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20年前的4月15日，中國改革的先驅者胡耀邦先生逝世了。為了緬懷胡耀邦先生，我把傳記《燕趙慷慨悲歌之士——我的父親劉紹棠》中的有關的部份提前整理出來。
1951年，北京《新民報》編輯晏明先生發現了父親的文學才能，不到15歲的父親開始在《新民報》上發表作品。1952年元旦，父親的小說《紅花》刊登在《中國青年報》上，在全國青年中反響強烈，團中央決定對他進行重點培養。自此，父親與胡耀邦先生的交往開始了。
1. 最初的交往
父親說，胡耀邦先生性情直率，說話不轉彎抹角，好激動。他沒有架子，不在意官稱問題。在團中央，人們只稱他為「胡耀邦同志」或者「耀邦同志」。父親對胡耀邦先生極為尊敬，可是在回顧往事的時候，有時直呼耀邦如何如何。胡耀邦生於1915年，比父親大21歲，完全是兩代人。這樣的稱呼，也許是因為他讓人感到親切吧。
胡耀邦的知識面廣，喜歡思考問題，思維有些跳躍。他喜歡和下屬探討一些感興趣的事情，那些事情與工作並無關聯。如果說有長輩和領導的特點，那就是他會突然問別人一個問題，聽到回答後說：不對。其實是那樣……
胡耀邦很少講套話，喜歡直接談論問題本身。他對父親說：「你，……你應該在以後寫出一本哈代的《苔絲》來！」父親說，胡耀邦先生在激動的時候有些口吃。不等父親回答，他又談別的事情了。
父親問過胡耀邦先生，您喜歡國內誰的作品呢？胡耀邦的回答很乾脆：「我就是不看中國小說！」實際上，他是看過中國小說的，還與父親講過對一些作家的看法。「不看中國書」的觀點，顯然來自魯迅先生。以後，我還想談一談這個問題。胡耀邦的本意，是小說創作應該有更高的標準。
有一次，胡耀邦與父親談起舊書，問道：「你看過《御香縹緲錄》嗎？」《御香縹緲錄》為慈禧太后宮中的女官德齡郡主所作，記錄了慈禧的日常生活。在那個時候，至少是不能提倡的。
父親說：
有一回，我跟他談起孫犁小說，他沒有讀過，馬上拿起電話把工作人員叫來，吩咐他立即到王府井新華書店去買孫犁的作品。還有一回，我談起美國記者根室在《非洲內幕》引用丘吉爾描描寫坦桑噶尼喀維多利亞瀑布的一段文字，真是大手筆之作，他便問我丘吉爾的散文有沒有中文譯本，我說不知道，他說要查一查，如果沒有也要查一查根室的引文。
胡耀邦先生不拘小節，也沒有嚴格地管束父親。父親得罪了文藝界的領導，闖了禍，他一面訓斥，一面又加以保護。以後父親在大鳴大放中犯了忌諱，誰也救不了他了。
2. 1958年，告別
1957年春，父親發表了《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一些淺見》。他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分為策略性和綱領性兩部份。他認為，綱領性的部份是應該堅持的，而策略性的部份則應該隨著時代而改變。這篇文章，是父親成為右派的主要原因。
在離開團中央之前，胡耀邦先生與父親談了一次話。父親在《難忘的談話——懷念耀邦同志》中回憶了談話的內容。
父親說：
耀邦同志從沙發上站起來，和我緊緊握手，閃動著慈愛而又戲謔的目光，突如其來地問道：「劉紹棠，有沒有自殺呀?」
我莫名其妙，但是斷然地一搖頭：「沒有!」
「有沒有想過自殺呀？」耀邦同志又追問一句。
「沒有!」我還是搖頭。
「為什麼連自殺都沒想過呢？」耀邦同志打個手勢，叫我坐在他的身邊，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煙推給我。
我不假思索就答道：”五年後，我在哪兒摔倒的，還要在哪兒站起來”
五年之期，是茅盾批判我時講的，我便信以為真。
”好……好樣的! “耀邦同志口吃著高聲喊道，「二十年後，還……還是一條好漢！」
二十年？五年的四倍……我心中一沉，苦笑了一下。
”劉紹棠，你知道你為什麼犯錯誤嗎?” 胡耀放下了臉喝道。
我低下了頭，吭哧著說：「我……一本書主義……墮入個人主義的萬惡之淵……大反社會主義……」
