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因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拒不履行已经与余杰签署生效的工作协议，余杰因此毕业即失业。记者不久前采访了现在北京的余杰先生。
问：余杰先生，您的经历对您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形成有些什么影响？
答：我的童年是在成都平原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小镇上度过的。因为父母在外地工
作，所以我童年有好几年是跟外公、外婆在一起生活。我的家乡是典型的川西
平原山清水秀的小镇，前面有一条河，后面有一座山。我现在把我的这段生活
与我的很多同龄的，或者比我年轻的在城市生活的朋友相比，我觉得我比他们
拥有更加宝贵的财富，包括跟比我小四岁的弟弟相比，他没有我这样的小镇生
活，他一直在城市生活，他的性格和他的很多想法跟我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
，特别是对一个从事文学写作的人来说，这样的生活经历有非常宝贵的价值。
首先，在小镇上生活我可以直接面对青山绿水，面对大自然，跟一棵树、
一根草都会有一种心灵的交流和沟通，能够培养出对自然的亲和力和敏感的体
认能力。还有，小镇上三、四天就有一次赶集，乡下的农民买卖农产品，我能
够直接接触到最底层的农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玩，知道他们生活的苦难和
贫困。另外，我们的小镇距离成都只有六、七十公里，成都虽然地处西部，但
是文化艺术相当发达。从司马相如、杨雄到李白，从郭沫若到巴金，都与成都
有关。我外公家有很多藏书，我从小就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的书籍。
问：您的外祖父身居小镇，为什么会有很多藏书？
答：我外祖父出身中医世家，我的外曾祖父是一个中医，在当地还小有名气，在四
十年代末他靠行医积攒了一笔钱，盖了座小楼，开了一间药铺，又买了几亩地
。一九四九年以后，在政治运动中他被划为地主，遭到残酷的迫害。我外公尽
管是非常聪明的和有才华的，也是因为他的出身问题，一直郁郁不得志。但是
，这样的一个家庭文化氛围非常好，从小我就有很多古典文学著作看。
我父母都是学理工科的，我父亲是一个建筑师，从我父亲的角度，他更希
望我子承父业，跟他一样学建筑。可是，我后来产生了对文学的爱好，父母也
没有强迫我按照他们的意愿选择专业。我的家庭可以说是非常民主的，我很小
的时候，父母就跟我以平等的态度讨论问题。
问：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媒体或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
答：我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在发表文章，真正引起知识界关注是在一九九八年北京大
学百年校庆前夕我出版的处女作《火与冰》，因为当时北大百年校庆受到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关注，而在这个时机我出版第一本著作，其中有多篇杂文谈到
我对中国现实，乃至对北大现状的很激烈的批评，所以这本书引起国内外很多
读者的关注。
问：请介绍一下您在《火与冰》里要表达的是什么？
答：我想要表达的，一个是我对北京大学的看法，我身处北大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
内，这几年北大的学生生活使我体验到中国高等教育，以至整个中国教育体制
的重大缺陷，比如教育的不独立，教育的政治化这些非常严峻的问题，我有自
己的思考。
第二个方面，我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很尖锐的批判，因为在九十年代以
来，特别是一九八九年以后，一些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退缩的立场。在官方有
意的鼓动和默许之下，在整个九十年代，中国重新泛起了一股所谓的国学热，
东方文化热。我觉得这些现象都是有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不是弘扬国粹的
时候，而是应该把“五四”没有完成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续进行下去的时候
，所以我在这方面也作了很多。
第三个方面就是，对底层社会的关注，我主要讨论到中国的农民问题、工
人的失业问题，以及农民进城作工所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问题等，这样一系列与
中国弱势群体有关的问题。我在这三个方面的言论都引起了社会上比较大的反
