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6日訊】1949年11月27日，江山易主，天下定於一尊，新一輪的改朝換代已告完成，在知識界享有聲譽的北大教授朱光潛在《人民日報》發表了《自我檢討》。說到抗戰之後，他的願望本來是謹守崗位，把書教好些，再多讀一些書，多寫一些書。「可是事與願違，一則國民黨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這樣無心於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慮憂懼；二則我向來胡亂寫些文章，報章雜誌的朋友們常來拉稿，逼得我寫了一些於今看來是見解錯誤的文章，甚至簽名附和旁人寫的反動文章。」
這篇《自我檢討》收入了《朱光潛全集》第九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他那些「於今看來是見解錯誤的文章」也都收入了這一卷，可惜的是，他「簽名附和」的「反動文章」始終沒有見到。去年冬天，一位朋友送了我幾本《批判中國資產階級中間路線參考資料》，是中國人民大學1958年出版的，其中赫然就有朱光潛「簽名附和」的那篇「反動文章」《中國的出路》，真是讓我喜出望外。
「在這個動亂的時代，整個世界都在不安中，人們有一種普遍的政治醒覺，就是，如果我們不參與政治，別人將要把與我們意志和良心相反的制度，強加到我們以及我們的子孫身上。
人類的基本要求是生活的安全與自由，凡與此潮流相反的政治力量都絕不能長久存在。人類的進步理想，不僅是經濟生活的安全，更需要心靈的平安與知識的自由。
換句話說，人類經過數百年的奮鬥爭得了政治民主，現在應當以民主政治的方式，再進一步爭取經濟平等。但決不應為了經濟平等而犧牲政治民主。因為沒有政治的民主，經濟平等就失去了基礎，如果政治是在少數人獨裁之下，即便能有經濟的平等，也是賜予式的，統治者隨時可以改變可以收回這種賜予。
人類的進步是累積而來的，進步的主潮決不會是放棄政治民主，換取經濟平等。而是政治民主進一步再加上經濟平等。
我國的憲政已開始，我們應當以憲政的方式，加緊步驟，實現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能使多數人民滿意，有工作有生活，是保衛民主抵抗一切極權主義的唯一有效途徑。」
「我們對民主制度（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的信念是堅定的。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對於人生價值的一種信心，假如這種信心失掉了，人類也就不會有進步了。
現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著極權共產主義的威脅。……要民主憲政成功，至少須有二個以上像樣的較大政黨，然後人民始能有選擇，政黨始能彼此發揮監督砥礪的作用。但我們更反對極權共產集團。因為假如極權共產集團得勢，人類便將要開倒車，一切的進步理想便全完了。」
此文發表在1948年9月17日出版的《周論》週刊第2卷第10期，離「極權共產主義」席捲中國已不到一年。簽名的除了朱光潛，還有樊際昌、毛子水、張佛泉、胡先驌等16位知識分子。半個多世紀以後重讀這篇「反動文章」，恍如一夢，不幸的是，他們的憂慮幾乎全部成了事實，只不過他們所想像的「經濟平等」連影子都沒有。僅僅一年後，朱光潛在公開檢討時自稱只是「簽名附和」而已。其實，這些觀點也正是代表了朱光潛以及他同時代那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共同見解。有些觀點在他本人「見解錯誤的文章」中也不難找到，比如1948年11月2日，他在《中央日報》發表《世界的出路——也就是中國的出路》一文，認為蘇聯在政治上代表集權專制、經濟上代表共產主義，美國在政治上代表自由民主、經濟上代表資本主義，「都是極錯亂的結合」。「世界的唯一的出路就在糾正這種這種錯亂的結合，使民主自由與共產主義能攜手並進。」那個時代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包括羅隆基、張東蓀等）都有一個誤解，以為蘇聯的共產主義代表了經濟平等，而資本主義就是默認經濟不平等的，其實他們對蘇聯的瞭解極為有限。因為極權主義社會的封閉性、殘酷性和欺騙性，人民沒有任何自由，外部世界也很難獲得真實可靠的信息，以致連魯迅晚年和胡適早年都曾嚮往過那個社會。知識分子們的「民主社會主義」觀點帶有很顯然的空想色彩，在那種貌似平等的制度下，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什麼經濟平等，伴隨著專制集權的也只能是奴役和不平等，是所有人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匱乏。經過20世紀以來多少世變滄桑之後，這些早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識了。