我把毛澤東、陸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揚、夏衍等人批判我的一些隻言片語縫連補綴回答他。
「你……你……什麼都不是，就是驕傲!」 耀邦同志不耐煩聽我言不由衷地鸚鵡學舌，怒氣沖沖地揮手打斷我的話。
不是大反社會主義而只是驕傲，耀邦同志給我的定罪，怎麼跟毛主席大不相同啊？我不禁為之愕然，直了眼睛張大嘴。
「你連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點起一支煙，聲音平和了一些：「不愛聽我的刺耳的話，喜歡聽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話。」
……
「我沒有……沒有!」雖然我已淪為賤民，只有到處低頭認罪的份兒，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違心和偽裝。
耀邦同志歎了口氣，神情很難過，說：「去年春天大鳴大放，你如果跟我談─談，不會犯這個錯誤的。可是，你不請不來，請也不來。我的話不像某些人那麼悅耳動聽啊!」
該分手了，胡耀邦先生問父親還有什麼要求，父親請求不要開除黨籍，改為留黨察看二年。當然，已經不可能了。
分手的時刻到了。父親說：
他送我到小客室門口，緊緊握了一下我的手，輕輕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又說：「好好幹，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
要補充的是，父親在文革中提起胡耀邦先生轉述的最高領導人的話，比如對右派是揮淚斬謖，比如「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此為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深深地不以為然。他說，被打成右派，開始一直不服氣。聽到揮淚斬謖，感動了。現在看，哪有這麼揮淚斬謖的？
還有一點，就是父親轉述的胡耀邦先生的話，我記得一直是：「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父親是在文革的時候講這些事情的，那時我還小，以為胡耀邦的意思僅僅是希望父親不要放棄努力，二十年後仍然會有所成就。後來從很多故事、小說、電影中才知道，舊時代就要被砍頭的囚犯在被押往法場的路上，就時常高喊：「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要是喊得好，還能夠贏得路人的喝采。按照佛教的觀念，人死後會投胎輪迴，罪孽不大的人還會轉世為人。而二十年，正是一個人從呱呱墜地到長大成人所需要的時間。胡耀邦經歷過血與火的年代，他的很多戰友喋血沙場和刑場，我想他應該是經常聽到這樣的呼喊。在不同的情形，「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所表達的意思有所不同，可能是認為自己冤枉，可能是表示不屈服，也可能是表示如果活著，還要再接再厲。從整個談話來看，胡耀邦不可能走得那樣遠，不過他認為父親是冤枉的這一點是肯定的，這可以從他以後的談話中得到證實。在當時的條件下，同情右派是非常危險的，只有那些能夠稱得上好漢的人才敢於說出這樣的話。
不知是遠見還是巧合，父親從被劃為右派到改正，用了21年。
3. 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幾年
1961年底，父親被摘掉了右派帽子。1962年4月，胡耀邦先生又找父親談了一次話。對於這次談話，父親沒有做過詳細的回顧，只記下了「1962年我摘掉帽子，他在跟我談話時要我像司馬遷那樣發奮寫作」。父親希望能夠去北京師範學院教書，胡耀邦就打電話給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先生，請求他給父親安排工作。但接著就趕上了精簡下放，事情耽擱了。
