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顾准，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
一
这是一位未发生应有作用的思想家。
这是6年前，我读完《顾准文集》后立刻涌出的想法。
面对好评如潮、赞誉蜂起，就有点迷惑：自己没看出顾准思想的基本脉络？或者，《顾准文集》出版历经曲折，可能还有更精彩篇章尚未收罗进去？当时就不敢贸贸然公开自己的想法。
6年时间过去了。顾准遗作没有再发现，除了一部日记。日记我没看，曾见一文介绍，说其中多隐讳未见精彩云云。这是可想而知的，以顾准身份，在那个年代，又是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怎会有完整思想记下呢？而对顾准的评价，却是越来越高并逐渐定型，最极端的是认为，近代或上世纪最出色的思想家就只两位：鲁迅和顾准。可我看来看去，在当时的论定外并没有什么新解。现在，集中赞誉的潮头已过已渐趋平歇，再来谈自己的看法，想必不会被误以为是故唱反调。
二
首先表明我对顾准的认识：顾准是一个杰出的学者，如果从其所达到的思考深度来说，也算是个出色的思想家。这一点，我与其他赞誉者的评价，本质上没有不同，至多程度上有所差异。
从《顾准文集》可知，顾准的学问涉及到这样几方面：经济学及会计学，古希腊罗马史，中国先秦思想，以及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经济学可看作顾准的本行。他虽不是科班出身，不曾放洋留学，学历只是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毕业，但他聪颖勤奋，在早年读会计学教会计学时已显出这方面的特长，19岁即出版了《银行会计》专著，以后又完成会计学多部著作，以至中国现代会计学创始人潘序伦将其视为传人。正由于有这样的专业知识，顾准以后参加革命、担任负责干部主要也就在经济财税部门，50年代中期以“戴罪之身”到大陆最高经济研究机构——经济研究所，自然也因为有如此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的背景。
顾准的经济学知识广博，见解高明，他很早就认识到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孙冶方50年代提出价值规律问题就是得到了他的“提醒”。到70年代，他已看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有别于马克思、列宁论断的新发展和新动向。
不过，单凭这些，顾准只是个出色的学者，谈不上思想家，连经济思想家都难说得上。学者与思想家的区别在于，学者，即使是出色的学者，无论其学术研究达到怎样的水准，影响只限于专业领域；而对于思想家来说，无论其专长是什么，其影响一定是超越专业领域而广及于整个社会的。顾准的经济学思想以及会计学著作，其影响仅在专业圈内，因此，决定顾准思想家地位的，就不是他的经济学知识和见解，而是其他。
顾准研究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历史，集中于古希腊罗马史和中国先秦思想，更有成就的是前者，有专著《希腊城邦制度》。将此书与《顾准文集》中其他相关文章联系起来看就清楚了，顾准许多思想都由此研究得到，他可说是“言必称希腊”，并时时处处与中国古史作比较研究，不但从中取材，而且由此立论。正如单行本“出版说明”所言，顾虽不是史学家，却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见解。这些对照古希腊史提出的见解包括：亚细亚生产方式有别于西方的特殊，中国古代不曾发生过马克思历史分期法中的奴隶社会阶段，中国近代即便没有西方强行入侵也无法自然发展出资本主义等等。这些都是顾准另辟蹊径、推倒陈说而创的新解，令人耳目一新。以非史家身份而达到如此专业成就，顾准的探索精神和研究功力令人赞服。不过，这仍然是出色学者的工作，重视的只是史学界。
真正使顾准达到思想家高度的工作，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这其实是顾准所有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经济研究、中外古代史比较研究，都可涵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之名下。
顾准非史家实在也无意成为史家，他之研究古希腊罗马史，是为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延伸和旁及，是为此所作的准备和铺垫。而顾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他是“论从史出”派，却持“古为今用”观，用他自己的话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就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社会实际的思想路线，顾准所有研究工作的指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含的矛盾和正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社会实践中所发生的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
只是在这里，顾准获得了极高的成就，使他真正达到了思想家的高度。他的深邃精细的分析，明确锋利的批判，撇开末节，直达其要害之处，发人深省，自己大彻大悟后也令人大彻大悟。他明确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理论和目的论性质，指明了唯理论、目的论的虚妄和偏执，指明了终极目标的不必，寻求真理的经验主义方向，凡此种种，也就在思想路线上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规划了方向。方向在哪里？那就是：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
