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繪畫
波提切利作為早期文藝復興巨匠而聲名鵲起,其實不過才一百年,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意大利社會中希臘羅馬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之間的錯綜關係。
法國公主亨利埃塔‧瑪麗亞(Henrietta Maria)與王室家族中出名的藝術鑑賞家英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I)結婚後來到英格蘭。她出身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著名的藝術贊助家族美第奇(the Medici),因而成為17世紀英國藝術、文學和建築等項目的忠實贊助者。
英國公眾高度期待並歡慶海頓的到來,媒體甚至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當代俄耳甫斯」(Orpheus of his age)——當時的人們對俄耳甫斯這個神話人物非常著迷。海頓本人也非常喜歡格魯克的歌劇《俄耳甫斯與歐律狄刻》,因此很自然地創作了自己對俄耳甫斯神話的詮釋。
拉斐爾的藝術無需多言,雷杜德的創作卻值得書寫。他為薔薇和各種各樣的植物繪製素描和水彩、鐫刻銅版,並印製版畫——既為了科學的目的,也為了它們的美。
儘管貝尼尼在繪畫上承襲卡拉瓦喬的風格,但大家總是拿他與米開朗基羅相比。 米開朗基羅和貝尼尼都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雕塑家,也是唯一在建築、繪畫、雕塑這三個藝術領域都獲得至高成就的知名藝術家。綜觀藝術的高度、成就的廣度與才華而言,貝尼尼可說是米開朗基羅唯一的繼任者。
1508年,米開朗基羅准許貝魯格特研究《卡西納之戰》(Battle of Cascina)的素描草圖──這幅壁畫從未完成。鮮少有人獲得這樣的殊榮,這無疑表明,米開朗基羅將貝魯格特當作藝術家來尊重,也當作朋友信任他。
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在婚姻生活中為他深愛的妻子薩斯姬亞(Saskia),不論她健康或生病,繪製各式肖象作品;舉凡素描、寫生、油彩等直到她離世。林布蘭以各種不同的角色描繪妻子;在他的作品中,我們看到薩斯姬亞以女人、妻子、母親、女神繆斯等身分出現。我們還看到薩斯姬亞剛睡醒沒打扮,和丈夫一起歡笑,甚至化身成古羅馬神聖的智慧女神密涅瓦(Mi...
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藝術愛好者湧向意大利米蘭的恩寵聖母修道院(Santa Maria delle Grazie),觀賞達‧芬奇的畫作《最後的晚餐》(The Last Supper)。
法國羅浮宮的眾多名畫珍品中,沒有一幅比這24幅為榮耀法國王后瑪麗‧德‧美第奇生平的系列畫更適合收藏在這裡了。
維姆是首位專精海景畫的荷蘭畫家,他描繪船隻和史詩般海戰場景的技藝精湛,臨場感十足。確實,海景畫也因他而開始流行起來。根據國家藝廊出版刊物描述,「維姆是17世紀後期海景畫的先驅」。
當我們對丘奇描繪的大自然寶藏進行反思時,也許會看到他所看到的:尼加拉大瀑布的存在充滿光、愛和創造的活力。丘奇的作品鼓勵我們暫時擺脫物質的追求,好好欣賞上帝為人類創造的一切。
祖巴蘭沒有大肆宣揚聖方濟各創造的奇蹟,反而將他描繪成常人,讓人們更容易感知他的信仰。聖方濟各身穿方濟嘉布遣會(the Capuchin Order of Franciscans)修士的長袍(habit),外觀破舊,補丁隨處可見。他在腰帶上打了三個結,象徵安貧、禁慾和順從(畫作裡可見兩個繩結)。他還抱著一個頭骨,象徵生命短暫無常和基督受難。這種以聖方濟各為主題...