1963年，胡耀邦先生調到陝西任省委第一書記。這時，團中央建議父親去漢中秦腔劇團工作。由於生活和創作上的考慮，父親沒有答應。以後能夠找到的工作，有些是臨時性的，有些要去外地。在那時，父親已經顯現出鄉土作家的特點，不願意離開熟悉的北京。客觀地說，當時父親找工作難有政治上的因素，有經濟環境的因素，也有父親個性上的原因。
父親沒有找到一個單位，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難。同時，也避免了以後可能在政治運動中不斷地受到衝擊，保持了作家的獨立與個性。
1963年4月，父親在《北京文藝》上發表了短片小說《縣報記者》。雖然很多年沒有寫作，《縣報記者》還是很生動的。發表父親的小說，是一個政治和政策姿態。同時也應該承認雜誌做得很認真，甚至很真誠。
對於右派摘帽問題，有不少人認為是一種沒有多大意義的舉動。我認為，這是一些領導人在困難的條件下試圖減輕反右運動後果的一種努力，是應該肯定的。記得父親轉述過陳毅元帥在摘帽大會上的話，記不清是父親親耳聽的還是從別人那裏聽到的：「這麼大的運動，讓那麼多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我一直認為，除了探究大的是非之外，弄清楚一些具體措施的得失也是有價值的。這是不僅一種公正的態度，而且有利於我們在今天的工作中保持務實的精神。主張減輕反右運動後果的人，與那些不斷製造運動的人顯然是有區別的。
在這幾十年裡，最大的悲劇就是只要情況稍有好轉，下一輪的折騰就開始了。我還要指出，改革也沒有走出這一套路。
隨著三年災難的結束，經濟開始恢復，「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又被提出來了。父親不但無法找到工作，靠寫作生存的希望也破滅了。
4. 文化大革命中的懷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不久，父親以接受改造為名，回到家鄉躲了起來。在艱難的時刻，他經常回顧與胡耀邦先生的交往，回顧與他的教誨。可以說，這也是讓父親能夠度過艱難歲月的一種精神力量。
在談到有些幹部愛擺架子，說話喜歡拉長聲的時候，父親總是說：「他是什麼大官啊！那時候耀邦同志……」父親說，耀邦同志處事感情色彩濃厚，不擺官架子，為人熱情，說話直率，愛憎分明。他對人很關心，但對不喜歡的人沒有什麼話說，不過也不加以刁難。
有一次，父親在一張小報上看到胡耀邦的罪行：江青在一次群眾大會上發表講話，突然天降大雨，一位年青的警衛戰士給她披上了雨衣。這位旗手毅然脫下雨衣，把它披在了身邊的紅衛兵小將身上，全場頓時歡聲雷動。有人對此非常感動，而胡耀邦聽到以後卻說，這個女人當過演員，知道怎樣博取廉價的政治資本。父親說：這話像是耀邦說的，說話的口氣象。再說按照耀邦的經歷和個性，他是看不上江青的。
當時父親為胡耀邦先生的安全擔心，不過他也有這樣的判斷：像胡耀邦這樣一直在軍隊中打仗的幹部，還不至於被徹底打倒，不至於有人身上的危險。由於對上層的事情有些瞭解，父親說過：高崗所說的「軍黨論」，也就是有軍隊裡的黨和白區的黨，反映出部份的真實。以往在各種運動中被徹底打倒的人中間，白區工作的人多，軍隊裡的人較少。父親說，高崗的錯誤，在於他把自己當做正統了。當然，反例也是不少的。
在文革後期的1975年，胡耀邦先生離開五七干校，到科學院工作。那時，親友希望父親給胡耀邦先生寫信求助。父親說：先不要寫。耀邦現在工作很艱難，對57年這麼大的事情也做不了主，不要打擾他了。
5. 1977年，通信
1976年10月，江青等人被逮捕了。以後，父親托人給華國鋒先生送去信件，沒有回音。不久，胡耀邦先生出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父親說，現在可以給耀邦寫信了。
父親給胡耀邦先生去信以後，很快就收到了回信。以下是信件全文：
