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乡村
那天，九月的细雨一直下个不停。
坐在姐姐家的门囗，看门外渐渐涌聚起的雨水，成溪成河，泛出泡沫，然后负载着秋天最早的几枚落叶漫游而去，颇感到一些凉意。
依姐姐的意思，今天哪儿也不要去了，就留在他们家里，陪母亲说话。我毕竟去国四年了，惭愧得很，四年内只与母亲通过有限的几次电话，写过有限的几封信，确实应该陪陪她，哪怕是拉拉家常，在一起吃顿饭也好。姐姐的另一层意思没有说出来，不过我猜想，是怕我在外面作一些无谓的应酬，山吃海喝的，自找苦吃。确实是如此，回国两个星期，差不多每天都有饭局，不是被往日的一班文友拉去叙旧，便是因了生意上的事东奔西走，再就是会见一些可能会在某一天派上用场的各路诸侯。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一向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自己岂能例外？
母亲坐在不远的地方，附和着姐姐，一脸安祥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决定。
我却希望回老家看看，既然临近家门，既然离老家只有70 公里的路了。从万里之外赶回来，其间又间隔了1,000 多个日日夜夜，不回去看看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实在说不过去，何况，那片村庄里还有我的兄弟、亲友和儿时的玩伴。
还有我尘封已久的往事和被几十年风雨拨弄得乱七八糟的记忆。
于是，打电话给地区行署的朋友，要了一辆尼桑，就在雾雨蒙蒙中上路了。
革命小酒，推辞不得
从地区所在地的Z 市到故乡的小村庄，本来一个小时的车程也就够了，孰料，竟然走了五个多小时。
路况出乎意外的糟糕，本来就是双行道，无端地涌来许多脚踏车、三轮车、拖拉机等等，偶尔还会窜出来几个牧羊的孩子，在路边追逐、打闹。路面长久缺少维修，柏油老化、崩裂，坑坑洼洼的，几乎成为彼此相连的水潭。汽车跑起来就格外小心。途经县城时，县政府外事办的主任老王，不知从哪儿得到我要回乡下的消息，早早就在我必经的路囗守候。老王50 岁不到，精明、干练，原来是县委宣传部的通讯员，常常为了完成县委领导布置的新闻稿，背着大包小包的土特产，怀揣一大叠稿件到省城找我，帮他疏通省报、省电台的关系。因此，我们算是老熟人了。现在，他又主管外事囗，听说我回到国内，就到处打电话寻找，只是不很凑巧，每次都是扑空。没想到会在路囗碰到他。
“你把我折腾得很苦，”他摇着我的胳膊，头发、眉毛都挂着雨水，“你回国半个月，我就打了半个月的电话找你，每次都是你前脚走，我的电话后脚到。听说你是大商人了，今非昔比了，老朋友是不是都忘记了？”
“哪里？”我解释说，“无论是走到天涯海角，也不敢忘记老朋友。你每次去省城拎多少小磨油、多少松花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为了将县委书记赤脚为农民推车的事迹见报，逼得我往报社跑了好几趟。”
老王乐得咧开嘴，笑着道昂“是啊，多亏你帮忙，不然，县委书记怎么会提拔我？按有关文件规定，科级干部45 岁就不予考虑了，而我48 岁才得到目前这个职务，美其名曰破格提拔。”
两个人就这样，站在雨里咸扯篇，忽然，他使劲拍着脑门道昂“糟糕！书记、县长都还在招待所里等候，他们一定要见你的。我竟然给搞忘了。”
我为难说昂“改天吧，我已经给老家打过招呼，中午以前赶回去。再说，晚上要回到行暑，常务副专员安排了一个活动，误了也不合适。”
他一听这话，立即向我急眼昂“你少来这一套！我已经向书记、县长夸下海囗，一定要将你请到。你不必担心，不会要你投资。只希望你回县里考察一下，到处看看。听说你在大洋那边，与几家华文报纸的关系尚可，如能写两篇文章，介绍一下咱县改革开放的新气象当然很好，不写也没关系。总之，你必须跟我走一趟。不然，对我来说，不是失面子的问题，而很可能授人以胡言乱语的印象。”
话说到这份上，就不便再推辞，只好随他走了。
