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0日訊】米克洛斯．哈拉斯特寫道：「彌爾頓有一種天真的自信，對他來說，全盤審查既引人厭惡，也不可能實現。這種看法一定讓今天的很多人倍感荒誕。」
這是一九八零年代初的匈牙利，米克洛斯是一位異議作家和活動家。他指的彌爾頓正是那位著名的英國詩人，除去《失樂園》以外，他還在一六四四年出版了小冊子《論出版自由》，其中充滿了對人類渴望自由的信心。
但在米克洛斯眼中，這種洋溢的信心在此刻的匈牙利已不存在。經過了將近四十年的社會主義運動之後，藝術家、知識份子已經發展出一種新的心理模式——「審查不再僅僅是國家的干涉。一種新的審美已經形成，審查者和藝術家相互擁抱、糾纏在一起了。它不再是過去的批評者想像的令人作嘔的審查方式。國家已經教化了藝術家，藝術家也把國家當自己的家園。」
將近三十年過去了，柏林牆也已經倒塌了二十年，很多中國藝術家和知識份子站出來繼續驗證米克洛斯的判斷。「審查？什麼審查？藝術家在中國享有極大的自由」，作家鐵凝對《明境週刊》的記者說：「我們期待在法蘭克福的自由交流。」 鐵凝是中國作家協會的主席，這個協會大約有七千名成員，他們仍可以每月領取到津貼，儘管它的數目僅僅是象徵性。但是，象徵性卻不意味著不重要，它表明瞭誰依靠著誰。而在九月中旬法蘭克福的一次研討會上，黃平說他主編《讀書》雜誌十四年來，從來沒有遇到來自權力部門的干涉。莫言和其他很多著名的朋友，在看到戴晴、貝嶺等到場後，集體性的退場。這是官方代表團對異議作家的抗議。
現場的細節已難還原，但法蘭克福的書展，最終變成了一場鬧劇。它是中國的藝術家與知識份子生存現狀的一次集中展現。是的，我們已不再身處毛澤東時代，藝術家僅僅是黨的意識形態與最高權力的工具。你也可以為鐵凝、莫言、黃平作出辯護，他們只是被迫之舉。他們當然不至於「天真」或「愚蠢」到不瞭解中國的現況，或許私下也會對戴晴、貝嶺心生理解，檯面上發生的一切這僅僅是一種「表演」，他們在「表演」自己對官方立場的支持。
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國正在進行一場重新國有化的運動。中央企業吞併私營企業，青年人拚命要考取公務員，國家主義擁擠入公共生活，娛樂明星爭先恐後的為國家唱讚歌，而藝術家與知識份子則為政府的文化控制而辯護。
這個國家已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貧窮落後，也不再是徹底的自我封閉，它也不要求每個人都過清教徒的生活，或者一言不合就把你關入監獄，讓你感慨「我愛這個國家，但這個國家愛我嗎？」……這個國家變得強大、富有，它在全世界激起談論和好奇，它可以委任你作它的代表，給你提供大筆金錢去週遊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開市場，讓你頻繁的出現在媒體和公眾面前，收穫一個藝術家渴望的認可，享受到種種便利和自由；國家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種原則，其實也談不上某種原則，它只是某種模糊的地帶，如果你觸碰了這些地帶，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種殘暴的方式懲罰你，他甚至仍然允許你繼續寫作、繪畫、拍電影，甚至允許你把它們在國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能被本國的觀眾看到。它讓你成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時候，你生活在這裡，描述這裡的一切，你周圍的人卻對此一無所知，國家已經製造了足夠多的噪音，讓你的聲音輕易的淹沒其中。
是戴晴說的吧，你在中國可以讀到任何東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這些書的存在，我們有了互聯網，但它沒有帶來太多的改變。如果你想在中國出版，作家知道哪些歷史和政治題材是敏感的，他們會繞過去，出版商都是國有的。戴晴說的對，二十年前她在中國無人不知，在過去二十年中，她仍舊勤奮的寫作，四處活動，但是年輕一代已經很少知曉她了，她只能停留在一個微小的國際社區之中。而那些沒有她幸運的作家，甚至連國門都沒機會踏出。
戴晴的話只有最後一句稍有出入。事實上，中國很多出版商已是私人企業，但它們必須向國有出版社購買出版權。這些私人出版商或許比國有出版社更富有、更高效，但它們僅僅是寄生的，他們的商業權力不足以和政治權力做出哪怕稍許的抗衡，這既是真實的現狀，也經常是自我恐嚇的結果。或許，這也是那些退場的作家與學者們的感受吧，他們的名聲、自由、讀者似乎都脆弱不堪，他們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了，也因此更怕失去。
《天鵝絨監獄》，米克洛斯．哈拉斯特的書有一個讓人難忘的名字。它仍是監獄，但是天鵝絨的表層，讓很多人覺得溫暖和舒適。然後，我們躺在天鵝絨上一起臉不紅、心不跳的說謊，一起其樂融融的表演。這些謊言是新的黏合劑，讓這本已脆弱的監獄更加牢固。
《亞洲週刊》二〇〇九年第四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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