紹棠同志：
你要求我為你轉的信，我送給了華（國鋒）主席的秘書。我寫了幾句話，請他看看你的信後，再斟酌如何告華主席。
我完全不瞭解你這近20年來的情況了。從來信看，你一直沒有向「四人幫」討乞求榮，一直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並且堅忍不拔，寫了幾部長篇小說，這精神是值得欽佩的。這不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我們開闢了一條到達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實現，還要靠我們的辛勤勞動」這個真理嗎？這不證明犯錯誤有兩重性，「壞的東西可以引出好的結果」這有一個真理嗎？
你給華主席、黨中央的信上，我似乎察覺到你想問問，對於你的那個長篇小說組織上將抱什麼態度。我先來試著解答你的請求。我不清楚你寫得怎樣，無非是三個情況：一是毒草，二是一般的東西，三是很好的香花。第一條我估計不會的，但第二和第三都有可能。怎麼鑒別第二和第三種情況呢？這不能靠組織扶持、介紹，而是靠廣大讀者去鑑定。多少年來，不只是「四人幫」，「四人幫」以前的錯誤路線也是採取人為的（少數人）褒貶法，把毒草當香花，把香花當毒草，不都是破了產嗎？因此，你自己的東西，千萬不要請求什麼名人來吹捧、介紹，而是要請普通讀者、青年評定。如果評不上，就再加工。如果加工無望，索性重來。如果你要為後代留下一份或幾份革命的精神食糧，你就要決心奮鬥下去，直到人們公認你是真正創作了這種有時代意義的精神食糧才算數。否則，都是靠不住的。
你說不想離開農村，生活也很不錯。我不全信。不過，這實在是為人民做好事情而不可不避免的遭遇。我不能再說別的。如果還要說，我只能說，我是確定無疑地看不到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強國了。而你，還是41歲的人，就綽綽有餘，這是多麼令人神往的前景啊！我也很忙。一般星期天在家。（城裡）你願來，歡迎。
胡耀邦
1977年6月8日
我記得胡耀邦先生的信寫在了稿紙的背面，用大致2B的鉛筆寫的。父親說，這是有些領導人的習慣，寫起來比較省力。
父親很激動，讀了這封信。信件一開始雖然就對父親做出了肯定，但用詞還是謹慎的。在結尾，胡耀邦先生的個性還是忍不住顯現出來：「你說不想離開農村，生活也很不錯。我不全信。不過，這實在是為人民做好事情而不可不避免的遭遇。我不能再說別的。」父親說，耀邦激動了。
最後的幾句話，表現出胡耀邦先生人格的偉大：「如果還要說，我只能說，我是確定無疑地看不到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強國了。而你，還是41歲的人，就綽綽有餘，這是多麼令人神往的前景啊！」
再加上一點多餘的事情。以後恢復高考，父親的右派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為了保險起見，我還讓單位把這封信拿給招生委員會去看。還特別叮囑，私人信件，看後要退回。
我還要感謝母校北京工業大學。反右以後，北工大收留了不少受到牽連的大學生做教師。1978年，又接納了我。以後，還錄取了文革中有爭議的黃帥女士。這種近乎有教無類的傳統，是值得讚揚的。
6. 1978年，會見
1978年秋，胡耀邦先生吩咐父親到家裏會面。回來以後，父親敘述了會面的全過程。
見面以後，胡耀邦先生開口就說：「我從來就不認為你是右派！×××、×××也不是！」我記得說的是林希齡和譚天榮，但不敢肯定了。只記得當時吃了一驚，這不是公認的大右派嗎。
父親提到了57年分手時胡耀邦先生的那句話，「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胡耀邦仰臉想了想，「我這個人愛說話，到處說話，說過就忘了。我跟你談過什麼，早不記得了。不過，這句話肯定是我說的，只有我這個人那時才說這樣的話。」