今天來看，朱光潛「簽名附和」的《中國的出路》正是「極權主義」在中國全面登陸前夜一批自由知識分子發出的最後吶喊，儘管他們的理念本身還有模糊之處，如他們關於「經濟平等」的認識就是一種天真的幻想，但他們依然堅定地發出了內心的聲音——反對極權主義，這樣的聲音在一年後就是「反動」的，而且再也無法發出了。朱光潛應該慶幸自己曾在這樣一份自由主義歷史文獻上籤名，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榮耀之一。
1948年，正是國共內戰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朱光潛在專業研究之外，還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政論，如《挽回人心》《談行政效率》《行憲以後如何？》《立法院與責任內閣》《常識看金圓》《國民黨的改造》等。誠如他本人在「檢討」中說的，「像每個望中國好的國民一樣，我對於國民黨政治是極端不滿意的；不過它是一個我所接觸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國好，必須要這個政府好；它不好，我們總還要希望它好。我所發表的言論大半是採取這個態度，就當時的毛病加以指責。」
他對國民黨統治的指責常常是嚴厲而不留情面的，他認為一切改革的關鍵在於最高當局，直言「已往官場貪污是例外，今日官場不貪污是例外。」「目前許多危害國家的事，像貪污枉法，囤積居奇，擾亂金融，侵犯人民基本自由等等，莫不先由軍政要人作俑。」指斥「國民黨的致命傷」就是「一些人日日在培植私人黨羽，在所謂『小組織』上勾心鬥角，分佈爪牙，壟斷選舉，壟斷中央政權，壟斷地方行政，挾其徒眾的勢力迫脅中樞，抨擊異己。」
他批評權貴「強姦民意，壟斷政權」、「操縱金融貿易，吸民脂民膏以自飽」，已經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政府卻「姑息養奸」。他因此主張「多殺幾個」貪官污吏，「而且殺就要殺到底」。雖未點名，權勢薰天的二陳、孔、宋之流卻已呼之慾出。
他斷言國民黨已變成「一個藏污納垢的護持封建惡勢力的政黨」，「由一個主義的結合變為一個勢利的結合」，喪失了靈魂、生命和存在的理由，呼籲改造國民黨，要求國民黨包容真正的反對黨的存在。
這些文章都發表在國民黨治下公開發行的報刊上，從《申報》、《益世報》、《世界日報》、《中央日報》、《平明日報》、《天津國民日報》到《周論》《文學雜誌》等，大致上可以看出那一時代言論的空間。我不知道朱光潛的見解到底「錯」在哪裡？在知識分子遍地犬儒、媒體全部為朝廷壟斷的今天，重讀他的文章，尤其令人感慨無比。
在朱光潛的這些文章中，我確實一點也讀不出他是「一個脫離現實的見解偏狹而意志不堅定的知識分子」。他自稱是一個「個人自由主義者」則大體上沒錯，我以為最能夠體現他內心思想的還是這兩篇文章。1947年12月22日，朱光潛在《香港民國日報》發表的《自由分子與民主政治》文中說：
「……自由分子雖無組織，他們的思想卻有一個重心與共同傾向。因為實際上自由分子在社會上往往佔多數，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國，而這多數人的立場既同是中立的超然的，他們對於國家重要問題自然是很客觀地就國家全局著想，他們所見到的自然是公是公非而不是黨是黨非。所以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裡，真正能代表民意的是自由分子。自由分子的思想既然比較穩健純正而又富於代表性，它在一個民主國家裡就應該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保持平衡的力量。」
然而，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自由分子只能被擠在夾縫裡，「在朝黨嫌他太左，在野黨嫌他太右。」「沒有一個緩衝的保持平衡的因素」，結果社會上兩種對峙的相反的力量就只有激烈衝突，天下不歸楊則歸墨。