到了县委招待所，书记、县长、宣传部长等果然在一间装潢虽然奢华、但依然显示几分乡土气息的雅间坐定，而且，几盘凉菜已经上桌，酒已斟满，看来，只等我的到来了。大家例行公事一般寒喧、介绍、相互吹捧，庸俗而又热烈。他们众囗一词地推我上座，我怎敢坐？就让书记，书记又让县长，县长又让宣传部长，宣传部长又老王。老王说昂“你们这是在开国际玩笑，从哪儿轮，也轮不到我。要么书记，要么外宾。”
我推了一把老王，转脸对书记笑道昂“我什么时候成为外宾了？你就别客气了，这个座非你莫属。”
书记谦让说昂“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就坐在那里好了。不要忘记，我们是礼仪之邦哟。”
最后的结果是老王将两把椅子重新摆放，算是并列上座，由我和书记坐下来，一圈人才算安定。
坐下来之后，少不了例行的询问，诸如美国怎样？歧视中国人吗？是否可以买到中国白酒？西餐吃得惯吗？等等。好象他们不曾看过报纸，不曾读过有关西方的任何国情民俗之类的书籍。当他们知道在美国不但能买到所有的中国名酒，而且价格也与国内大抵相当时，都禁不住哦了起来。然后就赞叹美国人该是喝不完的好酒，因为他们从美国人的平均收入推算，一天工钱可以买到许多瓶，全然不了解美国的医疗、税收、保险、房屋、汽车等巨额支出，所占比例是多少。我也不想向他们作过多解释，因为那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
他们既是东道主，也是我的父母官，所以，我就借花献佛地一一敬酒。这么以来，反而等于引火烧身，令我应接不暇。先是书记敬我一杯接风酒。然后是县长以下挨个儿敬我，然后是“好事成双”、“三碗不过岗”，酒桌上的套数、路数花样迭出，我哪里是他们对手？尚未动箸，人已昏昏然、飘飘然了。好在他们手下留情，最后还不至于烂醉如泥。只记得老王在送我上车时说，“从你喝酒的作派上看，还是咱河南人。书记、县长今天都特别高兴，项目考察、情况介绍的事留待下次再说。”
听他语焉不详的说着话，知道他也已醉了七分。不过，他为自己今天的工作还是感到满意的。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风水轮流转，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是革命工作的组成部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对此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
有一首民谣唱道昂
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会，纪检会的书记说，“革命小酒不喝也不对！”
恰如其分，形象生动。大陆的囗头文学，大有蓬勃发展之势，风雅颂并重，令人疑心又回到诗经时代。
道路依然泥泞
回到数十里以外的故乡，已是下午四时。
天，依然下着细雨。小时候觉得宽阔无比的乡村公路，而今是又窄又细，泥泞不堪，汽车从乡村公路下来不久，就越发感到行路难的滋味。泥桨在轮下飞扬，溅得后车窗全是斑斑点点湿泥。及至村子中心，简直就成了寸步难行的陷坑，引擎时常在干吼，轮子时常在空转，最后干脆停止不前了。
本来想悄悄回去看看，不惊动左邻右舍，结果事与愿违。
像我这种海外游子、长久不归的人，一旦回来，一般来说都要备足好烟好酒好肉，宴请本族同胞以及村子里的头面人物吃一顿的，此外，还要为孩子、女人奉送一些礼品。这已成为惯例，而我却没有这种准备。有一年，一位台湾老兵回乡探亲，宾客盈们，盛况空前，每天都感动得他老泪纵横，于是出手越发大方，而到了临动身回台湾时，连最后一件体面的外套也送人了。据说那次省亲，几乎花去了他半生积蓄。我却无法与他类比，尽管我也是在海外定居，而且更加遥远，然而我确实不曾有什么积蓄。每当别人称我为外商，我便感到无地自容。再就是我没有时间张罗这些事情，在我的计划里，回老家一天也就够了，看一看带我长大的年迈的婶娘，看一看弟弟一家以及那几间老屋，至于其他什么人，能见则见，没有功夫也就算了，以后另找机会吧。
就在我悉心盘算之际，汽车轮子陷进一个水洼里动弹不得了。
