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专栏】我看《灵山》（三）高行健君之谜
诺贝尔文学奖审评专家们啧啧称道《灵山》的文学语言，十分中肯而且极为内行。
就语言内涵而言，古汉语内涵最为汪洋浩翰，烛微而洞隐，《道德经》五千言，用任何民族的语言都难以表达，即使是最上乘的译者。庄子散文，用任何民族的语言也达不到那么冼炼而传神，更达不到逻辑的精微至极之处。
从语法、词法讲古汉语的教科书，典范教材便是《论语》。孔子作为教育家，同时也是语言学者，古代语言的精通规范者。《论语》较之《尧典》、《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准确而且规范，四千多年以来由口语衍化为古典语言。
语言的博大精微源于民族的文化内涵。就成语一项而言，取之不尽；而每个成语都有其典故，其内涵都有以文化积淀丰厚为背景的故事。一般的书面语言、如政论、公文文书、（极专业的论文除外）都可以下笔千言、立马可待。因为我们身边有经过几千年优选的语言宝库，俯拾即是。
但文学语言要求更具象、更现实。因而现成的语言反倒成为障碍，即隔靴搔痒，搔不到此时此地的真实痒处。借古今的典故反而画不出现实的图解。
高行健君确是高手，这当然与其身为画家有关。他虽然也不拒绝民族成语的运用，但选择标准极严，一切服从于再现真实景物。通篇如此，举例俯拾即是，笔者顺手拈来廿二章描写古画家龚贤的画中雪景，并非全书精彩处。书中古今中外语言达到了融合、消化、天衣无缝：
－ 那种宁静、听得见霜雪纷纷落下，似是有声又无声。
－ 那是一个梦境。－－河上架的木桥、临清流而独居的寒舍，你感觉到人世的踪迹，却又清寂幽深。
－ 这是一个凝聚的梦，梦的边缘那种不可捉摸的黑暗也依稀可辨。
－ 一片湿墨，他用笔这样凝重，意境却推得那么深远。他也讲究笔墨，笔墨情趣之中景象依然历历在目。
笔墨趣味可学，性灵则与生俱来，与山川草木同在。
龚贤的山水精妙就在于他笔墨中焕发的性灵，苍苍然而忘其所以，是不可学的。
郑板桥可学，而龚贤不可学。
八大山人也不可学。他怒目睁睁的方眼怪鸟可学，他那荷花水鸭的苍茫寂廖不可以模仿。
唯有高行健，作为文学家感觉到有画不出的意境，作为画家感受模仿、再现真实事物没有最恰当的语言，可见他对文学语言要求之精微。
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南北朝时梁国刘勰所撰）即明确指出文学描写的对象是自己也在其中的汪洋浩翰的宇宙，文学语言之美源于瑰丽宇宙之美。
高行健君文学语言之成就之贡献从比较文学可以看出。文章高手鲁迅，运用书面语言，登峰造极，杂文犀利、鞭挞入里，诚如郑板桥所言，“入木三分骂亦精”。但就文学语言而论，《阿Q正传》最为精到，但得力于古典语言营养多于现代汉语。
鲁迅小说大多如此，状物大多粗线条，写人多重传神，如阿Q的“瘦伶仃”“赵太爷的满脸贱朱”惜鲁迅不是画家，口头语言更是弱项。
若论古语与口语的融合，古有李白、李煜（南唐李后主）宋李清照都是典范。若论古汉语用于文学语言，清蒲松龄着《聊斋》第一，无人可比。
论古今语言用乎一心则属《红楼梦》，至今日本用作汉语教材。而同时代的《儿女英雄传》，不但主题狭窄，视野有限，其京白也难比并，缺乏对口语的洗炼功夫。正如当代大陆口语作家王朔比之于口语大家老舍。老舍表面上京片子流利，其实是以古文深厚作功底的。而且又融化了欧洲语文为中国所用，《骆驼祥子》可为代表。
融合欧化语言最纯熟的当属谢冰心，不露痕迹。其民国廿年代《寄小读者》及若干小说，滴滴入人心灵，沁人心脾。
