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9日訊】二十五歲的譚卓走在斑馬線上過馬路時，被飆車的胡斌撞飛二十米，拋高五米後摔下腦漿迸裂而死。可是事情還沒有過去十天，又一起走在斑馬線上，而且是在綠燈亮起後過馬路的十一歲的孩子黃小煌，被一輛掛特種車牌的黑色小轎車撞飛在二十米外的綠化帶旁，後腦勺被摔破了一個洞，也是當時身亡。這是五月十六日中午發生在廣州白雲區雲城西路上的事。案發後，車上下來四名穿著特種服裝的青年男子，其中三人很快開著肇事車離開，一人留在現場，不久就被交警帶走。
讀罷令人感歎唏噓：一個風華正茂、前途無量的優秀人才；一個年僅十一歲，如花蕾般尚未開放的生命，竟都死於非命，早早的離開了人世。這樣的感歎我不想再說，太令人驚嘆，太令人悲哀了！
感歎之餘，我發現這兩起事件的相同之處太多太多了：都是在斑馬線上出的事，受害者都是遵守交通法規的，司機都是違規超速駕駛，都是被撞飛二十米，都是腦部撞破不治身亡。
也有不同的地方：胡斌給他的媽媽和同伴打電話，同伴們來後散漫隨意的吸著煙，滿不在乎的說「用錢可以擺平」，胡斌的母親來後打了四十多分鐘的電話；特種轎車出事後，竟然開著肇事車輛疾馳而去，僅留下一人，不久留下的這個穿特種服裝者就被交警給帶走了。
但是，我似乎感到他們的不同中有一種說不太明白但確實存在的相通之處：胡斌的母親在現場打電話的用意還用問嗎？分明是在找關係「擺平」這件事唄。面對死者她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擺脫，或者說「擺平」，而不是對亡者儘自己的一點「微薄之力」。特種車輛裡的特種人更老練，留下一人，擅自開車逃逸。為什麼轎車肇事後不等交警勘查就離去？而且還留有一人。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給交警報警的很可能就是這幾個特種人。特種車輛當然有足夠多的特權，包括撞死人後的離去。為什麼要離去？一句話就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當時車是在執行特種公務。什麼公務？您有權力過問嗎？那為什麼要留下一人？這就是人家的高明之處了。留下一人說明對這起事件負責，所以就更談不上逃逸了。所謂的超速和事後的賠償，您還以為在特種人的眼中那是事嗎？甚至根本就不用「特種」們過問就有人給「擺平」了。
在網友的人肉搜索中，胡斌母親的身份被曝光了出來，原來是杭州市政協副主席。她打電話就是在運用權力來「擺平」這件事。這和特種轎車的處理方式其實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她趕去後，她兒子還在車裡，她又沒法離開，所以只好打電話了。一句話，這都是權貴階層撞死草民後的處理通則。
我們草民和他們一樣，也是人啊，憑什麼都是他們撞飛我們？話是這樣說，其實在權貴們的眼裡，我們草民的地位真的是很賤很賤。不是我們瞧不起我們自己，我是說在他們眼裡。胡斌的哥們兒不是說了嗎？「用錢可以擺平。」而錢對他們來說，就像我們草民對紙一樣。他們隨手丟出一些來不就把事情打發了？
這些紈褲子弟說這些話是有根據的，一個是他們真的有的是錢，再一個就是他們真的沒有把我們看在眼裡。林嘉祥怎麼說來著？「我就是幹了，怎麼樣？要多少錢你們開個價吧。我給錢嘛。」「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麼樣，你們這些人算個屁呀！」當然這些人沒有一個是林嘉祥的孩子，但是，他們是不是都有一個林嘉祥那樣的爹呢？林嘉祥的孩子能比這些紈褲子弟好在哪裏呢？在中共權貴們及其太子們的眼裡，我們草民真的就是林嘉祥所說的「屁民」。
「屁民」的命算什麼？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去年被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中國人權律師高智晟，在2007年11月28日寫了一篇文章《黑夜、黑頭套、黑幫綁架》，記述他剛剛遭遇到的極其野蠻的迫害，中間有幾句講述的是他被殘酷折磨後，有一個姓江的過來對他的呵斥：「這是在中國，這是共產黨的天下，你算個屁，要你的命還不像踩死只螞蟻一樣？不明白這點還出來混，你要敢再寫那些狗屁文章，政府就得表明個態度，這一晚上你該明白了吧？」這個姓江的還說：「你就是個挨打的東西，你心裏比誰都明白，在中國納稅人算個狗屁，別他媽口口聲聲納稅人納稅人的。」
真的，在中共眼裡，在相當多的中共的權貴階層眼裡，他們從來沒有不把我們當作「屁民」。那麼，我們如螞蟻般的生命不是由這兩起交通事故給判定了嗎？從開始到結束，就只有二十米的距離！
有人可能不這樣認為，交通事故也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是，交通事故畢竟是少數。可是，權貴們飆車時把哪一個人放到眼裡了呢？他也不是有目的的去撞人家，可是就是這種無目的，卻明確表明，任何一個他們眼中的屁民都有可能成為他汽車保險槓前的冤魂。
二十米，丈量生命從生到死的距離！下一個躺在權貴汽車保險槓前二十米處的草民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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