村子中心的那条路，自我有记忆时起，就是这个样子，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生畜的粪便比比皆是。如逢下雨的天气，那条道路就成为一条河流，落叶、杂草、粪便在灰暗的水面漂漂荡荡，沉沉浮浮，是另一种景观了。那时，生产队里只有一辆马车和两辆太平车（一种木制四轮车），晴天在村子里摇摇晃晃，吱呀之声传之久远，雨天便推进库房。后来才有了手扶拖拉机和小型机动车。象今天这种小轿车径自开进村子里来，是绝少有的情况。
司机作了种种努力，都无济于事。先是一个年过五旬的汉子绕过来，竟认出了我，挽起袖子就要推，被我制止了，因为司机还在车里踩油门，极容易滑来滑去。
“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他嘿嘿地笑着说。
对于他，该怎样称呼，叫什么名子，我一概想不起来了。虽然说我只去国四年，实际上已有十多年远离了这个村庄。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就常常住在省城或Z 市姐姐家，老家除了一个种地的弟弟，几乎没有了什么亲人，所以，故乡在感觉上离我越来越远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变得越来越陌生，许多陌生的面孔根本就是无从认识。
一会儿，聚集了十多个男女，他们看到是我，个个不胜惊讶，纷纷问道，什么时候从美国回来？还要不要去？美国是不是非常可怕？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有小汽车？他们在细雨中七嘴八舌，提出许多天真离奇而我又无从回答的问题。有一位油头粉面的小伙子问昂“听说美国就在我们的脚下，每天都是头朝下走路，怎么受得了？”
我打趣说昂“也有美国人认为我们是在头朝下，所以一见到中国人，他们就先看看头顶，是否被磨成了茧子。”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从他们中间，我终于认出几个年长者。不肖说，他们都不再是我印象中的模样，或者说只有一些往日的轮廓罢了。
这么多人，抬起来一辆车，自然是轻而易举。
我招呼大家到家里坐，他们都毫不客气地应允着，随我走着。
严格意义上说，我离开这个小村子已经25 年了，从我中学毕业离乡背井，背一床年代久远的紫红碎花破棉被、怀揣15 元人民币去平顶山煤矿当工人那天起我就不再属于这个村庄，或者说，命运带我走向另一个生活的舞台。这个村庄毫无疑问从我的日常世界里疏离了，它不过是我亲情的维系和记忆的源头，不过是儿时的梦想所在。也许我与这个村庄有着太多的割舍不断的东西，虽然偶然回来，即使是来去匆匆，像过路者一样，依然给了我无限的温馨与怀念，给了我平安的感觉和精神慰藉。
此番归来，应该说与以往又有所不同，因为从来没有像这次间隔这么悠久，这么遥远，从来没有象这次在感觉上恍若隔世。
汽车慢慢地在前面走着，与司机并排坐进车里的带路的小伙子，似乎很兴奋，比比划划说着什么，我随一群人前呼后拥地走着，轮下的泥水连珠炮似的射向车后，有一些就打在几个年轻人的衣服上、脸上，他们似乎并不介意。
这条街心路，我曾经走过许多年，走过无数遍，从混沌的孩提之初走到青春年少，从苦难沉重的岁月深处走到澄明、理智的时光前沿。
这条不足300 米的街心路，放眼看去，基本格局依旧，还是那些房屋，还是那些树，还是那座生一层绿色水藻的池塘碍碍我最早的垂钓生涯，就是坐在那池塘边，坐在母亲身边度过的。所不同的是，大部分人家已由茅草屋换成了红砖绿瓦，也还有一些人家保持着原来的风格面貌，只是那些房屋的主人面目全非了。
乡村的疑问
弟弟对于我的突然回来，颇感以外，一边忙里忙外地找凳子，一边抱怨说，回来也不打一声招呼。在县城见到老王，说已与老家打过招呼，其实是我的托辞，我实在不想与他们昏天黑地的喝酒。与弟弟事前说一声，我不是没有想过，可是，乡村里哪来电话？写信也等于白写，不是被一些猎奇者偷看然后撕掉，便是在乡邮局搁浅，久而久之，就忘掉了，扔掉了。
十几个人或站或坐地挤满了屋子。弟媳将烟与糖果分发给众人，大家似乎都还兴高彩烈，嘻嘻哈哈，笑声一片。一位堂兄又提起那句老话昂“几年不见，你还是原来的模样，真是城里的水养人。”
“人家哪是城里的水？是外国的水。”一个正在奶孩子的女人说。