三
遗憾的是，顾准思考发生在1973、1974年，可其思想为公众所全面了解，却已是20年以后了。
这20年间，世界特别是前共产主义阵营发生了剧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推进市场化制度，也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理论方面的探索也在不断深化，西方的、东欧苏联的各种思想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全方位地介绍到国内。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虽不能胡乱夸张一天等于20年，但20年确是一整个历史时期了。间隔如此长的一个时间差，当顾准思想为我们所全面了解时，不知应庆幸还是悲哀，顾准思想对我们，却已不新鲜了。不新鲜，不在顾准的经济学、古代史研究，而在顾准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那就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
这里的“我们”，是指我以及周围朋友，是指或多或少在从事理论研究、读点书写点文章的或学者或文人。
为何不新鲜？20年的时间差。
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从思想家个人的发明发现，历20年时间才公之于众，未必不新鲜，但对顾准思想而言，确是如此。因为在这期间，我们已从其他途径了解、认识和掌握了不是来自顾准的“顾准思想”，不谦虚地说，我们通过学习研究以及社会实践，自我经历并完成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思想过渡。
20年时间，事情太多，学习的东西也太多，无必要详细谈，一一对照也太烦琐，我仅就记忆所及，以个人经验为限，随便举一些书名（限于理论学术）吧，也许可大略窥见如我辈人的思想发展线索。
70年代末读的是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80年代初眼界开阔点了，读了许多“内
部发行”的东欧苏联的著作或者节选或者单篇文章，其中一大部分是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如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的理论。随着国门逐步打开，西方学术理论著作大量译进，眼界由此大开。萨缪尔逊《经济学》和原来同一阵营中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使人想到了经济之后的更深层问题。国内“文化热”以及金观涛哲学探索著作的风行，已是80年代后期的事。在我个人，此前读到了一本台湾出的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虽然国内在60年代就有译本，但那是供高级干部少数人所用，一般人是闻所未闻。台湾译本不太好读，但当时的阅读冲动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前两年听说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也出过一个译本，托人买没买到，只买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的敌人》。
再说哈耶克，因哈的台湾译本关系，当时又去找来哈耶克访台要求见面的殷海光的著作来读。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在我看来是最全面深刻论述中国文化的著作，若不管什么原创性，让我举一百年来中国最好的思想家、知识分子和理论著作，我举殷海光和《中国文化的展望》。我不知道读过此书的人是否注意到，殷海光在书中结尾部分说到，如果共产主义阵营发生变故，最早的一环当是东欧，60年代初写下，在将近30年后应验了。当年我尽所能地将殷海光的著作文章都搜罗来通读，包括他的逻辑学，包括殷早年在大陆时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研究。此研究若说反动是够反动，恶毒也够恶毒，难怪李敖说殷曾被共产党宣布为“十大文化战犯”（我怀疑此说不确，共产党似乎从未有过这种与真正战犯同列的“文化战犯”的宣布），其中不少见解却不乏有先见之明。
再以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就读波普尔了，读他的科学方法论，读他的《历史决定论的破产》。此书也有几个译本，其他译本的书名也要含蓄一点。波的《开放社会的敌人》却迟迟不见译进，最终山西高教出版社总算译了，却只有一部，全译本是直到前几年才由中国社科院出版社译出。波普尔其实并没多少原创性，他的证伪说只是休谟归纳法问题的肯定式表达。这样，我就由波再回到以前读过的莱辛巴赫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再由此回到更远的培根、洛克和休谟和本世纪20、30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那里。要知道，在许多科学哲学家眼里，黑格尔是头脑不清、表达混乱的，几乎不值得予以认真评论……
这段回顾可能已经过长，但决不算是概括完全的，实在说，在我同辈人中，当时谁没有读过几十本呢？我算是读得少的。回顾只是为了说明，我们这些人的思想发展其来有自；是为了证明，不说其他，仅仅读过了这些书，再稍稍动过脑筋的人，再读顾准，顾准思想还可能是新鲜的吗？
