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改革的社会背景
大陆中国的改革背景是一个全面奴役的社会，这一现代奴隶社会的极端表现是文化大革命，其根本原因是1949年中共执政后愈演愈烈的一党专制乃至个人独裁。这种现代奴隶制和传统奴隶制的区别，只有统治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组织方式及控制手段的不同，而奴役的实质则完全相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传统奴隶制中，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是赤裸裸的，主人就是主人，奴隶就是奴隶，而没有以“人民公仆”的伪善面貌实施奴役的奴隶主，也没有以“国家的主人翁”的漂亮名誉被奴役的奴隶。传统奴隶制还没有政党，没有“解放全人类”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没有“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的道德说教，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自我标榜，没有既是“道统”教主又是“法统”帝王的绝对个人，没有“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救世主崇拜，没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洗脑，也没有现代科技提供的有效的奴役手段，
执政党控制的国家是现代奴隶制的载体，通过自上而下的垂直控制，形成了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高居于顶端的党魁就是总奴隶主，民众包括执政党的大小官僚（官僚既是总奴隶主的代理人又是高级奴隶）都是等级不同的奴隶，对领袖个人的绝对人身依附，通过执政党控制的组织国家控制的单位和的双重操控，借助于现代文明的科技成果，无所不包无处无时不在地剥夺着个人的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集体生活上和个人隐私上、出生和死亡、工作和婚恋，通过等级森严的组织系统，个人只能别无选择地依附于党、国家和领袖个人，只有无条件的效忠和奉献的义务，而没有任何反对和索取的权利。绝对独裁的政治、陷于崩溃边缘的经济、物质供应的极度短缺、连沉默权都不允许的强制、普遍的人权灾难、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阶级斗争和连梦都不敢做错的恐惧气氛……总之，大陆中国进行改革的背景太黑暗太荒芜太灭绝人性，以至于红太阳刺瞎了所有人的眼睛，社会主义的草覆盖了资本主义的苗，刚出生的婴儿作为历史反革命的狗崽子而被刨腹。
作为最高奴隶主的毛泽东，由于他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自然就作为“人民的大救星”而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和提供民众福利的主要责任，并且在这个奴隶体系中占有了最大的利益份额。然而帝王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帝国的官僚集团以及广大奴隶的利益之间的一致是偶然的，而不一致乃至冲突则是必然的。但是毛泽东的绝对权力是终身的，他能够为所欲为地追求异想天开的个人嗜好乃至怪癖，使奴隶主的个人及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与他的代理统治集团、民众利益的最大化并不完全一致，从而就导致了他个人与代理统治集团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乃至仇恨。而在他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反对力量的较量中，其结局总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的随心所欲让整个社会付出了不必要的巨大代价，而他个人在有生之年却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和不负任何责任。他所继承的几千年一以贯之“秦政”，使他有权力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社会与整个统治集团，也同时转嫁给没有与他一起进入坟墓的家族。江青没有殉夫乃是她最大的不幸，她活下来替毛泽东承担了文革的全部罪责。
物极必反，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所造成的灾难，在文革的后期达到了社会忍耐的极限，全社会的普遍不满之强烈和忍无可忍，甚至在毛泽东还活着的时候，就通过“四五天安门运动”得到了象征性的宣泄，“秦皇的封建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口号，已经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毛泽东本人。这大概是中共执政27年以来，民众第一次自发地公开把矛头指向毛本人的群体抗议，而且是在中共政权的首都，在首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1949年之后，这里曾经只是举行中共执政的周年庆典、重大节日和百万人集会的地方，是毛泽东在文革中八次接见造反青年的革命圣地。“四五天安门运动”预示了大陆中国的全面奴役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临界点。即便毛泽东没有在1976年遭到天谴——自然死亡，也不一定能够继续维持住亿万人只有一个头脑的奴隶制秩序了。