走在羅馬市區的磚石街道上,很難不被這裡古蹟的密度之高、保存之完好所驚歎。這座被譽為「永恆之城」的城市,與另一座名城——佛羅倫薩,是承載意大利文藝復興的雙姝。在這裡,超凡脫俗的大理石與青銅雕塑數不勝數,大小教堂與修道院更是星羅棋布。
身處維多利亞時代,許多人渴望回歸簡單的生活方式。1870年前後,一位荷蘭畫家來到英國,他想像中的古代文化正是這樣:勞倫斯‧阿爾瑪-塔德瑪(Lawrence Alma-Tadema,1836—1912)精心研究千年前生活的細節和場景,嫻熟地展現了羅馬帝國時期的日常生活,讓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可以感同身受。
奧地利畫家費迪南‧喬治‧華德米勒(Ferdinand Georg Waldmüller)非常推崇大自然。他在1846年寫道:「大自然一定是人類研習的唯一來源和答案;只有在那裡才能找到永恆的真理與美。藝術家不論在哪個造型藝術( plastic arts)領域,最終的目標一定是表現大自然。」
卡拉瓦喬將掃羅描繪成犯過許多大錯的年輕人,然而正如畫中的他伸出雙臂擁抱新的使命,在他前方還有多年的傳教生涯。卡拉瓦喬沒有選擇像其他藝術家那樣讓掃羅的臉隱而不見;而是讓掃羅在觀眾眼前變成了保羅。
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喜歡描繪精神信仰人物,而且將人物擺放在人間自然環境的場景之中。喬托‧迪‧邦多內(Giotto di Bondone,1267–1337年)是引領這項潮流的藝術家。他的創作能引起一般人的共鳴,鼓勵大家相信神與尊重自然,就如同高速公路上的路標,引領著你前方的道路。他擅長描繪神跡場景,展示信仰的力量,以及經由「相信」而實現看似不可能的事。
尋找完美的雲彩不必環遊世界。英國藝術家約翰‧康斯特勃喜歡在英格蘭薩福克地區自家附近繪製風景。他1821年寫信給好友約翰‧費舍爾(John Fisher)說:「我應當把我熟悉的家鄉畫好。」康斯特勃在試畫和繪畫作品裡呈現的雲彩滋養了我們的身、心、靈;而且,只要在自家後院抬頭就能找到。
古希臘的「繆斯女神」到底是誰?宙斯——揮舞雷電的眾神之王和記憶女神謨涅摩敘涅(Mnemosyne)生有九女,合稱「繆斯九女神」。繆斯是公認帶來靈感的女神,她們啟發了人間的音樂、詩歌、舞蹈與知識。
都鐸王朝對後世的影響,不僅是英格蘭本土也是國際性的,這可追溯到亨利七世已有潛在的國際觀與惡名昭彰的豪奪、殺戮,但同時他們敬神、宣揚神,因而造就了後來的日不落帝國。莎翁之後的英國文學、戲劇、電影給世界帶來遺澤是不可抹滅的。
西恩納市政廳議會大廳牆上的壁畫洛倫澤蒂與喬托( Giotto, 1267─1337 年)身處同一時代,而洛倫澤蒂開始繪製西恩納市政廳議會大廳牆上的壁畫時,正逢文藝復興揭開序幕。這幾幅壁畫描繪近300位人物,寓言角色位於較高的位置守護著西恩納的百姓,這些在城市或鄉下從事日常活動的百姓。
文藝復興初期,富商常常想要感謝上帝賜予的財富。虔誠的信徒會委託畫家製作三聯畫(triptych),三聯畫外觀看似一組小型的三片板畫,可以供個人放在家中壁龕敬拜。
構成一幅畫面就像自己去組織一部交響樂隊,演奏出諧和又帶有變化的曲目。 如何把畫面構成的基本原則——秩序、平衡、完整——帶進畫裡,勾勒一座大山, 那就要有大師帶路了。
賈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年)是新古典主義的奠基人與發揚者,也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畫家。可以說貫穿他一生的作品就是整個法國大革命過程的作品。
《園中苦禱》是普桑剛到羅馬時所繪,那是在他作為古典主義畫家聲名鵲起之前。他受到了最出色的前輩藝術家──意大利文藝復興巨匠拉斐爾、米開朗基羅和提香等的影響,也從古希臘和羅馬藝術中汲取了營養。普桑在畫中創造的場景是如此宏偉高眇,觀看這幅畫時,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痛苦」,而是信仰、希望,還有謙卑。
西蒙‧彼得扎諾不但是藝術史學家,更是著名的巴洛克繪畫大師卡拉瓦喬(Caravaggio)的老師。然而,他卻只被認定是一位有能力但不出色的藝術家。仔細檢視可知,歷史上有許多藝術家的貢獻著重在奠定基礎,而讓傑出的後輩得以在日後嶄露頭角成為大師。彼得扎諾可說是個絕佳例子,他邁出的第一步成就卡拉瓦喬日後的完美。
我們都聽過這樣一句話:「美與不美,全在觀者。」(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不過,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是否有道理?千百年來,關於美是什麼、為何重要,以及美的起源,先人聖哲們一直爭論不休。
弗立克美術館起居室的三幅古典人物畫作總令我流連忘返,不僅是畫的技巧,更因為歷史人物的內涵與張力——弗立克將兩位英國歷史上著名的政治公案人物,掛在起居室一左一右彼此互望,摩爾線條堅毅嚴正,克威爾表情隱晦沒有生氣……
專家們早先斷定,維米爾的繪畫是從單色素描開始著筆。華府的研究員們在這四幅畫上應用顯微鏡分析和先進的成像技術,發現維米爾以寬闊粗放的筆觸在這些畫上塗了底色,再鋪陳其構思的形狀、顏色與光線。研究小組甚而指出,維米爾在《持天平的女子》一畫的黑底色中摻入了含銅化合物,以加速顏料乾燥。
如果「戴紅帽的女孩 」開口說話該多好!在約翰內斯‧維米爾(Johannes Vermeer,1632—1675年)的畫中,她從椅子上轉身直視著我們。自然光從她臉旁流洩而過,照亮了張開的嘴唇,輝映著眼中略顯頑皮的光芒,彷彿她幾個世紀前就已知道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的策展人、科學家和研究員們會發現什麼:維米爾有一間畫室,他在那裡帶徒授課,和助手們一起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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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買得起多少錢的房子?」這是當今許多美國人面臨的最緊迫問題之一。對於普通收入的美國人來說,目前他們買一棟房子的負擔能力比17年來的任何時候都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