萧军写《八月的乡村》尽力师仿欧化描写如反映田野、农舍、莽林由黄昏而入夜，辽阔空间的阴阳交替：“夜，在广茫地爬行”效果实在真实。但“广茫”一词，实属生造。读者终觉别扭。高行健君说：五四以后兴起的白话文是一种欧化的现代中文，他努力追求的就是不再欧化的现代汉语。
高行健君法语、汉语写作两臻其妙，融外语于中文，又融中文于外语，天假其便。历史上李白精通西域语言，唯他可以起草吓蛮书，若天命使然。高行健君的语言成就也是历史的赐与而因缘际会。家庭的熏陶，古文的基础，文革的经历，外语的滋养，油画的潜移，中华水墨的默化。仅就文学语言一项，桂冠也戴之无愧。
胡适以白话文学始祖名世，其实他的白话远不如老舍地道，鲁迅、梁实秋也相较而逊色。
至于书面语言、则周恩来大方而得体，中共党魁中，以刘少奇最逊。他连疑问代词的静态与动态也分不清，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把怎么一回事？写成“什么一回事？”此书竟在全党奉为经典。至于毛泽东则以其古文深厚学养把现代汉语推向反面，成了为已所用推翻真实的诡辩工具，把忠心为党为民的彭德怀巧辩为里通外国，利用俚语，弄假成真巧妙地血口喷人。借用古文枚乘所着“七发”巧妙讥讽反映大跃进的事实的张闻天为“病入膏盲”。处处与真实作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都是骗人招牌，文学语言就反映真实之功能而言在毛手中败坏已极。
江泽民较之毛泽东，只是小瘪三，如毛所谓“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红色党八股到他手中更成断刃拆戟，泼向敌人的粪污都吹回到自己脸上，什么“穷途末路低纸作墙”，“倒行逆施必覆亡”看题目就知言之无物，都很象他的自画象。
如把十五种气功硬说成邪教，把好心的推动政治改革的工人协会、民主、人权等组织反而说成“反华”。
把集体自杀、打伤警察、破坏人权等罪名竟能无中生有强按在他自己也认为“好在讲求真善忍”，因而可以利用来无情打压的法轮功头上。
迷信反真实的伪证，可以使各国领袖相信，亲自卑微地呈送自造的小册子。红色党八股，也有起承转合一套模式程序：形势大好；敌人罪行；上纲定性；最后算命。结尾专好给“敌人”算命，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绝没有好下场”，等等，仿佛先知、预言家。成了俗套。
《人民日报》社论一类，隔五年翻出来再看都成笑话：文革的自吹自擂，“六四”前夕给民主运动定性的“五。二十”社论的荒唐昏乱，把粪污泼向法轮功的流氓无赖。不用五年，再隔一年，再看红色党八股，人们会大笑而弃如粪土。就文字论，江泽民的红色党八股，彻底糟蹋了中国共产党的信誉，更严重的罪行是把仓颉留给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字抛入粪坑。文以反真，文以载邪，于斯极矣，罪莫大焉。反而诬陷高行健君及其作品，真如桀犬吠日，狼狗吠月。
总之高行健君在文学语言上，也是“没有主义”者，从各种成功框框中脱颖而出：胡适的白话、老舍的京白、冰心的纯洁，聊斋的精炼。尤其未入俗陷入纯白话、纯口语化之巢臼。口头语言的致命处是因时间性、地域性而短命，口头语言远不如古典语言生命长久，词汇方死方生远较语法变化为迅，如《水浒传》中“洒家”、“恁地”、“唱个肥诺”之类，宋时流行于口头，这类词汇，今已死亡。而现代新生之“棒！”、“帅”、“有派”之类，生命也不会长久。高行健君以画家之笔融会古今中外语言于一炉，又有自己的独创，便延长了作品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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