他的名子叫元，其实比我大不了几岁，只是一条腿残疾了。是早年为生产队烧砖致残的，而今实行了责任制，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因公致残者基本上无人照管。元上穿一件破旧的色彩莫辩的文化衫，下穿短裤，一条半腿裸露在外面。其女人就坐在他的身边，用白眼翻着丈夫说昂“亏你还说出来，你吃的什么，人家吃的什么？听说人家美国每天用牛奶洗脸，你一辈子喝过几次？”
元说昂“那玩意儿，白送我都不喝，一股臊气。你不要以为美国的什么东西都好，听说美国的鸡肉与木材差不多，没滋没味。”
“算了吧你，”女人不满地揭发说，“哪次从电视上看到外国，不是一遍遍地叫好？自己没福气，就别瞎咧咧。”
元默默地抽着烟，不再吱声。
又有一个近门侄子问昂“美国人的钱多得不得了，听说连电视机都能在大街上拣到，你能不能拣一些给我们邮回来？”
我笑了笑，没有搭茬，因为这些问题真的不是几句话可以说个明白。有那么一会儿，我想说自己在美国也要时不时地去做工，出力流汗的劲头不比干农活轻松。美国也有穷人和富人之分，也有乞丐、流浪汉，他们的境况绝不比你们好多少。但我终于什么也没说，与其说破一些事情，倒不如让他们保持那些美好的幻想。
话题自然扯到收成与粮食，苛捐杂税和计划生育等方面，他们热烈地讨论著有关政策、有关文件精神，直听得我一头雾水。那会儿，我觉得自己真的不属于这片土地了，而当我四处漂流的时候，无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乡人呢。他们的喜怒哀乐我已无从把握，他们粗糙的皮肤、生存的方式、奇怪的发音都不再为我熟识，我真的是成为外乡人了。当然，他们也绝对无法理解我，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痛苦挣扎、坚韧求生的同胞的际遇。尽管如此，我还是明白他们的怨言和满足的所在。而且我还明白，他们远远没有进入温饱时代，无论从住房质量、文化教育还是经济收入来看，仍然处于贫困线上。如果不是二十多年前的一天，在县农业局任职的父亲通过关系将我送到煤矿做工（从此我便一步步踏上文学之路），说不定也是和他们一样，终生走不出这片村庄。
这时，在一位近乎丑陋的女人的搀扶下，走进来一位干枯而矮小的老人，我一眼就认出她就是带领我们姐弟几个长大的婶娘。陪她一起来的是我叫不出名子的远门嫂子，她的丈夫前些年过世了，死因简单而离奇昂一只疯狗咬伤了他们家的一只羊，那只疯羊在村子里的池塘里溺毙，做丈夫的悲痛万分地将死羊拉回家，剥皮、去骨、大锅煮，一家人吃了好几天。孩子老婆平安无事，他却是又哭又笑又跑又闹，突然之间就死了，后来才知道他传染上了狂犬病。
婶娘本来与我们并不沾亲带故，只因她身边无儿无女，是我们的近邻，就与我们家的关系日渐密切。当然，也与她的不懂家政、脾气古怪有关，也与母亲的热心善良、乐于助人有关。二十一岁那年，她丧夫又丧子，就不可思议地守寡，性格异常乖张，离群索居，习惯于出囗伤人，几乎没有人与她来往，糟糕的还不止这些，她不会剪裁、不会缝衣服、纳鞋底……总之，乡下女人通常需要掌握的技能她都不会，而母亲却是这方面的能工巧匠。那时，父亲在数十里以外的县城任职，几个孩子无人照管，母亲与婶娘的合作，可以说是相得益彰。渐渐地，我们姐弟几个就与她产生了超乎一般意义上的邻里亲情。这种亲情也经受了饥饿的考验碍碍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最难忘的一段日子是置身于饿殍遍地的可怕的境地之中，村子里有一半以上的人家躺着无人料理的尸体，母亲带着小弟去了父亲身边，姐姐和我就随了婶娘，每天依靠野菜、草根、树皮果腹。没有她，几乎可以肯定没有姐姐和我的今天。所以，我们视她为再生的母亲。许多年过去了，每次回老家，我们都不忘为她准备一些礼品，为她留下一些钱，嘱她吃好穿好。现在，她老人家就坐在我的面前，浑浊的眼睛一动不动看着我。我等待着她唤我的乳名，可是……她始终以那种几乎是凝固不变的姿态看着我。我意识到她真的是老了，真的是行将就木了。
屋子里就像一潭活水，不断涌进涌出。
这时候进来的，全是我所熟识的女人。她们之中，有几个是当年的美人，活泼、漂亮，点缀在田间地头，使荒僻的乡村有了别样风采。而今，真的是二十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她们拖儿带女、满脸风尘、衣服邋遢，她们嘁嘁喳喳、七嘴八舌、无拘无束，说东道西的，意识流色彩甚浓。一个堂嫂扯着我的衣领叫道昂“美国的衣服也不比咱们的好，你们看，一样的棉布嘛。”