虽然首先是全社会的普遍不满为社会转型提供了丰厚的民意支持，中共的政治精英阶层才有可能通过上层政变和推动思想解放来发动改革，但是，毫无疑问，从改革之初到目前为止，推动和主宰着大陆的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是执政的精英集团。单就精英阶层来说，首先是权力精英——中共集团内的被毛泽东打倒的受迫害者——成为发动改革的主要动力。他们利用老权威毛泽东自然死亡之机，清除了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以及毛主义的继承者“凡是派”，通过对文革的清算和平反运动重返政治舞台，通过思想解放运动获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和公众的舆论支持，通过肯定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动了经济改革。
二、邓小平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变化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一个人的头脑代替所有人思考的极端个人专制局面，结束了全面的阶级斗争的内战，废除了可以任意剥夺国民的人身自由乃至生命本身的极端人治秩序，使1949年之后的中共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发生了全面的动摇。
在经济领域，由全盘计划向市场、由完全公有制（党有制）向私有制的渐进转型已经不可逆转，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物质供应的丰富、民众生活的大幅度改善，买方市场的形成，非国有经济事实上的主体地位迫使执政党不能不进行立法上的事后确认。由对私营经济的主体地位的政策性允许向法律性保障的转变，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了。尽管执政党对经济还有很大的操控能力，尽管权力的市场化使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变得畸形，尽管对私营经济还有立法上和事实上的诸多歧视，但是90％的市场定价、全社会要求行政权力撤出市场和反腐败的压力、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事实上的主体地位以及加入WTO的国际压力，必然使大陆的经济制度走上自由化、法治化、私有化的不归之路。
在思想文化方面，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了毛泽东时代万马齐喑的局面，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衰落和主旋律的无人倾听，个人意识和自利观念的觉醒，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迅速传播、传统文化的复兴、港台通俗文化的全面渗透和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娱乐化，已经开启了文化多元化的大门。在公开的场合，非政治领域的言论开放已经到了可以在媒体上胡说八道的程度，政治性言论的公开表达尽管还有严格的限制，但是也不是全无发表的空间，政治异见可以通过国际媒体和互联网反馈回大陆。六四后收听外国电台人数的激增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使执政党的新闻封锁越来越失去传统的效力；在私下的场合，民众议论政治已经没有多少风险，甚至拿执政者寻开心和发泄对政权的怨恨，已经成为老百姓饭桌上常规的娱乐项目。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方面，毛泽东时代的整体国家的全面操控已经解体，每一人都被牢牢地束缚于单位和人民公社的局面一去不返。人们在择业、迁移、旅行和私生活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自主选择的空间。尽管执政党还不放弃对民间组织的生死予夺的大权，但是非政治性的民间社团毕竟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尽管执政党还严格地操控着一切合法的准合法的不合法的民间组织，使大陆的民间社会处在一盘散沙的原子化无序状态，但是非政治领域的个人自由已经有了巨大的空间。民间社会的整合力量的真空，使个人自由无法进入良性的自治秩序，社会稳定的维持只能依赖于执政党的刚性整合，这种状态对于未来大陆中国的社会转型来说是一把弊大于利的双刃剑，甚至就是新制度的建立过程中的达摩斯克之剑。
在法治建设方面，从公审“四人帮”开始，就结束了毛时代完全无法可依、“朕即是法”的人治时代。虽然一党体制保证了执政党对立法执法的操控，中共的各级政法委仍然是法律实施的最后仲裁者，高层决策者的个人意志仍然可以左右法律实施；尽管立法的主要道义基础还没有实质性改变，仍然是从维护中共政权和党的绝对领导的立场出发，执法的任意性和有法不依的现象还很普遍；但是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就是恶法和不能真正执行的法律也要靠立法来装点门面。这种状态在经济体制的立法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党的意志和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越来越向着依靠各种立法来完成方向发展，法院和律师在解决经济纠纷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对私营经济和私人财产的法规歧视逐渐向一视同仁的平等方向改善，私有财产权的立法保障已经到了非入宪不可的程度，加入WTO将使市场经济的法治化进程加快。在国民的基本权利的保障方面，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可以任意剥夺人身自由和生命的局面已经改变，虽然仍然是有《宪法》而无宪政的人治，个人的政治、言论、思想、信仰、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还得不到实质保障，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还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限制，但是国民毕竟有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有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共政权毕竟在形式上废除了传统的收审制度，修改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承认了国际通行的“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并且正在进行推广“沉默权”和律师代理权的司法改革。