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2日訊】序：小時候的環境
我出生在文革開始的第二年，從小就浸泡在打鬥的環境裏，從記事起就看見我的爸爸打我的媽媽，而且每過年的時候必打。
經常在半夜三更的時候，外邊的哨聲驚醒了我們這些孩子們，我們於是跑到外邊去巡邏，高唱革命歌曲。
那時時常看到姐姐的同班同學到我家玩，都是很要好的同夥。為什麼叫同夥呢？因為班級裏是分夥的，不同的夥之間是排斥的。經常聽到他們講到誰誰被別人用菜刀砍了，裏邊的肉翻翻著，後來到醫院治療。當然，他們大孩打架經常使用菜刀和槍刺，我也曾經見過這些東西。我也曾經用鋼鋸條(鋸鋼管的)在電動砂輪上磨成刺刀，竟然在一次打架中把一個大孩的手捅了。
記得一次回家，看到自己家的窗戶玻璃都被打碎了，後來才知道是我的哥哥和我大姨的兒子打架，我哥哥用的是鐵鍬，對方用的是菜刀。究竟是怎麼打的，我沒有看見。
這種經常式的打架持續到小學四年級，也就是1979年。由於我被送到託兒所時鬧，我的爸爸媽媽讓我的小姐姐在家裏看我到八週歲，我才上學。我的小姐姐也因此九週歲才上學，後來由於她跳了一個年級才與她的同齡人在一個年級上。我的父母離開家時，就是我的小姐姐和我在家裏玩，和外面接觸極少，所以我反映比較遲鈍。我們那個院裏的人看我反映遲鈍，就叫我大傻子，直到我後來學習很出類拔萃時才算罷休。
我爸爸性格暴烈，媽媽很善良，性格也好，我很隨我的媽媽，所以在我的那個環境中，我還算是比較善良的。但是由於經常挨欺負(爸爸對家裏人管的很嚴厲，如果我把別人打了，我就得挨爸爸打)，而被欺負後，被姐姐們 (我有三個姐姐)說成是熊蛋包，弄得我心裏很不平，同時也不知道什麼是對的。久而久之，我的報復心極強，但又沒有發洩的機會，因此這種心裏放大到：我一旦得逞，就一定不再給人以東山再起的機會，也就是徹底剷除。
後來上學的時候把精力用在學習上，想通過學習好而壓倒別人。後來這種報復心裏自己已經感覺不到了。
這種畸形的成長過程造就了我等待機會報復的畸形心裏，可以暫時委曲求全，甚至可以暫時握手言和，一旦自己有了能力，就把對方趕盡殺絕。
以下是我對共產黨的認識，由於《九評共產黨》已經問世了，已經是一個系統的論述了，所以我以下寫的東西不是以嚴格邏輯論述為形式的，而是出自於我的經歷和直覺，這樣寫起來簡單，希望讀者能夠理解。
一．趕盡殺絕
趕盡殺絕看起來好像是我個人的成長經歷所引起的。但是實際上它是共產黨的特點，而共產黨的趕盡殺絕和我又有不同，它知道自己壞，同時它的鬥爭哲學使得它也這樣認為它的對手，怕日後人家報復，就不再給人家報復的機會，所以就得趕盡殺絕。
二．目的與手段
由於我的天賦很不好，學什麼東西都很難，學會一樣東西得花巨大的代價，同時又沒有正經的道德教育，也就是沒有一個很固定的標準，那麼為了生存，我變得仔細規劃自己應該如何做，不知為什麼，凡是牽扯到不確定的東西我總是把握不好，幾乎都是失敗，而且小時候聽領導經常撒謊 (當今的形式一派大好)，所以我很厭煩語文 (不止一個原因，而且語文課的中心思想都是規定好的，不是自己總結的，這一點我很討厭)。所以我非常喜歡數學這種確定性的學科，因為它沒有主觀性，只有客觀性。而且付出多少，就得到多少，容易看出來。可是，當我喜歡的時候，由於別人覺得數學枯燥而不願意學，那麼我就算學的好的。這種規則性的東西溶化到我的血液中，我的頭腦很簡單，很快就公式化，又沒有傳統正規的理念，所以如果壞起來就沒有什麼不能做的(由於我沒有精力看社會，所以沒有壞起來)，這就是目的和手段，其實數學就是這樣：想要達到一個什麼目標，那麼就需要什麼條件。其它的都不是什麼要考慮的對象。
我這裏不是說數學不好，而是說，在沒有任何明確道德約束的前提下 (尤其無神論)，人們很容易進入這種冷酷的思維模式。記得以前我的爸爸說我不擇手段，那時我沒有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好，現在想起來很可怕。
三．拳頭是好使的
在那樣的年代(我小時候)，講理是行不通的。記得一次別人欺負我，我就找來我們院兒裏的一些大孩子，把那個人給揍了。找對方的父母告狀，我也幹過，但是很不習慣。
後來進入學習被重視的時代，漸漸地不見了打架，但是學習成績的好壞幾乎決定了這個人的前程，還加上走後門等不良的東西。儘管我看不上走後門，但是達爾文進化論優勝劣汰的處世哲學促使我帶有很強的競爭性。這樣我在一片讚揚聲中念到了博士，還成為大學老師，再也沒人敢叫我大傻子了。