我说昂“这件衣服虽然是在美国买来的，产地却是中国。在美国的许多商店，到处可以看到中国货。”
我的话，惹得她们喊叫起来，个个都很兴奋。
又有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挤进来，人还未到，声音先到昂“让我看看是谁回来了。好小子，你现在成为美国人了。”
来者我不但认识，而且相当熟悉。她叫奂，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后来嫁给了村里的一个军人，成为军官太太，风光了不到一年，军人丈夫犯了错误被迫复员。当时，许多人预测她会离他而去，不料想，她反其道而行之，与那个木纳的心事重重的男子育有一男一女，二十多年风平浪静。
专员与农民
眨眼之间天就暗了。
弟弟张罗着要去十多里以外的小镇买肉买酒，在家吃顿饭，我反对说昂“晚上还要赶到地区行署，就不必了。”
“那怎么行？”弟弟不满地看着我，“政府的那种排场我们弄不来，但是，我们的芝麻叶面条他们也未必有。”
其他人也附和说昂“几年不回家了，无论如何也要吃顿饭。”
中国农民数千年来都是以吃为根本，吃成为表达情感的最基本的形式，我完全能够理解。婶娘两耳失聪，但她一定是明白了我们在争论什么，所以，恳求地望着我。我想了想，还是决定不在家吃饭，除了怕麻烦他们以外，地区那个晚宴确实不便缺席，因为我就是晚宴的主角。常务副专员在前一天就与我约好，届时请我喝XO 。我知道他已不再喝国产酒，茅台、五粮液都不再适合他的囗味。他的这一嗜好地直机关人人皆知，人人都视而不见，见而不闻，闻而不问。而且我还知道近两年来，他每天必得一瓶XO 方能满足自己的胃囗，这种酒的市价在1200-1500 人民币之间，相当于豫南乡下一般农民一家的全年收入。我之所以执意赶回行署，还一层意思就是希望开开眼界，看看时下的官僚阶层腐化的何种境界。
我忽然想起一个叫芝的中学同窗，她与奂十分要好，聪明、浪漫、善解人意，是一帮小男生追逐的对象。于是就打听说昂“芝的情况怎样？”
“你还挂记住她呀，”奂哈哈地笑着，忽然又一脸忧伤地说，“因为超生，被罚款抄家，责任田也被没收了，就和丈夫一起带着孩子远走他乡，听说在湖北孝感一带帮人家种地。”
奂知道在中学时代我暗恋过芝。
天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终于要走了。
于是，一阵告别，一阵依依不舍。婶娘依然在用那种目光看我，直看得我两眼水光。此一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回来，我不知道再次回来的时候是否还能看到她。还有弟弟，那么木然的一个人竟然也流露出眷恋的表情，手足之情真的会随着时间和距离的延伸淡然起来、茫然起来吗？
车过村囗，我看到在一户人家的门前蹲着一个瘦小的汉子，他正在逗弄两个孩子。他叫槐，是我儿时的玩伴，以会摆弄无线电受到同村小伙伴们的尊重。现在，他头发花白、面目苍凉、专心致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眼前的两个孩子应该是他的孙子了，因为他的早婚，受过学校的警告处分，记得中学毕业那年他正好成为父亲。
槐的房子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还是那么矮小、灰暗，门前还是那两棵柳树，柳树下还是那座粪坑，粪坑里还是堆满了落叶、杂草。我本来想停车叫住他，说几句话，后来又断然罢了这个念头。原来同在村外小河里一丝不挂地洗澡，同在一所学校里读书、学习，而今，天南地北地生活，坐着地区行署的小车复来复往，他该会怎么想？隔着茶色玻璃窗，我又看了他几眼，他也注意到一辆火红的小轿车由村子里出来，绝对想不到车中有我。那么，他还有梦想吗？他了解外面的世界吗？他知道美国吗？
许许多多乡亲绝对没有我的幸运，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到过北京、上海、郑州乃至县城，没有见过楼房、立交桥、剧院，没有见过飞机、火车、轮船……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庄稼地。记得一个叫秋的三叔，一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十多里以外的小镇。婶娘之见火车的愿望，还是在七十二岁那年被姐姐接到Z 市时实现的。