对政治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虽然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是政府在镇压时一定要走司法程序，而且残酷性有所降低。1998年中共还承诺签署联合国的保障人权的国际性公约。就司法机构本身的改革而言，毛时代的公安一家独大的局面得到了根本的改变，公检法之间的相互制约的局面开始形成，司法公开和司法人员的考任制度也在建立完善之中，并且先后制定了约束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警察法》、《检察官法》、《法官法》。换言之，邓小平时代并没有改变执政党高居于一切法律之上的人治体制，但是与毛时代相比，在法治建设上的进步仅次于经济领域。
政治方面：平心而论，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就政治体制本身而言是最保守的，但是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结构、法治化等方面的变化，都是由执政党的政治决策推动的，反过来这些变化也从不同的角度和以各自的方式推动着政治的变化。或者说，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社会的每一领域的改革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解放意味，推动社会的非政治化就是重大的政治变化。与毛时代相比，邓小平时代最大的变化就是非政治化。而当社会走上非政治化之路时，政治体制本身的改革也就成为必然。在执政党进行的体制改革方面，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政治改革被推进到体制所能容忍的极限，十三大提出的七项政治改革措施因赵紫阳的下台而中断实施，体制内的政治改革只停留在终身制的废除、政府机构的精简、国家中下层公务员选任制度的改革、农村的村民自治等方面，而在十三大提出的“党政分离、政企分离”和“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社会秩序”方面却没有任何进展。在邓小平时代，政治领域的最大变化是在民间，从“西单民主墙”、“大学竞选”到“清污”、“反自由化”的中途流产，从“八六学潮”到“八九运动”，从六四难属群体的持续抗争到持不同政见者持续的政见表达，从民主党到法轮功……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在这几种民间反对派中，有些人是自觉选择民间反对派立场的，有些人是被逼上梁山的，“反自由化”运动和八九运动都把一批体制内的开明派或反对派逼向了体制外，镇压准宗教民间组织把法轮功等非政治性的运动变成了政治性的反对运动。虽然这些民间运动之间还缺少自觉的共识和组织上的整合，但是共同的命运和反抗目标的一致，使他们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民间政治反对运动的合力。尽管邓小平时代对这些民间政治反对派仍然实行强硬高压，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相对毛时代对政治异己者赶尽杀绝的局面而言，他们能够持续存在且能够进行坚韧的抗争，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为大陆中国的政治环境带来的一大进步。
国际关系方面：邓小平以实用主义的态度代替了以解放全人类为宗旨的乌托邦，以“决不当头”的韬晦之策代替了以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来对抗超级大国的战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代替了随时准备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基本估计，以广交朋友的对话代替了四处树敌的对抗，使大陆中国的外交政策围绕着国内的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展开，对话是邓小平实施其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邓小平继承了晚清以来“以夷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对外传统，在不改变中共的绝对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的大市场、大资本和先进科技对国内经济建设的支持，另一方面坚决防止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制度安排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他对西方制度的最大容忍是“搁置姓社姓资”的争论，把接受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为最后底线。但是，打开的国门却为民间的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取向提供了丰富的外来资源，为民间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提供了有机可乘的广阔空间。大量西方的著作、影视、音乐、体育难以阻挡地涌入大陆中国，大量中国人走出国门，西方的一切成为全社会特别是城市中的年轻人争相汲取的精神食粮。更重要的是，大陆经济一旦进入国际市场，就要受到来自自由贸易规则的制约，经济上对国际市场越来越深的依赖，必然带来普世性的人类正义价值观和强大的西方国家对大陆政治的示范效应和谴责性制约。可以说，大陆中国的观念变革之所以呈现为疾风暴雨的势态，民间政治反对派运动之所以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很重要的动力和保护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同情。
