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7日訊】如果有言論自由—— 被殺者的言論自由，媒體的言論自由，人民議論的自由，中共能夠對數百萬生命任意地鎮壓、血腥地屠殺嗎？
張鶴慈先生在《答胡平，生存先于發展》一文中說： “ 在49年以後，生存權被剝奪基本是政治的原因。爲什麽中國在49年後，有幾千萬的人非正常死亡，被剝奪了生存權，當然是中共的獨裁統治要負幾乎全部的責任。中共的獨裁統治，當然是剝奪了人的言論自由的權力。
但是，剝奪了言論自由的權力，并不一定同時剝奪了人的生存權。中共剝奪人的生存權的幾個主要時期：鎮壓反革命，60年代的大躍進，和文革。而對中國人的言論自由的最嚴厲的鎮壓，如反右，當時并沒有大規模的剝奪人的生存權。”
這裏的問題是一目了然的。如果有言論自由—— 被殺者的言論自由，媒體的言論自由，人民議論的自由，中共能夠對數百萬生命任意地鎮壓、血腥地屠殺嗎？再說，“60年代的大躍進” 、“大規模的剝奪人的生存權”，所以能夠發生，正是因爲“對中國人的言論自由的最嚴厲的鎮壓，如反右”。這也正如我在網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的題目所示：“大躍進的發動是反右運動的第一個惡果”。這一點，已是全國人民的共識，沒發現有什麽人持異議的。
事物的發展是無始無終的，隻有在特定的階段内才是有始有終的，也才能解答“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生存是一個動态的概念。精子、卵子、受精卵、胎兒，算不算生存？即便單以時間而論，在胎兒呱呱墜地的片刻，就同時存在生存權和發展權。在生存之前有其發展史，生存之中伴随着發展，如實行計劃ZQ撸鋈肆鳎荒闼擔馐僑∠Z?#28182;嫒ɑ故僑∠Z黨U⒄谷ǎ渴率瞪希∠Z?#28182;妫布賜Ｖ蠱浞⒄梗嗆隙壞氖慮椤Ｉ娴摹吧弊志褪欠⒄溝囊馑肌７⒄刮?時，生存也就戛然而止。紅衛兵外長說挨過餓才知道人權，它不是良心發現，不是要控訴共産黨餓死4600萬人，而是居心叵測，玩弄概念，企圖以中共的“生存權先于發展權”的命題，來充當踐踏人的發展權的擋箭牌的。
這裏面的兩個概念，需要加以明确：一是，死因可以是餓死或其他，如鎮反時的槍斃、文革時的鬥死以及自殺等；死的數量可以是4000多萬或4萬不到，不能以數小而不足挂齒。二是“因導緻果”，而不是“因”就是“果”，也不意味着“因”導緻“果”是立竿見影的。挨餓可以緻死，但不是一餓即死。所以才有，4600萬人死了，紅衛兵外長仍可存活而饒舌。
張鶴慈先生說“人權的次序：生存，發展。自由等權力屬于發展。生存是第一位的。”但這個次序也太刻闆了。一個人遇到生命危險，如果被剝奪了喊“救命”的自由，就會增加死亡的幾率。這時喊“救命”（言論自由）就成爲第一位的了。如果說這是特殊情況，我們再來看一個普通的情況。通信的自由也屬于言論自由，這是生存權還是發展權？1954年的憲法明文法定，私人秘密通信的權利要受到保護。這樣，第一，如果誰偷看别人的信，都算破壞人家的秘密通信的權利。那麽，第二，政府偷坼私人信件達到整人的目的。這算什麽？第三，政府理直氣壯地搜查私人信件呢？第四，政府強迫交出私人信件呢？第五，從信件中斷章取義，亂加罪名，加以懲治呢？第六，如不交出信件，則以包庇“壞人”論罪呢？第六，隻要與“壞人”如胡風，有過書信來往，就算犯罪集團的分子呢？第七，在抄家中抄出信件、日記，以片言隻語定罪，槍斃的也不少；這又算什麽呢？第八，我們要論證的問題在這一層次。郵政局也變成絞肉機，可以扣押信件。舉世聞名、駭人聽聞的信陽事件，餓死人口100多萬（占全區人口1/8強），扣押信件竟是具體造因之一。這就說明，通信自由與生存權的關系。
當時信陽地委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寫道：“群衆寫信到省委，被轉回地委讓嚴肅處理，結果有的被逮捕法辦了，有的黨員敬開除了黨籍。光山縣某地有個農民找醫生看病，醫生說這個病好治，有兩碗粥就好了。因此将這個醫生逮捕法辦了。信陽縣委有一個紀委幹部看到餓死人的嚴重問題，給省委寫信反映情況受，到留黨察看處分。當時路究文在省委支持下，爲了不讓幹部群衆向中央寫信反映情況，還專門開會讓各郵局把關，凡是反映情況的信，一律扣壓,後來統計被扣壓的信件達12000多封。即使如此嚴格限制，還有人跑到許昌地區向上寄信。有一個黨支部，23個黨員餓死了20個，剩下的三個黨員，給省委寫了一封信，請求求省委救救他們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書長戴蘇理扣壓并要查處。”（引自《葉落蕭蕭将流滾滾》，頁460）專員秘書餘德鴻寫道：“ 寫信的人一旦被發現，均以右傾論處。如光山縣白雀公社的小學教師李玉倫、信陽監縣委的幹部胡修玉等，都因此遭到了批判鬥争，給予了組織處分或下放勞動。” （同前，頁485）前河南日報記者站站長魯嘉賓寫道：“可憐的百姓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外逃逃不掉，寫信寄不出，隻有活活餓死，有的地方發現活人割食死人身上的肉，以及殺吃小孩等慘象。”（同前，頁500）
朱健國在《原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再揭“信陽事件”真相》一文中寫道：“緻使信陽地區至少餓死150萬人的迫害者和罪魁禍首——路憲文在 ‘信陽事件’時身爲信陽地區土皇帝（中共信陽地委第一書記），在信陽地區有一言堂之威，如果他對毛、吳的大躍進不是那麽創造性地呼應，如果他不在本區遂平嵖岈山創辦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由此創辦公共食堂，不在大量餓死人後還殘酷無情地‘反瞞産’，‘堵外逃’，‘截信件’，讓農民失去在家做飯的自由、逃荒的自由、通信的自由、求救的自由、說真話的自由，那麽‘信陽事件’可能不會發生，至少不會死那麽多人。”（http://cjc.jc0553.com/dispbbs.asp?boardid=7&id=51669）
我所以不直截了當地來分說這層道理，而要做出如許引證，是想讓人們窺一斑而知全豹，有根有據地看看共産黨在糟蹋人權方面，能走多遠，能做多絕，到底有沒有底線？再者，會不期然而然的，在論證言論自由與生存權的必然聯系上，取得事實勝于雄辯的效果。我的意見，不是對張鶴慈先生的反駁，而是補充。他說的是二者的區别，我說的是二者的聯系。事物或反映事物的概念間，總是既有區别又有聯系的，見異不見同或見同不見異，都是沒有把問題說全。
寫到這裏，不禁想到，毛澤東思想、毛澤東的一生、共産黨的曆史作爲，本質是什麽呢？說來一言難盡，但概括起來就是三個字：“反人權”。單就大躍進來說，它的發動、展開、後果，始終貫穿着一條“反人權”的紅線。“紅”在共産黨的詞彙裏，本意即指“血腥”，所以它的反人權，既反生存權又反發展權，而且惡劣到史無前例，超出人們想象的無所不用其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