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9日訊】孔子天生是個異數，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雲。字仲尼，姓孔氏」。也就是說，他腦袋囟門處凹陷，而四周隆起，像一座火山，這大概就是他名字的由來，成年後，他身長九尺六寸，被周圍的人們稱為「長人」。他不僅長得人高馬大，其思想也是出類拔萃，鶴立雞群。他所建立的學術體系從本質上脫離了農耕文化的束縛，與當時的道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乃至後來的墨翟、楊朱等主流文化格格不入，針鋒相對。
其實老人家的經歷並無特殊之處，究其原因，人文的說法是先知先覺，科學的解釋只能是基因變異，用孔子自己的說法就是「生而知之」。
孔子曾說自己少也賤，所以他曾經幹過一些社會地位很低的粗活，諸如羊倌（乘田），倉庫保安（委吏）等。其中，他還長期從事過當時稱作「儒」的職業，說白了就是替大戶人家辦喪事營造氣氛以換取衣食，直到今天，在一些農村都還有這種營生。孔子從事的這種「儒」是一種社會地位較低的職業，在當時是比較受人歧視的，他的很多論敵也都抓住了這個把柄，嘲笑道：
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富人有喪，乃大悅，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非儒下》)
就這樣，漸漸地，孔孟及其弟子也被世人納入「儒」這個圈子。據一些學者考證，「儒」一詞早在孔子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許慎說：「儒，柔也，術士之稱。」（《說文解字》）章太炎也說：「儒者，術士也。」（《原儒》）其實，整本《論語》，提到儒的只有一句，而且這一句裡顯然帶有某種自我辯誣的意味，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這句。或許在當時就有人把孔子師徒歸為「儒」一類，但顯然孔子並不認同，子夏的情況可能比較接近「儒」一些，所以孔子要在這裡叮囑他，即便幹「儒」一行也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以免玷污了師門。君子的提法在《論語》中多次出現，所以說，指孔子是君子的說法，都要比說他是儒家要更站得住腳。戰國中後期，隨著儒家的壯大，這一派知識分子群體漸成氣候，到荀子的時代，他已經開始給儒進行更詳細分類，到了秦朝建國，儒就成了政府不得不應付的社會不穩定因素。民國初年，一個叫張吾軍的學者就在《致曲阜孔教大會書》中指出：「自荀子以仲尼為大儒，自後人人遂稱孔教為儒教，以孔附儒，甚無謂也。」（《民國經世文編》）但他的這一說法並未引起當時各派學者的足夠重視，孔教派和新派知識分子都忙於護儒或反儒。
漢武帝制定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策後，儒家已被注入了更多的農耕文化元素，儼然已成了一個完全的褒義詞。到了南宋、明末，儒家文化幾乎完全被鄉愿情結嚴重的道家文化據為己有，儒學乾脆就連名字都借用道家，直接被人們稱做道學，假道學家一詞由此也隨之誕生了。科舉被滿清政府廢除，儒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辛亥革命之後，儒成為酸腐文人的同義詞。如果按胡適的說法，認為老子是「代表那六百年來以柔道取容於世的一個正統老儒」。（《說儒》）那麼儒就是指所有的知識分子，與兩千多年前的世人專指孔孟那類的知識分子已經大相逕庭，也就是說「儒」的界定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寬泛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儒字幾乎銷聲匿跡。但在知識分子當中，孔孟精神依然存在，正如魯迅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孔子與當時的主流文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理性，他因「克己復禮」被莊子斥之為「偽巧人」，而他一心「為政」又被隱士譏刺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愚人」。早在孔子慘如喪家犬的時代，老子就告誡他，千萬別犯傻，不要多管閒事,結果只能是，費力不討好，自討苦吃。而那些與老子站在同一戰線的隱士也極盡挖苦、嘲諷之能事，向顛沛流離中的孔子大潑冷水。
但孔子似乎不思改悔，當時隱者桀溺曾勸孔子及其弟子們說：「避人」未若「避世」，但孔子嗤之以鼻，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回擊了他們——「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吾不與易也。」(《論語‧微子》) 孔子有一套限制君權的政治理念，始終有限地制約著專制政府的行為。孔子苛責當政者，道家法家墨家則苛責老百姓。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又說：「其身正，不令而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但老子說：「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在同時代的老子的眼中，孔孟關於君臣關係相對性，限制君王權力的言論不僅大逆不道，而且是破壞國家安定團結局面的罪魁禍首，孔孟妖言惑眾，無疑就是那「為奇者」。
孔子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革‧彖辭》）君主有道為合法，無道即為不合法，可以諫，可以誅，可以革命。這即是儒家的君權有限合法性思想。即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賦予人民的「革命權」。孟子可以說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的理性思路源於孔子，卻不像孔子那樣在關鍵問題上含糊其辭。這是他比孔子更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在解革卦時，表達了對湯武革命的讚賞，實際上間接地否定了暴君桀紂，認為暴君非法，應該被推翻。
在孔子看來，不講是非的「博愛」是虛偽的，也是非理性的。道家文化的集大成者老子曾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道德經‧四十九章》）墨子也推行無原則的「博愛」，兩者都是泯滅了是非之心。孔子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堅持真理，堅持正義，不畏強暴，愛憎分明，疾惡如仇。
孔子的思想中，也有不妥之處，例如他對孝的過分苛求，三年守孝，什麼都不做，遠遠超過對君王的忠，有學生認為太過，其實何止是無意義，我相信任何一個父母都不願意子女為他的身後事耗盡財力，甚至危及身家性命，斷了香火，但孔子很生氣，設身處地一想，一個耄耋老人，當然希望得到晚輩的敬重。或許，在孔子看來，父慈、母愛多是出於人類的本能，相對還較容易做到，對父母感恩則需要更多的理性，要是孩子長大後過河拆橋，不認賬，怎麼辦？所以，孔子要在「孝」的問題上矯枉過正，大做文章。但偏偏後世的君王特別看中這個，他們倒有的是財力和時間，過去所謂的「丁憂」就規定所有的官吏，父母去世後必須服孝三年。這就跟「皇帝的新裝」似的，誰都知道過了，但又不好意思說出來，敢說出來的必定挨罵。中國本來就有敬老、厚葬、祭祖的傳統，再加上政府變本加厲地鼓動，老百姓稍微有點條件的，也學著搞這一套。人們忘了孔子最看重的一個前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孔子還說過一句讓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們十分痛恨的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康有為、梁啟超他們曾為孔子辯解說，這是標點符號的問題，而我想即便不是標點符號的問題，也是孔子在特定情況下說的話或是一時的失言。類似的情況在孟子身上也發生過，他反對「位卑而言高」（《萬章章句下‧第三章》），這裡的「位」指的是具體職位，他是說人們要干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不要好高騖遠。因為上面舉的例子是講孔子的敬業精神。如果按一般的譯文，位置低下，而議論朝廷大事，這是一種罪行。照這樣說，那沒有一官半職的孟子當著君王指點江山豈不是犯了彌天大罪，我想孟子還不至於連自己抽了自己嘴巴都不知道吧。而這一切顯然也與孔子所說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的平民干政精神不合。孔子最注重平民教育，孟子最強調平民干政，這兩句話按一般的解讀是說不通的。
朱熹曾引用別人的話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朱子語類》）今天看來，此話絕非誇大其詞。當然，我們不能單單從一個熱衷於科舉的酸腐儒生那裡理解這句話，而首先要明白：與孔子的理性和良知相比，我們的政治、文化是多麼地變態與黑暗！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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