三、邓小平的根本局限
然而，以上所有的进步都不能掩盖邓小平本身的根本局限性，他所发动的改革与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完全不同，后者的目标从提出“新思维”、“透明性”、“公开性”开始已经非常明确，那就是从根本上葬送现代奴隶制——一党独裁、个人独裁和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建立私有化、市场化和宪政民主化的新体制。正如戈尔巴乔夫的自白：“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从前苏联彻底变天到现在，中共高层在讨论政治改革时，仍然视戈尔巴乔夫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把苏联的瓦解作为最主要的教训来警示全党。
而邓小平只是为了挽救失去民意支持的中共政权才进行改革——经济上的放权让利、政治上的平反和意识形态上的思想解放。随着改革的发展，执政精英集团内部在改革的方向性问题上，出现了持有不同立场的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坚持在维护旧体制的根本——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只进行有限的经济改革，它的中远期目标仅仅是物质上的“小康生活”；另一种声音则要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旧体制的根本改造，直到彻底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建立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制度。这种目标上的根本相左所导致的一系列政策分歧，使改革早期形成的“邓、胡、赵”核心出现裂痕。胡耀邦被解除中共总书记的职务，表面上的原因是在“清污”、“反自由化”运动的决策上他与邓小平有分歧，而实际上是由于胡耀邦力劝邓小平退休，使邓感到了一种对自己权力的威胁。正如习仲勋最近的回忆所言，邓小平对于胡耀邦劝他退位的反映是：“他们不想让我再过问中央的事了。”这次邓倒胡完全是毛泽东当年对付政敌的方法之继续，尽管在处理上要温和一些，还保留了胡在政治局中的位置，而实际上胡已经被剥夺了主要权力。接着便是八九运动所导致的公开分裂，赵紫阳被扣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他的党内外支持者随着他的下台而基本全军覆没，还保留着党籍的赵紫阳处在准软禁的失去自由的处境中。至此，在党内的极少数敢于坚持根本改革旧体制的权力精英及其幕僚被迫出局，而在维持旧的政治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单纯的增量经济改革的多数派全面掌权。
尽管改革的最早制度创新——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来自最基层的民间，但是这一制度创新如果得不到执政党的支持，就无法成功和长期生存下来；尽管在改革的决策上，民意也有过巨大的影响，尽管执政党内部一直存在着开明派和保守派之争，而且开明派曾经短时期地左右过高层的决策，尽管江泽民时代的执政精英集团内部也在改革的策略上有分歧，如在国有经济的改革、加入WTO和镇压法轮功等重大问题上，但是，直到目前，主宰社会转型的进程和方向的，仍然是固守单纯经济改革的执政精英集团。
由于大陆中国在邓小平死亡之前，一直处在强人政治的主导下，所以其灵魂人物邓小平的立场对分析改革的方向性问题，就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邓小平一直在坚定地维护中共的绝对领导权的底线上左右摇摆。与陈云、李鹏等人相比，邓是开明派，主张逐渐用市场代替计划；而与胡、赵等人相比，邓又是保守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党的领导；为了保持住他在执政高层的核心地位，他玩弄着忽左忽右的权力平衡。但是，由于邓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以及制度本身的惯性，他对保守派就更温和，而对开明派则心狠手辣。这也是中共自毛泽东完全掌握大权的延安时代起的一贯传统：“左”总比“右”安全，不会犯政治方向性错误，因而也就更底气充足。
邓虽然表面上故作开明，以拒绝出任最高职位来表示他对权力终身制的反感和改造，但是谁都清楚他也象毛一样，实际地维持着自己在最高决策权上的终身制，废除终身制是他留给继任者的政治遗产，而对他本人则另当别论。也许，不在其位却又具有一言九鼎的权威，才是他自以为玩的高明和潇洒之处（现在谋求连任的江泽民也以邓小平的先例，为自己的半退进行合法性辩护）。邓小平对自己的权力的贪恋以及内心充满的不安全恐惧，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晚年，所以他也重蹈毛泽东的覆辙，连续废掉了自己选定的两任接班人，对徒手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大开杀戒。这种满腹狐疑的变态心理是所有独裁者的通病，是专制制度的爱滋。在此制度中，没有一个执掌最高权力的人能够具有免疫力，它从心理上甚至从生理上彻底破坏了人对绝对权力的免疫系统。
四、一党独裁所娇纵的权力狂妄
虽然与中共的其他领袖相比，邓具有过人的政治谋略、大胆的政治气魄和审时度势的务实作风，在毛泽东死后迅速地掌握了最高权力，迅速地清除了毛的势力范围，迅速地结束了主宰着全社会的阶级斗争哲学，迅速地把国家引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他大量裁军，把物质资源尽量用于经济建设；他在早期就权力过于集中、缺少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监督和党政机构过于庞大的制度弊端，提出过进行与经济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的初步构想；在对外关系上，他放弃了争当第三世界领袖的野心，提出务实的和平外交方针，用交往代替对抗，与西方国家全面修好，并且在处理香港问题上显示了制度创新的能力，也于1992年促成了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对话。
