否必须求助，别人才能营救？
如果一个溺水者连呼吸都不可能，他能发出求助的声音吗？此时人们是等他呼救之后再去救援，还是立即下水把他捞起来呢？中国古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但还是允许“嫂溺援之以手”，并没有规定“必须听到嫂在水中呼救，才能援之以手”，可见救援工作是不需要求助的，所谓“见义勇为”是也。
说到大学，就想到教师的重要，一所大学的水平可以说完全取决于教师。陈嘉庚倾家创办厦门大学，不惜重金礼聘著名教授，结果一下子就奠定了厦门大学的学术地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物质条件极其简陋，但因集中了撤退到大后方的有名教授，所以名声远飏，培养出了大量优秀人才。而一个大学能否请到和留住这些教师，关键又在校长的水平和人望，是否视教师如瑰宝。
李少民教授之被捕，据说是他的学生们给曝光的。学生们敬爱李教授，发现他失踪逾月，心知有异，这才诉诸媒体的。可是该校校长却对本校的教授漠然置之，不知他心中关注的都是什么。
现在此事已经成为世界新闻焦点之一。四月十七日包括十几个国家和香港台湾的近四百位学者签署的致江泽民主席的公开信发表了。他们是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主动写这封信的，并不是应家属的请求。
奇怪的是校外热火朝天，校内却冷冷清清。四大洲都纷纷伸出援手，唯独李少民所在的香港某大学却不见动静。不知该校校长是怎样看待这几百个签名学者的？家属并未“求助”，他们就奔走营救，是不是多管闲事呢？
蔡元培以身家作保营救学生
看了香港某大学校长对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如此冷漠，不由想起昔日两位大学校长的不同情怀。一位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位是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时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袁敦礼。我想到他们营救学生的故事。他们连学生都这样爱护，更不要说教师了。当时要是有教师被捕，他们肯定会更加奋不顾身去营救的。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北京大学是主力。当天的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打了章宗祥，固然出于爱国激情，但是放火和打人是出格的。这一天有三十二个学生被捕，其中有北大的学生二十人。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原先并不赞成学生上街，但是一听到学生被捕，立刻挺身而出，积极营救。而且他也没有等待被捕学生家属前来“求助”，而是在五月六日亲自去北京警察厅，以自己身家作保，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蔡元培没有白去，北洋军阀政府全部释放了被捕学生。
不知香港某大学这位校长先生学过中国历史没有。按常理说，贵为大学校长，文化知识至少要比中学生高些。“五四”运动，是中学生都应该知道的历史常识，特别是身为大学校长，对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事迹应当不太陌生，因为蔡元培被公认为中国大学校长之典范。如果香港这位大学校长熟知这一切，而在自己学校的教授被捕后竟无动于衷，那就只能往人品上找原因了。
袁敦礼挺身保护学生
如果说蔡元培离今天远一些，那么我再举一个近一点的例子。
一九四八年，国共内战方酣。北京（时称北平）国民党当局在各处大肆搜捕地下共产党员。有一天，国民党当局到北京师范大学指名逮捕一名学生共产党员。顺带说一句，国民党这次逮捕不是秘密绑架，而是拿着公函来到学校，正式要求逮捕该名学生的。当时的北师大校长是袁敦礼。他和这个学生素不相识，但在这个学生的生死关头，他毫不犹豫地保护了这个学生。国民党特务对袁敦礼校长还不敢冒犯，只好作罢。（按照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戡乱”法律，这个学生如果被他们捉去，是会处死的。）
此事当时鲜为人知。袁敦礼也从不对人说起。事隔四年之后，一九五二年，中共发动全国高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场运动的后期，是“忠诚老实运动”，即审查每个人的历史。此时，袁敦礼已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教，该校认为袁与胡适都是好友，历史一定反动，便作为重点审查对象，派人对他的历史内查外调。结果派出调查的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查到一九四八年国民党给师大的捕人公函原件，上面有袁敦礼的批示，大意是：当局要求逮捕的这名学生，品学兼优，不是共产党员，云云。