中午，胡耀邦留父親吃飯。席間，夫人李昭女士也說：「你這個人，就是隨便說話。還有，不管是誰，跟什麼人都來往。」父親那時還是摘帽右派，他說，聽到以後有些坐不住。胡耀邦說，「我是政治家，不搞那些小玩意！」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領導方法的不同。胡耀邦先生在事情還沒有眉目的時候，就說：「我從來就不認為你是右派！」我還記得，陶鑄先生的夫人以及女兒陶思亮女士在電視上講述陶鑄冤案平反的經過。會見鄧小平先生的時候，她們講了許多，鄧小平靜靜地聽著，沒有表示態度。一個月以後，陶鑄平反了。
那天在座的還有一位駐埃及使館的武官。他對胡耀邦說，埃及需要很多外援。胡耀邦說，那樣不能長久。
還有一位原來的部下求見。胡耀邦瞇著眼睛問：是嗎，你是多少縱的？部下說：是幾縱的，來見老首長。胡耀邦先生問了幾句話以後說：好吧，回去好好幹！
那時正時興讀《拿破侖傳》。他談起拿破侖手下的一員驍將，屢建奇功，封為親王。此人在在米蘭戰役中大敗奧地利軍，班師回國，拿破侖親自到凱旋門迎接，20萬民眾夾道歡呼，此人卻面無喜色。拿破侖問他為什麼不高興，他答道：「真正的驃騎兵是不應該活過30歲的，我現在已經34了。」胡耀邦先生談起此人，激動地挑起大拇指說：「這個傢伙，才算個英雄！」
父親回顧的時候說：「手頭無書，名字忘記了。」以後還要核對。
胡耀邦先生說：赫魯曉夫比斯大林高明，勃列日涅夫比赫魯曉夫高明！他解釋說，斯大林把政敵消滅，赫魯曉夫把政敵搞臭，而勃列日涅夫則是讓政敵無聲無息地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他接著說：「不嗜殺者王。」這句話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孟子進見梁襄王，出來後，對人說：「（梁襄王）遠遠看上去不像個國君的樣子，走近他也看不到有什麼使人敬畏的地方。（見了我後）突然問道：『天下要怎樣才能安定呢？』我回答說：『天下安定在於統一。』『誰能統一天下呢？』我對他說：『不喜歡殺人的國君能統一天下。』」）
胡耀邦先生的這些話，體現出仁政的思想。在歷史上，「能一之」的往往不是孟子所希望的「不嗜殺人者」。但是，作為統治者，應該做到不嗜殺。遺憾的是，今天的各路學者，還在為歷史上眾多的嗜殺者張目。
父親說：「耀邦同志對人寬容，待人寬厚，不記仇，不整人，討厭打擊報復；他認為故意整人和打擊報復也是『嗜殺』的一種表現。」
7. 惦念
自1978年的會見之後，胡耀邦先生公務繁忙，父親也忙於寫作，兩人沒有再見過面。父親常給胡耀邦先生寫信，出版的新書也一定要寄去一本。
1980年2月，胡耀邦發表了《在劇本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父親很贊同這個講話。由於先得到講話的內容，還向很多人轉達過。還有一個插曲，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氣氛的寬鬆和胡耀邦先生的寬厚。胡耀邦在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上，在提出批評之餘稱當時的青年劇作家沙葉新先生為”當代的曹禺、田漢和莎士比亞”。而沙葉新針對批評寫了一篇回應文章，標題是《扯淡》。父親知道了，也沒有太多的看法，只是說：「這麼說話啊……對領導，對長者，應該尊敬一些。」
又一次，不知是胡耀邦托人帶話，還是別人的轉述，胡耀邦說自己「每天處於激動狀態」。這給父親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多次提到應該「每天處於激動狀態」。
還有人告訴父親，胡耀邦先生工作勞累，全靠一支又一支煙頂著。當然，是否這樣還有待核對。當父親聽說胡耀邦先生在腰上掛著一個計步器，把走路作為鍛練時，也買了一個計步器。那時我年輕，還覺得中年人的舉動有些奇怪。