但是他的智慧、魄力、创造力和务实作风，皆被一种中世纪式的无知狂妄所束缚。老资格革命家的坎坷经历和毛泽东式的人格无知，使他具有大多数中共党魁那种根深蒂固的狂妄，他真诚地相信：只有中共能够拯救中国和建设中国，只有他能够设计出未来的蓝图、掌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改革策略；只有他恩赐给人民的生活才是最符合人民利益的、也是人民最想要的生活。任何改革决策只能出自他的口中，即便是采纳了别人的改革建议，其发明权也要归他所有。而任何有违于他意志的政见皆被视为僭越，皆要在政治上乃至人身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在邓小平还能够理政的时期，所有重大的改革决策的“知识产权”都归于他的名下，出口就是“五十年不变”，闭口就是“一百年不动摇”。在他死后，所有的极端赞誉都随着他撒向大海的骨灰而响彻天地，他是划时代的“总设计师”、他作为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邓小平理论”的创造者，进入共产圣人的殿堂，“邓小平理论”成为指引大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伟大旗帜”。他自己说要废除终身制就是制度创新的改革，而胡耀邦劝他以退休来兑现承诺，就是有政治野心，《深圳青年报》也因为发表赞成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整肃。在极权体制下，独裁者的喜怒哀乐决定着一切，说不定哪句话就让独裁者听着不顺耳，随之发生的轻则是说话者个人的灾难，重则是株连一大片乃至造成一场社会性灾难。
极权制度的本质恰恰是娇纵这种顽童般的无知和狂妄的最佳保姆，极权者不愿放弃这种制度，既是因为既得利益更是因为放弃这制度就等于放弃了狂妄的资本。与这种制度化的无知狂妄所造成的灾难相比，意识形态的陈旧和僵化的危害真的不算什么。回忆一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金日成时代的北朝鲜……共产制度造就的无知和狂妄让人类所付出的代价，仅仅是生命一项就高达一亿多人。如果再加上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极权制度的狂妄所造成的世界性灾难，成为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最惨烈也最耻辱的人类大劫难。
所以，当70年代末发自民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和“言论自由”的政治改革要求时，邓小平就毫不犹豫地对民间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专政，坚定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保证中共政权的绝对权力，进而保证他的无知和狂妄不受挑战。
所以，当他为了巩固其权力、推行其决策时，他就重用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党内的开明派人物；而一旦他们的行为有违于他的意志、进而使他产生权力危机的恐惧感和虚荣心受挫的耻辱感之时，他就会联合其他的党内保守派将这些为他冲锋陷阵的人逐出权力核心，直至收回由他赐予的一切权力，并把这些冒犯了他的人置于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境地。
所以，当决策的实施成功时，主要的功绩归于他；而当决策失误时，他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也是没有政治责任追究制的极权制度的惯例：最高权力者在生前永远不会有错，永远要找别人来替独裁者顶雷，成功时他就是唯一对政绩负责的决策者，而失误一定是别人的，责任也要由别人承担。比如八十年代的硬闯物价关，造成了物价飞涨和民众抢购的社会紧张，也为八九运动的发生埋下了导火线。执行者赵紫阳因此受到党内保守派和社会舆论的指责，而决策者邓小平却毫毛无损。
所以，当他为了击败政治对手和确立自己权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时，他就发动“思想解放运动”，让知识分子为他的“猫论”进行理论的论证，并升华到“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高度；而当他意识到知识分子在思想解放的口号下越来越背离他的意志和观念、进而对他的权威构成挑战时，他就发动“清污”和“反自由化”运动，用党纪处分、行政惩罚乃至监狱等手段，封住那些曾经为他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作出过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的知识分子的嘴巴，进而用专政的利刃割掉社会良知的舌头。
所以，当他需要民意的支持重返权力宝座时，他就为“四五运动”平反，并把这一运动称为“反四人帮反文革反暴政”的伟大的正义之举；而当他害怕民心所向颠覆其权力宝座时，他就下令开枪，残酷地镇压“八九运动”，屠杀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平民，处死和监禁所谓的“暴徒、黑手和反革命组织的头目”，并将这一运动定性为“反革命的动乱和暴乱”。甚至灭绝人性到不给死者以任何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赔偿，不准六四死难者亲属公开悼念无辜受死的亲人。在邓小平的权威笼罩下，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一块死者的墓地，居然不准一滴悼念的泪水公开洒落、一束献祭的鲜花合法地在亡灵前开放。
所以，1989年春天，赵紫阳在与来访的戈尔巴乔夫会见时说：一切重大决策都要由小平同志最后拍板。不过是对确凿事实的公开客观陈述而已。正是这种事实陈述向全世界揭开了邓小平玩弄的废除终身制的假面，戳穿了一直隐藏在黑箱里的政治权谋，损害了他在国际上的开明形象和一手遮天的权力虚荣，才使他最后下决心彻底废掉由他提携的接班人赵紫阳。