这个事实使中共当局对袁敦礼的为人肃然起敬。其实袁对共产主义并不赞赏。他在中国教育界和体育理论方面是学术权威，有很高威望。北京解放前，周恩来曾给袁写信，劝他留下来，不要走，但他还是走了。他之所以见义勇为，不避嫌疑，保护一名共产党员，主要是秉持一个学者的良心，对国民党在高等学府滥捕学生十分反感，完全是从爱护青年出发予以保护的。更可贵的是此事是中共审查他的时候才发现的，而他本人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尤其使人敬重的是，他丝毫没有想用自己当年这件事向共产党讨好，以换取更好的位子或待遇，从而保持了一位正直学者的独立人格。这种人品，比起那种只知谄媚权势以取荣者，不是有天壤之别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北方流行的歌谣，据说是共产党的歌。这歌除了优美的旋律以外，还包含着朴素的真理。那时候共产党在群众中种下了瓜和豆，也收获了瓜和豆。一九四九年取得了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是它收获的最大的“瓜”。
不过毛泽东进了北京城，就把这首歌谣中的真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伤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人，这就是在播种仇恨。不过由于中共还需要毛的形象来维持一党专政的传统，所以他所种下的仇恨，都由四人帮去遭殃了。审判四人帮就是让他们给毛泽东当替罪羊。
也正因为邓小平没有完全抛开毛泽东的传统，所以他在改革的同时也种下了仇恨。反对自由化的运动继续在伤害人。不过在中共所播种的仇恨当中，没有哪一桩能超过“六四”屠杀的。这是命令军队直接向和平居民开枪，因而犯下了故意杀人罪。这个命令是谁下的，现在当局讳莫如深。但是将来总会弄个水落石出的。“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朴素的真理永远不会过时。
殷鉴不远，就在眼前。最近波兰当局已经决定，五月十五日将开庭审判前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他在一九七○年下令向和平示威的群众开枪，打死四十四名工人（当时他任国防部长）。和他一同受审的还有七名被告。这事都过去三十多年了。他当年种下的仇恨如今发芽了，该轮到他自己遭殃了。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雅鲁泽尔斯基的报应晚了一点。前东德共产党首脑昂纳克，下令枪杀偷越柏林墙投奔西德的东德居民，早就被送上法庭了。至于罗马尼亚共产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因为所种的仇恨太多，太深，结果那复仇的力量不是慢慢长出地面，而是化作怒火喷出地面，一下子变成武装起义。愤怒的革命者当即组成法庭对他进行审判并立即处决。
其实不光是共产政权，其他独裁统治者凡种下仇恨的，都逃不脱正义的审判。南韩的全斗焕和卢泰愚，智利的皮诺切特，不都是这样吗？
中共“六四”所种下的仇恨种子，已经十二年了。在解放军和武警的高压下，再加上遍布各个角落的“安全人员”的严密监控和搜捕，那种子一时还长不出来。但是仇恨可以被压住，却不会消失。波兰那颗种子都三十年了，还不是照样发芽？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播种仇恨，而且变本加厉，越播越多。对异议者的迫害有增无已，要“消灭在萌芽状态”；把拥有千百万信众的法轮功等练功组织打入地下，进行野蛮迫害；最近又对中外学者展开搜捕，弄得海外华人学者人心惶惶。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当权者有一种末日预感，所以才做出许多丧失理智的行为。
其实，越有末日预感，就越应该牢记：多种瓜豆，少种仇恨。用民间俗语说，就是多种花，少栽刺；或是多行善，少作孽。这是聪明人的选择。
由谁“消除负面影响”？
中国当局最近大肆拘捕海外华人学者，已经成为近期国际新闻热点。不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四月二十一日一个发言，给这个新闻热点又加上一则花絮，平空添了一些笑料。
鉴于中国旅美学者和美籍学者接二连三在中国被捕，美国国务院为了使自己的公民和永久居民免遭不测，四月十九日特地向他们发出警告说：美国人，特别是华裔人士，如果他们过去参与过批评中国政府的活动，或发表过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去中国时便有被捕的危险。
国务院还告诫说：“在某些情况下，前往台湾或与台湾媒体有关系者，显然也会被国安部视同间谍。”
这是一个政府对本国人民的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以前美国政府也常发过类似的警告，对有战乱的地方，或恐怖主义猖獗的地方，都提醒美国人不要去。
不料美国政府和自己的公民讲话，却惹恼了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说：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她指摘美国国务院“编造所谓‘风险’，企图挑拨美籍华人及其他人士与中国的关系，这是极为错误和不负责任的行为。”