8. 分歧
父親是一個喜歡獨立思考的人，對領導，對朋友也不會什麼都同意。以後，父親對改革中的一些做法提出了疑問。回想起來，其中有對的，也有錯的。
父親不反對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也明白當時的個體戶現象只是某個歷史階段的產物。不過父親認為，應該協調好各方面的事情。為了節省不多的錢，造成文藝、科研的滑坡是不值得的。父親特別認為，不應該在思想文化領域以金錢為導向。
父親反對在改革中抓典型的做法，認為這是舊時代留下來的作風。父親多次說過，搞西服村、電視村不是實事求是。
那時，有一個「修瑞娟現象」。 有報導說修瑞娟女士在科研中受到壓制，以後修瑞娟得到了領導的支持。父親聽到過正反兩種說法，他沒有就這件事情明確表態。他認為，認為學術和科研上的事情最好不要由媒體和官方干預，尤其是不要先入為主，不顧事實朝著一個方向走下去。
在反對婚姻「第三者插足」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博士拋棄護士妻子」的案例。父親瞭解一些內情，他說，不要過於依賴輿論和法律處理第三者問題。他還說，即使要管，也要根據事實，不要先入為主。不要先入為主，是他常說的話。
父親認為，即使是正確的措施，也要注意細節問題。應該看到兩步到三步，起碼要預見到一個政策馬上會引起的問題。對改革中的問題，父親認為，是「行政能力不夠」。他解釋說，周總理辦事的時候，一定要預先考慮應對接著要發生的事情。
父親最有遠見的觀點，莫過於反對當時的工資改革方案。他反對在各行各業引入行政級別，指出建立官本位制度是很危險的。以後，他多次諷刺「處級和尚，科級尼姑」的怪象。
父親還反對過提拔領導幹部子女的做法。為了讓本文不被刪除，這裡從略。
父親對胡耀邦先生周圍的一些人有所微詞。
作為泛泛而談，父親說過，應該研究王安石變法。他說，急於求成就容易急躁，急躁就會任用小人，下面就會作假。我一直想做這件事情，只是覺得能力不夠。令人欣慰的是，易中天先生為此寫過文章。
父親也有一些保守的地方。比如對文藝自由的理解不夠，對有些新事物不夠理解等等。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父親的有些文章在表達上用詞陳舊，不容易為人所理解。
父親的思想中最有價值的內容之一，就是看問題不簡單地以革命與反革命，革新與保守以及新與舊為依據，實事求是，就事論事。受到父親的影響，我較早地認識到革命與反革命，革新與保守以及新與舊都是中性的事物。以後，我把他的一些看法展開，經常得到好評。而就是論事的習慣，讓我能夠不去跟風，又有很多可以寫的題目。
9. 做官問題
1984年，父親聽說上面要給他安排一個職位。父親認為，作家應該專心寫作。以前，他也說過文人做官大多效果不好。他還認為，由於個性所致，自己尤其不適合做官。於是，他給胡耀邦先生先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只做專業作家的想法。
因為是聽說，也有一些根據，加上父親不想做官，所以核實似乎就不重要了。家人一直中性地看待這件事情，不認為裡面有什麼超脫或者不識抬舉的問題。
近來，一位作家說，有一個姓劉的作家那時哭著喊著要當部長。因此，我們需要把事情說明白一些。研究父親生平和創作的學者鄭恩波先生寫過《終生不入仕途的劉紹棠》，可以作為參考。
至於個人的看法，我認為，父親的這種舉動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以後，父親聽說有人在胡耀邦先生那裏說過什麼話。我感到，他們之間有了一些隔閡。
10. 1989年，永別與懷念
1989年4月15日，電視上突然出現了胡耀邦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們先是震驚，然後就陷入哀痛之中。