四
这里，再提出一个“不新鲜”的佐证。
王元化在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是《顾准文集》的后半部分，也是最集中体现顾准思想的文章结集，此书在《顾准文集》在大陆公开出版前2年，似曾在香港单独出版过，可惜大陆一般读者不知道）所写的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
王元化是严谨的学者，他这个“十年”差距不是随便说说的。《顾准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与其弟陈敏之的通信，时间是1973、1974年。10年之差，那么，王元化达到顾准的思想水准也就是1983、1984年。王元化写序时是1989年2月，“10年”之后的又5、6年过去了，王元化早已达到了顾准当年的思想水平，早就认识到“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必要和可能了。
因此之故，王元化在序文的第二段如此写道：“如果要我勾勒一下我从本书得到的教益，我想举出下面一些题目是我最感兴趣的。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这都是些什么问题呢？学术问题，所以叫作“题目”。即使是“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
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在王元化此时看来，也只限于“题目”的意义而与其余学术问题并
列。王元化认为《顾准文集》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可读出的，只是它
的学术价值。
为什么不具体阐发一下顾准思想？
我想，这不是出于谨慎，而是顾准思想的核心问题在王元化此时，已不成其为问题了！王元化是学术思想界先进，我们年轻后辈难以及之。不过，及不上并不是不能远远跟从，王元化晚顾准思想10年，我们就假以15年时间吧，那在80年代末也就达到了顾准的思想所探索过的境界了。而且，更不能忘掉的是，我们已置身于一个与顾准生前完全不同的时代环境之中。自“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讨论后，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实际已开始“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进程了。
五
不新鲜，当然并不减少我们对于顾准的赞佩，不会减弱我们对于顾准思想的评价。不新鲜，在于顾准思想被埋没耽搁了20年，才得以被我们知晓。可换一个方向往回想，20年之前，在大多数人还在迷信迷惘、少数先觉者刚在思考探索，而顾准却已完成了顾准思想。
这里，再现成地引两段王元化的序中话：“他的这些笔记是在10年浩劫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写的，没有鼓励，没有关心，也没有写作的起码权力和条件，也许今天写出来，明天就会湮没无闻，甚至招来横祸。这是怎样的毅力！”“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烧燃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
所有这些说明，顾准能完成顾准思想，达到如此境界，不仅在于他的高明眼光和卓越见识，还在于他的高尚品质和人格，在于他的崇高理想，不是他所要摒弃的那个理想，而是马克思式的“为人类服务”的高远理想。这我们就不仅是钦佩，而且应加以深深的敬重。可钦佩敬重之余，却是无尽的痛惜和遗憾。
痛惜的是，顾准过早地离开人世，与他在恶劣环境下长时期不懈工作以至身患绝症，应不无关系吧？遗憾的是，顾准付出如此代价所完成的卓越思想，却不曾发生本应发生的作用。
今天，许多人对顾准的高尚人格和独立研究精神加以很高的赞誉，这无疑是应该的。但这仍然不会改变顾准思想没发生应有作用的事实。对一个思想家而言，最重要的，是看其思想的独创性和所发生的社会作用，其他都是余事。顾准不是一个未完成自己工作的思想家，也不是让人惋惜的早夭天才，而是已成型的杰出思想家，可却是个被埋没了20年、因而多少失去了时效的思想家。可以设想，如果顾准思想在其完成之时即能提供给社会，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那可省却以后多少人的暗中摸索？也用时间量化，至少可提前5年开始我们的思想解放。
真令人要仰面长叹，顾准思想本该发生震聋发聩的作用，事实上却没有发生。顾准思想，质量上已达到思想家水准，但在功用上，却没有发生应有的巨大作用。这岂止是顾准本人的不幸，更是我们社会的损失！
必得说清楚，顾准思想不曾发生应有作用，其责不在顾准，而在时代。
六
一位年轻朋友对我这番见解持有异议。他认为，顾准思想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启迪，他们就是读《顾准文集》才懂得“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因此就仍然是新鲜的。不新鲜即便对我们这辈人是事实，在他们则未必，言下之意，我这番见解实是多余。
有年龄差距，再加以个别交谈，我无法比如说象上面那样给他列书单，我知道列了他也不会读，可能也没必要读。我只能试探着给他打比方：
首先，未发生应有作用的说法取的是进行时态，说的是一个过程。当人们处于迷雾之中，在努力寻求一条前行的路途时，有人发现了，树起了一个灯塔，可发出的光却遮没不彰，大家看不见。当以后各种光线开始从四处发射，已能照见前行的路时，大家这才发现（不是它照亮众人寻路，反是众人要去发现它），路口原来已树立有一个灯塔。先行者未曾依靠此灯塔行路，后来人自然也不必依靠此灯塔，但当然也不妨借助此灯塔指引前行。
