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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4日讯】 “手术刀，剖开肚子要红包。”这话从字面上讲也许只是个别现象，但它作为一种艺术概括，的确反映了我国医药界医德问题的严重。
我不是医师不是护士，而且有差不多二十年没有住过院了。但是根据我对医院中很常见的一些事情来推断，我觉得报纸上那些极端的医疗事故案例大都是可信的。
1978年11月，我的母亲突然生病，不吃饭，不能走路，也很少说话。她生病只有一周，住院只有三天，就在湖南省临县人民医院湘桃林分院的病床上去世了。她去世那天中午我父亲和我姐姐都觉得病情有所好转。可是下午一瓶点滴打到一小半时，我姐姐感到情况不对，去找大夫，已经来不及了。没有任何病历，大夫口头说我母亲患的是“癔病”，并且把那天病情的好转说成是“回光返照”。我们乡下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癔病”，但对“回光返照”很迷信，因此什么也没有说就回家了。直到11年后，我才意识到我母亲当年的病症与我的导师李由义先生所患的“脑血栓”如出一辙。
1990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北京大学38楼与41楼交接处有一个学生从楼上摔下来。我正好路过，与另外三位路过者一起把他送到校医院。大夫赶紧开氧气，可那氧气却像自行车电打气那样往外冒，足足花了七、八分钟才修好。后来查明这个学生是做贼被发现逃跑时摔下来的，而且因为从四楼摔下来时脚搭在自行车上头部单独着地，可以说是必死无疑。但校医院急救室的供养设备处于那样一种状态，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1996年我的“老朋友”龚祥瑞先生几进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并最终在那里去世，我因此常去该医院，发现那里经常有护士跟病人或病人家属吵架。最后龚先生进了危重病房，尽管龚先生强烈要求有家属或学生在身边，但医护人员坚决不同意，说是怕我们带进去的病菌感染病人。那房间又不透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到龚先生在里面发脾气。可是到龚先生需要大小便的时候，护士又出来叫我们，似乎我们身上携带的病菌都很讲卫生，一见大小便就逃跑似的。也正是借着倒大小便的机会，我们才知道龚先生发脾气是因为护士不给他水喝，而护士则说他刚喝过了水又要水喝，喝了又要小便，忙不过来，只好不理他。不几天龚先生就死了，毫无疑问，一天开销近万元的重病房加速了他的死亡。
想起这些往事，是因为我的同乡陈阿姨最近被查明患了癌症，而且已到中晚期。从她最近的经历中，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中国目前医药界的腐败决不是个别人的腐败，而是体制性的腐败。
去年4月学校组织体检（请的是外面医院来的大夫，用的是他们带来的设备），没发现她有任何疾病。今年3月初她感到胸部疼痛，而且越来越厉害，于3月14日到校医院看病。大夫给开了一些止痛药，叫她4月9日来学校统一体检。体检时大夫认为她得了乳腺癌，她立即到人民医院检查，人民医院确诊为乳腺癌中晚期，已扩散到淋巴，须立即住院治疗。但又说现在没有床位，叫她在家里等人民医院的电话。由于各种体检材料都在人民医院，而且家属到人民医院看望病人还有交通上的便利，陈阿姨便在家里等。可是等了一周，还是没有消息。她怀疑是要走后门，就四处托人拉关系。结果熟人托了两个，时间又过去了三天，大夫还是说没床位，让她继续等。直到昨天，她才在亲友的动员下找到肿瘤医院。肿瘤医院的大夫说人民医院太缺德，不人道，对这样的病人就是住在过道里也得立即开始治疗。但是他又说，周六、周日放假，你不必花冤枉钱，周一来办住院手续吧。
陈阿姨的这段经历至少反映了下述问题：
第一，单位组织体检发现癌症的普遍已到中晚期，难道所有的癌症都要到中晚期才能发现吗？是真检查不出，还是体检太马虎？如果一年一次的体检唯一的作用就是推迟病人到单位以外的医院看病，何必还要花这个冤枉钱！
第二，各大医院之间为什么不连网？为什么不把不能耽搁的病人转到有床位的医院立即开始治疗？是不是怕放走了生意？难道医院是普通的生意人吗？
第三，现在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就业已经不容易，为什么不多招一些进医院实行周六、周日轮休制？医师放假的时候，难道病菌也跟着放假吗？
第四，病人的病历档案是病人或病人所在单位出了钱的，其所有权应该归病人。医院要存档供治疗和研究用，可以复制一份。为什么霸占病人的病历？是不是因为霸占着病历在出了医疗事故时便于修改、伪造？
与医护人员的腐败同样可怕的，是法官和教师的腐败。医护人员的腐败可能要了我们的命，法官的腐败使得我们无法跟腐败做斗争，教师的腐败则每日每时地腐蚀着下一代。可现在这些最不应该腐败的人都腐败了。在《十等公民歌》中除了“手术刀，剖开肚子要红包”之外，还有“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和“教书匠，推销次品是榜样”。因为曾经是法学讲师，我对于法官与教师的腐败更加熟悉，更加确信无疑。1995年，我写了《中国大陆基层法院的观察与思考》一文揭露法院的腐败。1998年，我又写了《重建师道尊严》一文揭露学校里的腐败。到目前为止，中国精英阶层的腐败还呈加速度趋势。我怀疑在不久的将来，整个精英阶层就要完全烂掉了。
伪法治主义者们所鼓吹的“性恶论”完全是谬论。它一方面取消了人们的道德自律，使人们觉得腐败乃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又导致对民众的不信任，断绝了民众监督这一阻遏腐败的源泉活水。尽管建立了一大堆所谓的监督机构，唯一的作用却只是在腐败的官场中分一杯羹。
伪自由主义者们所鼓吹的“腐败可以腐蚀并最终结束专制”论，更是罪该万死的谬论。官员的大面积腐败使得正直的人们难以生存，势必逐步将官场的道德淘汰机制渗透到整个社会，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道德淘汰机制，把整个精英阶层彻底烂掉，将全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像希特勒、史达林那样的暴政，尽管有可能延续几十年，但也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推翻；而全社会的腐败没有几十上百年的时间是决不可能得到根本扭转的，而且这种扭转往往要依靠一种能够普及于全社会的宗教（或变相的宗教）才能实现。虽然宗教能促进人类的福祉，但通常只有多种宗教或多个教派的和平共存才能构成自由社会的基础；高度统一的宗教信仰，是极可能走向宗教专横甚至政教合一的。
不是我危言耸听，中华民族真的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原载《问题与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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