我和妻子前去胡耀邦先生家中弔唁，見到了胡德平先生。在弔唁簿上，我替父親簽上了名字。我寫下了這樣的話：「人民之友 自由民主之友 胡耀邦先生千古」。
胡耀邦先生逝世以後，父親就在病中動手寫回憶，記錄下難忘的友誼。
11. 遺憾
後面還要說，父親與胡耀邦先生之間的友誼是真誠的，不願意給友誼加入功利性的內容。因此，他與胡耀邦先生也小心地保持著距離。
如果說有什麼遺憾之處，就是父親在堅持基本準則的前提下，還應該想到對友誼的更高要求：幫助友人成就他的事業。領導人也是孤獨的，甚至可以說更加孤獨。因此，領導人也需要與友人的交流。至於沒有個人目的的朋友，就更需要了。
我這樣說，不是認為父親應該扮演帝師的角色。父親從來沒有這樣想過，而且從來都把胡耀邦先生當作導師。在法蘭西第五共和國，從戴高樂到密特朗的各位總統都與文學家是朋友，不時與他們交談。這種不涉及個人功利，甚至不影響政策取向的領導人與各階層的交流，是一種良好的社會機制。
如果父親能夠與胡耀邦先生保持經常性的聯繫，我相信他會提出很多有價值的，負責任的忠告。父親不適合做官，但他在有個性、有創建之外，還有穩健和務實的一面。我更加相信，如果能夠見到胡耀邦先生，會使父親能夠增加革新的一面。
12. 君子之交
在這裡，我無意神話胡耀邦先生。我深信，指出一些不足，符合胡耀邦先生的意願。同時，我也無意美化我的父親。歷史就是歷史，父親說過什麼，做過什麼，都應該得到應有的評價。在這中間，當然包括說錯的話和做錯的事情。
我想說的是，父親與胡耀邦先生友誼是真誠的，非功利的。
胡耀邦先生看重父親，主要是因為愛惜人才。作為領導者，他在支持和保護人才的時候不是為了自己，甚至不是為了在工作上取得成就。以發現和保護人才為榮，是我們華夏民族的優秀傳統。父親被劃為右派是冤枉的，不過從另一個方面講，父親和其他一些文人的舉動也給胡耀邦先生增加了壓力。胡耀邦先生在文革遭到批鬥，就有這方面的原因。對此，他從來沒有埋怨過，另外，幾乎沒有聽到過胡耀邦先生談到過自己的遭遇。
在反右運動中，胡耀邦先生無法扭轉局面，甚至很難說他完全不同意反右。但是，他相信自己的判斷，相信自己曾經看重的下屬和朋友，盡力為他們做一些事情。可以說，他是一個無私的人。
在父親這一方面，他把胡耀邦先生視為導師和朋友。父親珍視這種友誼，不願意給友誼加入功利性的內容，不願意把友誼當做謀取利益的工具，更不願意給社會留下這樣的印象。
父親是一個不願意麻煩別人的人。他已經給胡耀邦先生添過不少麻煩，在諸如平反的問題上也求過他。不僅如此，父親與胡耀邦先生的關係在事實上也給他帶來了便利的條件。父親有著高尚一些的情懷，而說得直白一些，也有諸如本分、知足和面子的因素。我認為，本分、知足和面子是很多美德的基礎，是不可以輕視的。父親有著農民的倔強，有著舊時代士大夫的清高，這些都是當今知識份子所缺乏的。
自1958年以後，父親與胡耀邦先生見面不多。無獨有偶，父親和另一位良師益友孫犁先生也只見過兩次面。有這樣一種友誼，兩人不常會面，卻經常想到和提到對方，並且在對方的心目中佔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這樣的友誼，就是君子之交。我想這樣說，父親與胡耀邦先生的關係，是那種在春秋時代才能夠見到的友誼。
13. 結論：父親的話
最後，引用父親的話作為結論。
關於與胡耀邦先生的友誼，父親說：
滿腔熱情地愛護青年，保護雖有嚴重缺點但仍有可取之處的年輕人；耀邦同志一生如此，我是深有體會的。我不認為耀邦同志多麼喜歡我，他一直說我最大的毛病是驕傲。
我想，在他眼裡，我的可取之處可能一個是創作上努力進取，一個是從沒有向他開口謀取私利。
關於胡耀邦先生，父親說：
全黨全國有多少人從耀邦同志身上得到溫暖和動力，人人都知道他熱心腸兒，好心眼兒。人民感謝他，親近他，人民也覺得命運虧待了他。因而，人民在他逝世後，以最深情的方式給他以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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