响。《火与冰》是一个随笔集，收入了我大概三十万字左右的文章。
问：您为什么认为现在不是弘扬国粹的时候？您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当前最应该关注
的是什么问题？
答：九十年代中国的国学热以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为代表，我觉得这种国学热是
有非常大的问题，它迎合一九八九年以后官方对西方文化、西方价值观的排斥
，不加分别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理念重新弘扬起来，同时结合了国际上
以李光耀为典型的所谓“亚洲价值观”，企图用“亚洲价值观”来抗衡西方的
价值观。我认为，像新加坡等东南亚的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得力于“亚
洲价值观”，而是得力于一个自由经济的环境。而西方的个人主义，以及自由
、民主、人权这些价值观，这些理念尽管是在西方诞生的，但是经过几百年的
实践和推广，这些价值观已经不仅仅为欧美国家所私有，而是整个人类的共同
财富，是人类文明的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和拉美国
家都是必然走民主化道路的。在这样一个时刻，强调中国的独特性，强调东方
文化的价值，我认为是在迎合官方的立场，所以我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
判。
问：您谈到对于底层社会的关注，这种关注集中在哪些方面？您对底层社会的关注
与所谓“新左派”的关注有什么不同呢？
答：我觉得，“新左派”的很多学者都是只言词组地引用某一位西方学术大师的理
论来套到中国的现实中来，这些理论到了中国就皮毛分离、没有了血肉的融合
。我的关注集中在一个一个生命的个体，对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能够给他
们实际的帮助。
最近，我们一些朋友正在帮助北京郊区一对以拾垃圾为生的老夫妇，尽管
他们自己已经在社会的底层挣扎，但是他们表现了非常高贵的心灵，在最近的
五年间，他们持续地从荒野里和街道上捡到并收养了六个被遗弃的女婴，这些
女婴都有先天性的疾病。两位老人非常艰难地抚养着这些女婴，现在最大的已
经六岁多，最小的只有一岁。我们一些朋友在捐款准备成立一个专项基金，帮
助这对老夫妇和他们收养的这些弃婴，我们也通过自己的笔写文章在媒体上呼
吁。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些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象牙塔里面钻故纸
堆，或者看翻译文章的“新左派”的学者们很少有人愿意作这样的事情。
问：除了对于个别人命运的关注之外，您作为学者也写文章探讨社会问题，在这方
面的重点又是什么呢？
答：我觉得农民问题现在应该是第一位的，清华大学的秦晖先生是研究中国农民问
题比较深入，在理论上比较有建树的学者。最近两三年我也在努力地对自己的
知识结构进行调整，因为我在前几年知识结构和阅读面集中在文学、历史和哲
学上，但是这两年，当我开始涉及到很多现实问题，并且发表意见的时候，我
痛切地感到，仅仅有文、史、哲的知识是不够的。
一个广义的文化、社会批判者还应该具有基本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
政治学的社会科学知识结构才能发言，否则对底层社会的关注、对国家民族命
运的关注、对每个生命个体的关注很容易流于情绪化。我现在力图超越这样一
种状态，首先我要使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加完备，这样在对待一个具体问题的时
候，才能够有穿透力。
问：从您发表《火与冰》一书以后，您对中国社会问题思考和学术研究是循着什么
样的思路呢？
答：《火与冰》出版以后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这本书后来发行了三、四十万册，
在很多高校里几乎是人手一册。此后，我陆续出版了几本类似的随笔和杂文集
，其中有一本叫《尴尬时代》。这本书与我的专业密切相关，是谈上个世纪之
交，就是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事，我从当时很多文人的笔记、日记和著作的
史料中抽取出很多内容来，谈中国近代思想史、近代学术史和近代社会风俗的
变迁。比如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写晚清时期西洋式交谊舞是怎样进入上海的，当
时在很多文人的笔记中记载了西方的交谊舞厅在上海开办的情况，我把这些史
料收集、整理、分别归类来谈。在一开始，这些文人对开办舞厅是持非常排斥
和否定的态度，他们从儒家的理念和伦理出发，认为在公开场合搂搂抱抱违背
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大防，对此他们痛骂。但是，过了二、三十年以后，这种跳