最有意思的是这位发言人最后这句话：“中方要求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并采取措施消除其所谓警告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什么是章启月所说的“负面影响”呢？那就是海外华人学者对中国望之却步，不敢去了。其实岂止是华人学者，已经有十几个国家近四百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联名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信，对中国这种大肆拘捕，表示“实在令人惊讶和恐慌”。在美国的华人学者已有十人以上取消了原定今年回国的计划。
这几百人，都是在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之前就感到“恐慌”和取消了去中国的计划。他们是受谁“挑拨”的呢？
中国有一句份量很重的成语，叫作“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按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逻辑：中国政府抓人，这是有“正面影响”的；美国政府警告自己的公民要小心被抓，这倒是“负面影响”了。
明明是中国政府抓了人，造成海外华裔“人人自危”（美国乔治亚州萨瓦那大学教授洪朝晖语），然而章启月却说这是美国国务院“编造的”，真是匪夷所思！如果说有人在“挑拨”海外人士与中国的关系，那么，这个挑拨者正是中国当局自己。你们一时兴起，大肆抓人，吓得许多人害怕，不敢来中国，然后你们又倒打一耙，说别人在“挑拨”。这种逻辑，简直连红卫兵的大字报都不如，居然还有脸面对世界舆论！当然，这不能怪那位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没有一句是她自己的。如果她能按照自己的头脑去发言，也就早被撤职了。
这位发言人还有一句话足以令各国记者大开眼界，就是宣布“中国是法治国家”。这真是个好消息。几十年来，都是以党治国，党比法大。如今忽然变成法治国家，即法比党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各政党……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一条可以实现了。这不是人们久已盼望的政治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吗？
但是当人们往下一听，原来这位发言人所说的“法治国家”，是说中国政府之所以抓了外国人，是因为他们“触犯了中国法律”。原来她说的“法治国家”，是政府用“法”去“治”别人，而不是用法律为最高准绳，约束政府（包括中共），这才是“法治”的本意。和“法治”相对立的“人治”，恰恰是用严刑峻法去统治老百姓，把这也叫“法治”，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不过这位发言人倒也说出一个事实，这就是他们要对所抓的人实行“有罪推定”：只要我抓了你，你就是有罪的。中国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国家安全”和“保密”等方面的罗网之密，伸缩余地之广，早为世人所侧目。而国家安全机关的权限之大，几乎超过立法和审判机关，例如，什么是“间谍组织”或“敌对组织”，都由国家安全部“确认”。也就是说，只要它说哪个机构是“间谍机关”或哪个人是“间谍”，这个机构或这个人的罪名就确定了。这就是中国的“法治”。难怪章启月的发言那样有把握，敢于断言他们抓的人“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抓人的机关就有权给人确定罪名，还有什么是他们做不到的呢？这种“法治”，能和世界文明接轨吗？
英国《泰晤士报》前东亚编辑梅兆赞（Jonathan Mirsky）说：“与海南岛战机碰撞事件相比，拘捕学者最终对中国影响更为严重，因为战机碰撞毕竟只是中美两国的事，可是扣留三位学者已经成为中国的国际问题。不要忘记，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在教育、医疗、法律、通讯，甚至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几乎取自外国。”这次事件必然会影响中国从世界汲取营养。梅兆赞说：“很多外国学者，尤其是对中国有特殊贡献的华裔学者，开始担心他们在中国的研究和教学活动会否受到影响，担心若留在祖国会被当局逐个对付。”
这位熟悉中国的报人，看法确实有深度。这种“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难怪中国政府那么着急，怒气冲冲地要求美国“采取措施”，“消除负面影响”。只是中南海没有冷静地想一想，这“负面影响”是谁造成的？
是你们抓了人，才把更多的人吓得不敢来；当然只有放了人，才能消除这种“负面影响”。可是，人在你们手里扣着，却要美国“采取措施”，这不是滑稽吗？
解铃还须系铃人！
──原载《争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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