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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6日讯】 我坚信所谓“撞机事件”是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因为“怕死”的美国人没有拿24人的生命与王伟一人拼命的道理，“贪财”的美国人也没有用一驾昂贵的侦察机跟一驾小型的中国战斗机拼命的道理。由于飞机“相撞”的巨大危险性，爱惜羽毛的美国人在中国迫降也属于典型的紧急逼险，不能说是侵犯中国领土。因此中国政府通过与美方谈判来解决争端，是非常明智的。谈判不成，则应当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判。那些在这件不幸事故后大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甚至鼓吹发动对美战争的人，纯属借题发挥的爱国秀，以达到排斥国内异己分子的目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旷新年的大骂自由主义者“卖国”，妄图把中国拉回到闭关自守的年代。
但更具欺骗性从而引起群众的盲目排外情绪的，则是似是而非的“家门口理论”。
“家门口理论”本身是不值得一驳的：既然人家没有闯到你家里来，你就不能说人家非法入侵。但是“家门口理论”有两条支援它的“根据”，却足以把我们引到盲目排外的道路上去。
一是认为现在的国际法是为强国利益服务的，“我们没有能力到美国人的家门口耀武扬威，因此允许美国人到我们家门口耀武扬威的国际法是不公平的。”
这使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一次游妙峰山的经历。有三个农民在上妙峰山的路上拦住我们要“买路钱”，理由是他们农民在城里打工收了他们的“暂住证费”（不是房租）。要是农民接受了“爱国”的新左派朋友的理论，恐怕即使取消了城市对农民的歧视也要禁止我们到农村去旅游。他们会说允许自由旅行的法律不公平，它是为富人的利益服务的，因为大多数农民没有钱到城里去旅游。这样一来，所有的旅游区恐怕都只有取消了。这个理论走到极端还会更荒谬：农民可以主张废除高等教育、废除民航与铁路等一切公用设施，因为他们没有钱享用。
顺便说一句，新左派朋友在国内问题上的主张跟他们在国际问题上的主张正好相反，他们主张公有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明白富人与强盗更有能力利用公用设施呢，还是在为中国的有权有钱人立言？可是他们却有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代表下岗工人与贫苦农民的。他们就是这样一再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禁止性的法律是保护弱者的（“不准杀人”固然是保护弱者的，“禁止偷盗”同样是保护弱者的，——富人如想偷穷人，他们有钱买更好的偷盗工具，穷人的防盗设施也更差。），授权性的法律是鼓励强者的（强者更有能力充分利用各种授权，包括公共财产与个人自由等）。国际法如此，国内法同样如此；外国法如此，中国法同样如此。然而这两种法律又都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禁止性的法律，人类将沦为禽兽；没有授权性法律，人类将沦为奴隶。
仅仅以“我们没有能力到美国人的家门口耀武扬威”来反对国际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得另找理由，例如现在世界各国的领空范围太小，不足以保障领土的安全。
从法律程式上看，即使我们认为现在的国际法不公平，我们可以讨论，可以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会议上去建议修改国际法，呼吁民众来反对国际法无论如何是不明智的。这正如我们对国内法的不公平可以讨论，可以提修改意见，但不能鼓动民众抗拒现行法律的执行。
这就涉及到“家门口理论”的另一个“根据”。“爱国”的新左派朋友说，国际法不同于国内法，国际法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定的，而且不像国内法那样有中立的法院来强制执行。
但是这话由那些亚非拉小国来说似乎比由中国来说合理得多，因为中国不但是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国际法院中也有中国人担任法官。而且中国法院的法官，也不见得那麽中立。
毫无疑问，美国在联合国与国际法院中的影响力比中国大。但是一国内部的民主与法治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吗？财富多的人、名声大的人、信誉好的人，无论是在民主选举与议会表决中发言，还是在法庭中作证，都更容易说服选民、议员与陪审团！我们是该废除民主与法治呢，还是该努力自强增加自己的说服力呢？
因此与其大骂“美帝国主义”，大骂国际法的“不公”，实不如在国内搞好经济建设并切实保障人权，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并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原载《问题与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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