1948年8月，他在《周論》發表《自由主義與文藝》一文，闡述了他對自由主義和文藝本質的見解。他認為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骨子裡是一回事，他之所以擁護自由主義，「其實就是反對抑壓與摧殘」。文藝的本性就是自由，「文藝不但自身是一種真正自由的活動，而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種力量。」在他看來，文藝不是哲學宗教或政治的喇叭或應聲蟲，他反對把文藝當作「宣傳的工具或是逢迎 媚的工具」，也就是反對文藝以外的任何力量來奴役文藝，無論是哲學的、宗教的、道德的或政治的。
這些話放在今天依然能激勵人，依然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1949年的到來毀滅了一切美好的人生理想、心願、生活方式，把人變成了烏托邦的試驗品、國家機器上的螺絲釘、沒有尊嚴和靈魂的工具。此時離朱光潛公開在《人民日報》「自我檢討」不過一年多，我不認為朱光潛真心誠意改變了他對自由主義的信念。他的檢討只是在政治環境發生巨變後作出的反應而已。面對突如其來的變化，朱光潛的不知所措是可想而知的，他迅速作出檢討只是暴露了人性本身的弱點，同時也表明中國的自由主義在一個全能的極權社會中注定了沒有存身之地，那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國家暴力，與國民黨那種有限專制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朱光潛，一個深諳西方文明精髓的知識分子，當他在《中國的出路》上籤名時，他早就深知一旦極權主義獲勝，一切都將無從談起。除了「檢討」，他還能有其他的選擇嗎？
但是，朱光潛沒有因早早就作出「自我檢討」，並轉而學習《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選集》而逃過「極權共產主義」來臨後的那些災難，歷史也忘不了北大廣場上那縷飄動的白髮。
面對這個完全陌生的時代，朱光潛的自我改造不能說不積極。但怎麼「檢討」都抹不去他身上的自由烙印，身處極權中的人們不會放過一個曾在《中國的出路》上籤名的知識分子。在接蹤而下至的思想改造運動中，他首當其衝，成為北大兩個被重點批判的對象之一（另一個是周炳琳）。他在西語系、在全校的師生員工大會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寫下了大量的檢查，對自己的反動立場、反動思想、反動學術觀點等一一進行了無情的自我批判，內心之虔誠、態度之認真幾乎都無可挑剔。
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並不是孤立的。從吳宓、馮友蘭到金岳霖、沈從文，都曾以改造對象的身份公開發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們對自己過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進行全面的檢討、否定，極盡自我糟蹋之能事。
「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者逾六千人。」面對六千教授的坦白、自我否定，身居香港的錢穆「不禁為之廢書擲筆而嘆。」
在讀到金岳霖寫的一篇檢討後，遠在海外的胡適說：「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
即使如此，他們也並不能倖免被廢棄、被批判、被侮辱的命運。或許因為早已主動放棄自己的學術觀點、低下高貴的頭顱迎合「極權主義」時代，朱光潛和金岳霖等都逃過了反右一劫，但幾乎無人逃過「文革」的，等待他們的是「牛棚」，是牛鬼蛇神的命運。有學生永遠記得朱光潛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在北大廣場挨批鬥時——「他稀疏頭頂上在寒風中顫抖的一綹白髮…… 」
這一綹在寒風中顫抖的白髮就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命運的縮影。1960年代，朱光潛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編寫的《西方美學史》，連尼采、叔本華的名字也不敢提及。多年以後，他為自己的「顧慮、膽怯，不誠實」感到羞愧。「顧慮、膽怯，不誠實」的又豈止一個朱光潛呢？
2003年11月29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