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0日訊】2009年4月1日晚上，我搭乘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班機抵達日本成田機場。當我向朋友發佈我已到日本的消息時，朋友們感到高興而驚奇，還以為我在愚人節發佈一則令人歡樂的愚人消息。我的出境既成事實，這意味著上海法院頒布的出境禁令已作廢，一個要等83年還清全部非正義罰款後才可以出境的人提前獲得了出境的自由權利。
自從我離開非法監禁的「黑監獄」後回到家，我依然處於軟禁之中，門口停著的一輛警方小車又成了崗亭，便衣警察24小時看守，我出門購物也有貼身陪同。但是，我清楚：一條通向國外的路已暢通無阻了。今年中國新年前我因護照過期重新辦理，當局沒有執行法院禁令，而是按期發放新護照。這次我在「黑監獄」裡，又有官方人士好意規勸我出國，我以法院的禁令為理由回絕了。而且，在「黑監獄」的最後幾天裡，警察請我的兄長來規勸，我堅決表示：不離開非法監禁之地，不談出國之事。
去年5月22日我在上海機場被限製出境後，曾寫過一篇文章《感謝上海當局挽留在國內維權》，其中我已表述了對出國的看法：「每次回日本都是由我在日本的親屬資助的，他們希望我在國內太平，尤其在國內有什麼官方的重大活動時都請我出國休息，避免我與監視我的警察發生衝突。這次也是這樣，5月23日、24日奧運聖火到上海，我的離開對上海市楊浦區的國保警察，甚至上海市的國保警察都應該感到高興，我不在上海，他們就沒有麻煩了。我是一個在不放棄信念原則的前提下可以妥協的人，當然會順從親友的好意，同時也保持了我自由出入境的公民權利。其實，我最喜歡在自己的國土上做事，直面與邪惡勢力鬥爭是其樂無窮的。」
與我長期較量的上海當局也逐漸提高鬥爭水平，變得現實與理智一些，依靠暴力是無法壓服對手，還要殃及自己。馮正虎的綁架及非法監禁案件不僅傷害當事人，而且也暴露上海當局非法行政的普遍現象，所有參與違法犯罪的官員將會受到法律制裁。上海當局希望我出國，最好不要在6月4日之前回國，但他們沒有強迫我出國，僅向我家屬傳遞了一個我可以自由出入境的信息。他們需要休戰，我也需要，鬥爭的雙方彼此都需要一段時間去調整與反思。我同意家人為我做出赴日本短期修養的安排，不再堅持法院必須撤銷禁令後再出國的立場，退一步海闊天空，化解了我在限製出境案件上與法院對峙的狀態。
我是上海市民，也是在日本居住與工作的華人，往返日本相當自由，出入境也是日常活動的一部份，很不起眼。但是，由於去年5月我被上海法院禁止出境，現在又可以出境，我的出入境問題才引起公眾的關注。我選擇最低調的方式出境，只有安排我出國的家人知道，其他人都未通知，因為我的這次出國是一個不確定的過程，會隨情況變化而中斷。上海當局既希望我出國，也很愛面子，他們是不會公開認錯的。維權上訪的朋友希望我被釋放後修養一段時間，如果聽說我可以出國一定很高興，或許會舉行歡送活動。但是，一切表達慶賀的公開做法都會令上海當局尷尬，公開糾錯對他們來說是失面子，他們寧可中斷放行的決定。
當日，我妻子與兄長驅車送我去浦東機場出發，他們也準備像去年一樣幫我拎行李回家，上海當局做事是沒有規則的，完全靠領導拍腦子，我沒有抵達日本之前，他們都可以改變決定。我進入海關，隨身行李箱受到嚴格檢查，每一張紙都檢查一遍，好像享受這樣禮遇的人不多，在我前有一個，在我後面就沒有了。進入邊防檢查站，我向警察提交新舊兩本護照，他核查後禮貌地示謝，我也很有興趣在他窗前一個服務評分按鈕器上，按一下最佳好評的按鈕。當我進入候機大廳時，正面看到一個穿休閒衣的年輕人正在偷偷地用攝像機對準我，我直覺判斷這是便衣警察，他還有兩個同伴，三人一直跟著我，其中一個在攝像，一直拍攝到我登機。我已清楚他們的來歷，但不去阻止他們的行為，這是他們的工作，或許他們的領導看到我離境的鏡頭才安心。
日本的一些朋友見到我回來非常高興，設宴接風。雖然我們僅分別一年多，但是在他們的心理上我已離開很久，一個被中國政府禁止出境的人是很難出國的，再次見面就如劫後重逢，大家萬分欣喜。這些朋友始終對我充滿信心，2008年12月10日在日本成立中國留日創業者聯盟時，我仍處於被禁止出境之中，但聯盟同仁一致推舉我出任聯盟會長。在日本期間，建設與發展中國留日創業者聯盟將是我的一部份工作，我有能力與樂趣創造新事業。中國留日創業者聯盟是以在日華人創業者、有志於創業的中國留日學生和回歸中國創業的留日者為主的互助團體。它的基本任務就是：促進中日兩國和平相處、共同發展；保障留日創業者的合法權益；支持中國的憲政民主與經濟建設，倡導司法公正與社會和諧。
昨天日本朝日新聞記者採訪，問我在日本居住時打算做一些什麼？我回答：休養、學習、工作。我的機票是三個月的往返票，6月4日以後就回國。我現在的基本關注點是中國人權與憲政民主，上海的維權上訪民眾依然是我關心的重點，我與這些併肩奮鬥推動中國進步的民眾已有深厚的感情。網絡時代，我在日本的家與在上海的家裏沒有多大差別，同樣可以與國內的所有朋友溝通，差別就是沒有警察站在門外非法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可以像普通人一樣平靜自由地生活。我通常以郵寄方式向中國司法機關提起訴訟或控訴，現在郵政特快專遞從東京到北京比上海到北京的郵費貴了，但郵送時間基本相同。
雖然我出國前剛遭受迫害，但我依然對中國充滿信心。中國是有進步的，上海是有希望的，中國民眾的力量造就這些進步與希望。
馮正虎
2009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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