舞作为新的交谊方式在上海普及以后，他们的记载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较
倾向于认同它了。
我的这本书全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非常小的细节来谈中国社会的进程
。我的一个研究思路是在地上打一口井，这口井要尽量的深，井越深水就有可
能更加甘甜，要打深井，井口就要必须要小。但是，这几年的学术界，作研究
、作论文都是采取一种很宏观方法，比如我的一些同学论文题目会选“东西文
化的比较”，我觉得这样的思路是大而无当的。我更愿意通过一个一个地细部
问题看到一个很真实、很鲜活的历史场景。所以，我的这本书整个就是这样的
思路。我的硕士论文是《晚清的新闻》，我的这篇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会很高
的评价。
问：您为什么选这样一个题目呢？
答：我论文的内容是梁启超、康有为他们在戊戌变法前后在澳门办的一份报纸，报
名叫《知新报》，我对这份报纸作了个案的细部研究。比如，我认为报刊这种
现代传媒进入中国，不仅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也改变了中国普通
民众的思维方式。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写作是不考虑受众的，比如他写一首诗、
一篇散文，只考虑文字本身的审美性，用很多典故，他这样的文字只能在他的
同僚之中，在与他有同等知识背景的阶层中传播，然后收入他们的文集，他不
考虑一般的读者是否能看懂。但是，当梁启超、康有为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
为了完成思想文化启蒙的使命，他们要利用现代报刊，整个写作心态、写作方
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就得考虑受众的问题，考虑让一般的老百姓都能
读懂，所以才出现了像梁启超为代表的“新民体”，以很通俗的语言把西方的
文明、文化理念传达到普通民众之中去。
问：目前您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如何？
答：我的工作没有办法落实、户口没有办法落实，失去了现代文学馆那种良好的研
究条件，比如大量的作家藏书、手稿和原始资料，这使我的研究变得更加艰难
。从经济上，我没有固定的、稳定的收入，单纯靠写作和稿费生活对我有一定
的压力。但我不愿意屈服，用一句古语说就是“求仁得仁”，既然我持这样的
价值观和立场，我承担这样的后果，就是心甘情愿的。
问：您谈到自己的的理念，在这些理念形成过程中有没有您所喜欢的、对您影响比
较大的诗词、格言和警句等等？
答：对我影响很大的有王维的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还有鲁迅的诗：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很喜欢这些诗，也愿意这样行。
问：在音乐、歌曲方面您有哪些是最喜欢的？
答：我很喜欢八十年代崔健的摇滚歌曲，比如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的那
几首代表作，我也写过一两篇有关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歌的文章。我有一
篇文章还是以《一无所有》为题目，谈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化的状况。
我的思路是，认为一百年来中国的文化没有为世界文化提供新的东西，我把中
国跟俄罗斯作了一个比较：就这一百年来所受的苦难，中国跟俄罗斯是差不多
的，但是就文学贡献而言，中国比俄罗斯差远了。
我觉得崔健的摇滚是中国八十年代一种思想文化非常活跃的、有生命力的
状况的象征，虽然我九二年才考入大学，进入到思想文化体系之中，但是我实
际上跟我的同龄人、或比我年轻几岁的人有很大的隔膜。在八十年代我在中学
的时候，就开始思考，开始读很多书，比如像苏晓康的书、刘宾雁的书，李泽
厚书，还有刘小枫的书，以及各种翻译的西方著作，听崔健的歌，所以我的精
神气质有很浓重的八十年代人的烙印。跟我气味相投的朋友都是至少长我十岁
的八十年代的人，我的心灵更接近思想解放的、思想活跃的、有勃勃生命力的
八十年代，而对于商品化的、平庸的、功利主义的九十年代，我有一点格格不
入。当我回忆起八十年代我在中学读书、写作生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崔健的
摇滚歌曲，我觉得那是我生命中非常宝贵的一段岁月。
（原载《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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