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大陆工业化,由于完全与市场化脱节,没有利益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国企职工享受着铁饭碗和各种福利保障,所有者缺位导致的效率低下不会影响他们的利益,也就不会对他们构成就业压力。他们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主要不是表现在努力工作上，而是表现为隐蔽的怠工、偷懒、损公肥私，效率的巨大损失则将转嫁给整个社会,特别是转嫁给农民。
在这种分配格局之下，相对于农民和知识界而言,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收入，城镇职工都是受益最大的平民阶层。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使他们没有受损害的不公平感，社会地位上的领导阶级使他们有主人翁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残酷的政治身份歧视也基本不会波及他们。所以，在大规模的国企改革没有进行之前,他们的实际利益就受不到真正损失,而且奖金还比以前多了些。对于改革的好处,他们既没有曾经作为“臭老九”的知识界的解放感,也没有私营业主先富起来的满足感,更没有二者的受尊敬感觉,这就导致了他们在改革之初的暧昧态度。
●抗议活动愈来愈大
随着改革的推进,先是工人阶级的至高无上的“主人”地位被经济大潮所动摇乃至淹没,他们感到了在社会尊严感和荣誉感方面的日甚一日的伤害;继而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国企的大面积亏损使中共政权不堪重负，只能用甩包袱的办法让大量国企关、停、并、转；致使大批职工失业。失去饭碗直接关系到实实在在的既得利益，显然比名义上主人翁地位的损失更具毁灭性。同时，旧体制下由国家全包的福利制度的逐渐废除，而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社会保障体系又没有同步建立,更令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研究就业和社会保证的经济学家冯兰瑞提供了一组数字:“九五”期间城镇新增长的劳动力五千四百万人，同期仅能安排三千八百万人就业,尚有一千六百万人失业。国有企业再产生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的失业大军，共计就有一二千多万人失去工作岗位。在失业补偿严重不足和社会保障极不完善的现存体制中，城市失业者是国企改革的最大受害者。
同时，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一边是主人翁地位的丧失和生活水平的相对大幅度下降的失业大军,一边是大量的令人震惊的腐败,破产、负债的企业的法人们却一个个脑满肠肥，“穷庙富方丈”的现象触目皆是。那些自认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国家的人,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却被党和国家一下子抛入没人管的近于绝望的境地,使他们突然失去了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爆发出对现行秩序的强烈不满。于是上访、请愿、游行等抗议活动在全国的城市中愈演愈烈，仅二OOO年十月下旬以来至十一月中旬大陆一百五十五个地区廿发生了八千一百五十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其中各级政府机构的合并和精简,使这种抗议活动已经超出了工人和农民的阶层扩大到被精简下来的党政干部群体。昔日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在被迫下岗或失业的困境中，第一次成了同一战壕的战友,第一次被此之间有了心心相印的平等感觉。据报道有二十一个省(区)、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五百一二十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这是文革结束后首次有众多党政机关干部走上街头。
但是由于中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民间工会组织的存在,他们的权益没有组织化和合法化的诉求渠道,只能在忍无可忍之时冒着巨大的人身风险,进行自发的分散的请愿和抗议。而政府在应对这类以群体反抗为手段的利益诉求时,除了财政安抚和强制镇压之外，再没有任何可供有效使用的法律手段。所以，中共政权对愈演愈烈的群体性抗议事件的处理，皆为暂时的权宜之计。
●可能成民主阻力
据中南社会调查所对市民的入户问卷调查四十项热点中，民众最关心的第一热门话题是如何惩治腐败,关注度高达百分之八十五点四,而对排在第二位的发展经济的关注度仅为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两者差距近三十个百分点。这种对反腐败的高度关注说明了民众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和对现存秩序强烈不满.在此意义上，城市的失业群体作为改革成本的仅次于农民的承受者,是推动政治改革的动力,但是并不能说明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正和政治改革,就是建立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从这个庞大群体的以往经验、利益诉求和改革理念上看，他们可能是大陆走向自由济和宪政民主的强大阻力。
●私有化下占有财富
一方面,他们几乎没有受到过西方式的以应得权利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公正的恩惠,没有依靠私有制来保障个人财产的经验,没有尝到过利用市场竞争来积累个人财富的甜头，更没有用宪政民主来达成个人自由的体验。
另一方面，在改革之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与其他群体相比，都有很大的优势。在目前的卑贱境遇中,他们自然会与昔日的处境进行对比,因此更怀念经济上吃大锅饭、生活上有免费的福利保障和政治上做名誉主人翁的毛泽东时代。
而且中国传统的“劫富济贫”式的农民起义和中共“打土豪，分田地”式的暴力革命都是他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依靠国家政权进行强制性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的绝对平均王义，离他们并不遥远。而现在的改革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让那些仅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五的先富起来的权贵阶层和私营业主们，在私有化的旗帜下名正言顺地合法占有全社会百分之八十的财富，而他们自己则是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的全部丧失。
所以,他们宁愿为了得到强权恩赐的绝对均分的一小份面包而出让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不愿意为了得到平等的自由权利而暂时损失一片面包。他们宁可通过再一次“劫富济贫”的经济文革来重新均分社会财富，也不愿意继续推进这种剥夺了他们曾经享有过的一切的改革。
原载2月3日香港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