所以，他才会以猪的智力理解人性，用喂养猪的手法对待人的欲望。他只许诺给民众以小康的温饱，却认为中国人愚昧得还没有资格享受自由和民主；他只说到2050年中国在经济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却无视在不可阻挡的世界性自由化民主化潮流面前中国的另一种未来，人性的另一种不同于猪的生存方式。难道中国人永远只配象猪一样靠面包生存，而不配争取到以自由来安身立命的生存吗？
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使人们在对比邓的低调实用主义与毛的高调理想主义之时，显然是褒前者而贬后者。但是，邓的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所具有鲜明的猪哲学特征，从长远的未来发展的角度看，他所描绘的中等发达的“小康生活”，并不符合现代社会关于“发展和进步”的整体观念，也不符合具有理性和尊严的人性的多样化欲求。这种猪哲学对中国人灵魂以及社会伦理基础的毁灭性破坏，其程度并不比毛的乌托邦的破坏性小多少。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创造一个健康的制度和培育健全的任性来说，都是只能加深疾病的毒药，而且是致灵魂于瘫痪的剧毒。
1984年中共执政35年大庆时，邓小平检阅三军和接受亿万民众欢呼时的感觉，从他个人成就的角度讲，是他漫长而坎坷的政治生涯的颠峰体验——既是他在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显示他在党内具有绝对权威的时刻，也是他洗雪了曾被毛泽东玩弄于股掌之耻辱的时刻；既是他真诚相信自己就是救世主的时刻，也是他底气十足地自以为绝对正确的时刻。也是在这一年，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达成了用“一国两制”的方式收回香港的协议；还是这一年的年底，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封面人物。中共的领袖终于得到了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认可，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独裁者的狂妄。
只有极权制度娇纵的无知和狂妄，才会使独裁者真诚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一贯正确，才会以个人的权力意志为唯一标准，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翻云覆雨、为所欲为。这是一种愚昧的人格，也是一种野蛮的思维方式，狂妄人格在思维上的表现就是全知型的决定论和唯一论。如果说人在上帝面前的最大原罪是目无神圣的狂妄的话，那么人在世俗之中的最大人性缺陷就是自以为救世主的狂妄。如果说神性思维的最大恶习是通过对信仰的垄断来维护政教合一的现实秩序，那么人性思维的癌症就是用无所不知的全能意志寻找并且自以为找到了人间天堂。
决不能小看这种独裁者的无知和狂妄，历史上的一切极权制度的强人和伟人，都有这种目空一切的救世主式狂妄，自以为能够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人间建立天堂。其结果却无一不是把人民与国家置于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这种人格和思维，头上没有上帝，眼中没有民众，四周没有法律，心中没有对高贵生命的敬畏和谦卑。它不仅存在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中，存在于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卡斯特罗、金日成等第一代极权者的人格中，而且存在于N代极权者的人格中。回忆一下李鹏在八九运动时期与学生代表对话时的傲慢，江泽民教训香港记者时的目无一切，朱熔基在讲话时动不动就“我给你……”的句式，无不浸透了这个制度所娇纵的权力者的狂妄。就连一个县级法院院长也具有这种无知的权力狂妄，出口就是“你以为我是谁？我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只要独裁制度存在一天，执政者的无知和狂妄就将作恶一天。@
五、密不透风的监狱和四处漏风的监狱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大陆中国是一间密不透风的监狱，那么邓小平时代，虽然一党独裁的监狱性质没有实质性改变，但是这座不但有了执政党划定的放风空间，而且出现社会整体性的灰色区域，这是一种防不胜防的四处漏风的超控制空间，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瓦解和各级官僚的自我利益的激励效应，远远大于执政党操控体制的真正效力。执政党的任何决策在向下贯彻的过程中，呈现出层层效力递减的局面，越到基层越失效。这种统治效力的递减现象几乎遍布所有领域，即便是意识形态操控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禁止发行的许多书籍，都可以在及全国各地的个体书摊甚至国营书店中买到；被列入不准在大陆媒体公开发表作品的黑名单的知识分子，仍然公开地在报刊上开专栏、发表谈话。
大众不相信中共政权，瓦解了执政党的民意合法性基础；中共的各级官员也不相信自己的执政党，权贵家族和代理人的普遍腐败从体制内腐蚀了政权本身的统治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个中共装模做样进行统治而各级官员装模做样执行和老百姓装模做样服从的时代。邓小平开启了权力与资本共谋的时代，它的政治后果只能是：不论中共当局想不想主动进行政治改革，中共体制已经处在不可遏制地溃败之中，而且溃败的速度越来越快，随时都有可能因偶发事件而出现多米诺式的崩溃。换言之，现在的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已经不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了，而是先变灰后变白的旗帜能打多久的问题。
2001年1月11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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