給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我擔任兼職大學輔導員時發生的事，這使我多少認識了共產黨的一些特點。
別看我爭鬥心很強，但是由於反應遲鈍而不敢打架，所以表現上很老實。一次我去外邊給辦公室配鑰匙，結果那個配鑰匙的人不但沒有把鑰匙配好，還訛我錢。我回到系裏把這事說給了我們書記，書記看到情況不好，就找來了一個身高馬大的輔導員，叫他陪著我再次找到那個配鑰匙的人配鑰匙，并事先說，只要那個輔導員在旁邊一站就可以了。當我再次配鑰匙時，發現那個配鑰匙的人乖乖的給我配好了鑰匙，再也沒有訛詐我們。當時我還很佩服我們書記。
還有一件有趣的事：一次我坐在我的辦公桌旁閑呆著，系主任和別的領導閒聊，這時進來幾個學生，這幾個學生告訴領導發生過的事。幾個學生到軍區開的酒店吃飯(我們學校和軍區在一個大院子裏邊)，結果因為一點小事而雙方發生了口角，學生跟對方講理，結果對方根本就不跟這幾個學生講理，而是用刀把學生砍了，學生們受了傷。
你猜一猜領導講的是什麼，領導說，你們幾個學生真不明白，跟他們講什麼理，乾脆上去把他們揍了馬上就跑。
從領導們的表現我們可以看出，只有拳頭是好使的。別以為六、四之前廣大的政工幹部很好，好像很關心學生，警察們也很好。事實并非如此，而是這些人看到中央有兩個聲音，不馬上表現自己的立場而維護自己而已。在他們看來，誰贏了就站在誰的一邊。
四．滔光養晦
其實，滔光養晦策略并不是遲浩田的發明，而是共產黨一貫的做法。記得1996–1997年上黨課的時候，那個老師就說過，我們現在還沒有這個能力來跟人家抗衡，所以只能跟人家握手言和，等以後我們有能力了，我們就得實現我們的理想。
共產黨的思想就是極端現實的自身利益，為了自身利益什麼都可以做，那麼滔光養晦也就沒有那麼稀奇了，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也就很好理解了。
五．不給缺口 (槍殺學生)
共產黨生怕自己的生命消失，它從來就不會為人民考慮，為了自己可以不惜毀掉中國的民族文化，可以為了自己的權力不至於崩潰而實行改革開放。
到了80年代，趙紫陽年代，我正趕上這個好時期，那時的政治老師課上幾乎什麼都敢說，我們也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後來從北大發起了反官倒、反腐敗的呼聲，我們當時去了北京(1989年5月20日左右)，當時高自聯的廣播喇叭在傍晚告訴我們，一群學生模樣的人(其實是政府派的人)手持偽造的學生證件要往學生圈裏混(學生為了不讓外人混進來而由一群學生圍成了一個大圓圈)，想要製造事端。一天早上，聽說軍隊要強行進入，學生一陣子混亂，後來穩定了下來。
當時的北京居民對我們學生非常的支持，非常好。給我們送來了麵包和飲料。同時一些汽車把軍車也擋起來以保護學生。同時還有記者想要採訪我們。
那時的北京公交車對我們學生也特開方便之門，乘車不要票，火車也不要票。5月23日我們幾個人回到了自己的城市，途中我們看到另一個火車開往北京，火車內站滿了著裝得軍人，看樣子是從黑龍江調軍隊開往北京，準備鎮壓學生。後來聽同學講，她的同學被軍隊打死了。
那麼，中共為什麼不進行對話呢？怎麼對話？對話就會牽扯腐敗和裙帶關係問題，實質上就牽扯了它們的根本利益問題，那麼就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就牽扯它們必須放棄一黨專制的問題。中共能幹嗎？不可能，所以就採取鎮壓的辦法。
其實，用一些催淚彈和水龍頭就足以強行解散學生了，那麼為什麼要動用坦克這種戰爭中使用的極端手段呢？那就是讓人民永遠記住，如果誰膽敢撲上來要民主，就讓你嚐一嚐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
後來當輔導員時，專職輔導員告訴我，要學生一到就怕你，先墊底。這就是共產黨的做法，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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