其次，世上的道理真正原创性的极少，大多是处于交叉、融合、包含以及不断完善和集成的状态，虽然要追根溯源还是可一一道明其来源和出处，但除非研究者，一般人不会有兴趣也没必要这么做。今天学习物理学，不必去分辩哪些来自亚里士多德，哪些来自牛顿，只管随便取一本后人编撰完全的物理学教科书，都可入门。
我不喜欢讲道理时用比喻，可对这位年轻朋友，我无以为词，只能用比喻，不知他是否能多少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不过，我想，不用这些比喻，管它什么原创还是融合、新鲜还是集成、20年不20年，统统抛开这一切，现在许多人读顾准、读顾准而发生了观念变化、思想革命，这不就是大好事！这不就是思想对现实的功用！顾准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吧！
迟到的欣慰也是欣慰，应可弥补一点遗憾的。
七
对顾准和顾准思想，我们还可以从各种角度研究，只要这些角度是有意义的，不是虚妄的。就我本人而言，最感兴趣的还是顾准的思想历程，他“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心路历程，随个人遭遇变化而发生的具体的思想和情感的发展过程。
顾准不是单纯的书生，不是一个行践所谓人文关怀的纯粹知识分子，现在年轻一辈学人动辄将他与陈寅恪甚至胡适放在一起论列，这实在是不懂得顾准这一类人。顾准自己是决不会想到、也不会同意这种不类的比附的。
顾准是一个老革命，是以低级知识分子身份投身于“理想”且有过多年实际经历的老革命，象他这样经历的，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是具典型意义的。这我们只要看看，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各级部门负责人的出身，就可明了了。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第一代，到以后胡耀邦、赵紫阳的第二代，除了极少数农工出身的，可说大多是这些小知识分子在当政当道（直到目前第三代领导人，才真正开始发生身份的转变）。完全农工出身的，不堪重任，而大知识分子，只能成为同路人、民主党派代表人，是共产党的统战对象。其中与共产党渊源较深的左派大知识分子，那就是同路人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人、民主党派的领头羊了。
顾准在资历上属于第二代，地位上属第二层级，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即出任中国最大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市的财政税务局局长，地位不可谓不高，权势不可谓不重，如其在这条道上顺利走下去，日后拔擢为中央政府经济部门的负责人应是可待之事。然而，由于政策见解与上不合，顾准不久就被排除出权力岗位，几经转折，最终以戴罪之身走上了“下野即读书”的求学求真之路。
革命革了几十年，最后却遭贬黜被逐出权要部门继而再逐出革命队伍，自然是令人丧气的事，这成了顾准“从理想走向经验”的现实人生条件。不过，身份发生变化，还只是可能，有如此遭遇的人很多，却并不是谁都能弄出“顾准思想”。有过一些想法的人也不少，但却不曾达到顾准思想那样的清晰、深刻而决绝。这里还需要有其他条件。这些条件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比如刻苦研究、独立探索等等，但我认为必得加上的一条是：对自己所终身从事之事业、所信奉之理想的反思和否定，在感情上的果敢和决绝！个人仕途发生变故，个人遭遇不幸或者说不公正，因而多少有所反思和省悟，这并不稀罕；唯有在感情上做到彻底决裂，既已认识，就再也不回头，拿起冰冷的手术刀解剖“事业”、“理想”，同时也解剖自我，只凭理性指引，由大智而带来大勇，从而作出独立的判断，得到决然的结论，唯独顾准达到了如此境界！
这一思想进程，所需要的勇气和毅力，非外人所能想像。顾准不同于哈耶克、殷海光，哈、殷他们原本就是敌方阵营中人，站在对立面只凭理智不涉及感情问题。顾准也不同于陈寅恪甚至巴金，他们是单纯的学者文人，至多算是受“理想”感召者，说得好听点为同路人，不好听就是旁观者，他们可以从理念到理念，有一点感情却谈不上有激情牵绊在其中。而对顾准，则不然。
顾准是事业中人，事业于他这一类知识革命者来说，不仅是信仰，更是生活实践，是生死以之、为之死而无悔、终身崇奉的人生最高理想。如早年顾准者，他们不但顺势，且是造势者、弄潮儿，他们不惟受理想感召，而且将其作为“舍我其谁”的勇敢担当起的为民族为国家的神圣使命，他们在革命之中是浑然忘我、全身心投入的。
可当事业成就之后，也就发生“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既得利益者已经满足，混世界的也达到了目的，不动脑筋者则随大流而行，但象顾准这样纯情的革命者就痛苦了。当随着必定是孤独的探索前行，一切正未明将明时，他们感情上的痛苦和绝望也就达到了顶点。这不是简单如局外人想像那样，只是理念的转瞬之间，在顾准，那是要与过去的自我告别，与过去的一切割断，将自己生死以继的事业放弃，其过程的惨痛煎熬直似生生撕扯下自己的皮肉，其紧张激烈犹如灵魂在旷野中奔走呼号！面对着战友的尸体，面对着血流成河，这一切都白干了吗？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小人奸人庸人的叹息冷嘲和高蹈远举，无一不在往后往两旁拉扯牵制，这里只要稍一犹疑，头脑也就随之轰悔。眼看着有多少人，努力再努力，终没跨过这道最后的门槛，可顾准终于走过来了！
我所敬佩的，就是这一位性情中的顾准！
这是一篇大文章，是一篇需要赶紧做的大文章，时光匆匆，年轻一辈的心灵已越来越疏远了。
－－原载《中国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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