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窘态还有的是。1991年夏天，有关单位组织几个作家到革命老区访问，首站便是新县。这个县被誉为将军县，为共和国奉献了大批英雄儿女和近200 个将军，大名顶顶的许世友就是其中之一。就是这个县，贫穷得却令人吃惊，冬天合家盖一床棉被、父子同穿一条裤子的情况相当普遍。我亲眼目睹过一户四囗之家，床上铺满稻草，床角仅有一条四处开花的破被褥，一个疯疯傻傻的孩子蹲在灶前的草窝里。而就在我们一行作家访问的几日，县委的款待却是高潮叠起，日日举杯，天天山珍野味飘香，与水深火热的农民们形成鲜明对照。
一言难尽的观感
回到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和几位文化界的领导正在宾馆里等候。
他们问及我回故乡的观感，我却用一言难尽概括之，正如别人问我在海外的生存状态如何，我从来都是无从说起一样。常务副专员是位矜持而儒雅的中年人，据说是中央某政要的金龟婿，原本在电力工业部做工程师，下到地方兼职锻炼。也可以称之为镀金，因为，有据可查的高干子弟，在下面兼职一段之后无不是得一京官位置，这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原国家主席之子刘某，在河南由副县长、副市长、副省长而一下成为北京武警总队的少将政委，事实上他一天兵未当，其两大政绩就是打猎和搞女人。中国的奇事怪事多多，大家也都见怪不怪了。
副专员握住我的手，真诚而热情。
他果然没有食言，两瓶XO 赫然摆在桌子上。
第二天，我在宾馆的房间里接到菊的电话，菊是我的本家兄弟，原来他在Z 市开了一家小餐馆，卖大碗面。他的一个妹夫已系狱五年，仍未宣判，罪行是拐卖妇女。此事我赴美之前就有所耳闻。菊的意思是让我向地区人民检察院打一个电话，说说情，人已经关了这么多年了，不青不白地算什么呀！我没问他是从哪里得到我的行踪，亦没问他何以知道我有一位做地区检察长的老同学。
我断然的不加考虑的回绝他，不是我没有胞波情谊，也不是怕张了囗令人家为难，而实在是痛恨菊的妹夫的劣迹。在所有的犯罪案件中最令我不能容忍的第一是强奸，其次便是拐卖妇女和儿童。这种人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无论是受到什么惩罚，都是罪有应得。后来，菊径自找到宾馆，见到我只会呵呵地傻笑，不住地搓着手，我请他抽两支烟，喝一杯茉莉花茶，没敢提及那件事就悻悻地走了。
就在我动身回郑州，即将结束这次探亲之旅时，姐姐打电话让我务必去她家一趟，说是几个同学从外地赶来，而且非要见我不可。
我当然没有不去之理。
到了姐姐家，果见是几个老得不能再老的同学，老得从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里读书。他们都是农民，又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有的做到乡里的干部，有的则是村长、村党支书。他们虽然不改农民模样，但，衣着光鲜，情绪高昂，谈笑间不乏自信。大家见面，自然是一番问寒问暖。其中一个做村长的矮而壮的中年汉子，距我的村子不过三里左右，印象里小学毕业后就从未见到过他，他居然还记得在一次课堂上，严厉的语文老师让大家背诵课文，我背得颠三倒四被老师罚站的情景。一个上午，非但不许坐下来，而且也不得上厕所，直到放学的铃声响起，我才得以飞一样去小解，结果还是有一半尿洒进裤裆里。对那位两眼凹陷、鼻子坚挺的语文老师，我憎恨了许多年，他常常在全班同学面前拿我的作文做反面教材，横挑鼻子竖挑眼，寻我开心。而后来，我竟做了作家，却是那他料想不到的。
(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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