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0日訊】一
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會支持下，鄭振鐸和瞿秋白、耿濟之等青年學子一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他起草的發刊詞指出——
中國舊社會的黑暗，是到了極點了！它的應該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們社會實進會，現在創刊這個小小的期報——《新社會》——的意思，就是想盡力於社會改造的事業。……
…….我們是向著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國的舊社會的。我們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創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自由平等，沒有一切階級一切戰爭的和平幸福的新社會。
什麼是我們改造的手段——態度和方法——呢？我們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數中下級的平民的生活、思想、習俗改造起來；是漸進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運動；是切實的——一邊啟發他們的解放心理，一邊增加他們的知識，提高他們的道德觀念。我們的改造的態度，是研究的——根據社會科學的原理，參考世界的改造經驗；是徹底的——切實的述寫批評舊社會的壞處，不作囫圇的新舊調和論；是慎重的——實地調查一切社會上情況，不憑虛發論，不無的放矢；是誠懇的——以博愛的精神，懇切的言論為感化工具。總括起來說，我們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舊社會的壞處，以和平的、實踐的方法，從事於改造的運動，以期實現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1）
這篇發刊詞最初發表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這是他的「新社會」之夢，也是他一生事業的開端，在此後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為這個「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而努力。
從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短短半年間，他不僅負責《新社會》的校對，還發表了《我們今後的社會改造運動》、《自殺》、《怎樣服務社會？》、《學生的根本上的運動》等多篇文章，字裡行間浸透著他的理想主義激情。
在《新社會》問世後的第一個星期天，他和耿濟之曾登門拜訪陳獨秀，親聆這位新文化運動領袖的教誨。作為洶湧澎湃的五四波濤所孕育的一代新青年，麻木不仁的社會到處是他們「解放」、「改造」的呼聲，他們開始在自己的園地上為「新社會」而大聲吶喊。
1920年5月，「因刊名叫『社會』，又加個『新』字，有社會主義傾向」（2），《新社會》終於被軍閥當局查封了，一位姓孔的經理被捕，關了好幾天。不到 3個月，他們再度創辦《人道》月刊，鄭振鐸發表《人道主義》一文，倡導「無論人種、國家或階級之異同，尊重人類人格的平等，博愛一切人類」的人道主義，同時還登載了由瞿秋白譯意、他寫歌詞的《國際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隨後，他又和一批青年朋友辦起了《批評》半月刊。
二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血案，引起工人及社會各界的抗議示威浪潮，「對於這樣重大的政治運動，第二天所有上海報紙只有一條小消息」（3）。6月1日，租界工部局再次向示威人群開槍，死傷二十多人，他和葉聖陶等憤然起草了《上海學術團體對外聯合會宣言》，《申報》、《新聞報》、《時報》、《時事新報》、《民國日報》、《商報》等都拒絕登載， 「激於上海各日報之無恥與懦弱，對於如此殘酷的足以使全人類震動的大殘殺案，竟不肯說一句應說的話」（4），6月3日，他和商務印書館的幾個同事以「上海學術團體對外聯合會」名義創辦了《公理日報》，「以發表我們萬忍不住的說話，以喚醒多數的在睡夢中的國人」，以免「不平而殘忍的事」和「公正的輿論」被報界隱瞞，這個報名就是他起的。報紙每天印刷一萬五千到二萬份，雖然21天就被迫停刊了，但在當時產生過很大影響。6月24日，在他寫的停刊宣言中說，停刊的主要原因是經費不足和唯一肯承印的印刷廠因種種關係而聲言不肯承印。他沉痛地說：
「經了這次大事變之後，我們益明瞭了我們大部份中國人民及一般所謂『紳士』者的態度與性格。我們對於他們是完全絕望了。他們一點感情之火也沒有。像如此的震動全人類的大殘殺案，他們對之卻反漠然淡然，不去做一點事，反說什麼『都是學生多事！』一類的無人性的話。他們所要求的是苟安，是奴隸的，待屠的豬羊似的苟安。只要皮鞭還沒有打在他們的身上，彈子還沒有穿透他們的胸背，他們是安然不動的。這種為奴為隸，為豬為羊都情願，只求能暫時苟安的心理，已有四千餘年的傳統關係了。這個傳統的心理不打破，中國民族是永無救的！」（5）
無辜者的血，五卅慘劇之後不少同胞所表現出的迂緩、遲鈍、麻木、冷酷深深地刺痛了一個年輕知識份子的心。所以他在《公理日報》消失之後，還在《文學週報》一再地提到這一揮之不去的血案，如《迂緩與麻木》、《雜談二則》、《六月一日》等——
「無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腦中，永遠是紅紅的洗滌不去。紅色的簾似永遠的掛著。」（6）
1926年3月18日，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他特地趕寫了活報劇《春的中國》(發表在《文學週報》)，憤怒地譴責殺害青年學生的軍閥政府。他借劇中一青年之口說：「這種的大慘殺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們的前進，且更足以使我們明白我們之益不可不努力。沒有無代價的成功，也沒有無流血的革命。大殘虐的發生，便是預示著大變動的將實現。」（7）
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時，目睹這一觸目驚心的慘劇，上海寶山路上遍地橫屍、一片血海。4月14日，他和胡愈之、馮次行、章錫琛、周予同、吳覺農、李石岑等七人聯名簽署了一封抗議信，寄給國民黨元老蔡元培、吳稚暉、李石曾，並在4月15日的《商報》公開發表。他們抗議以不同主義、信仰、黨派的名義殺人，他們譴責這一「滅絕人道之暴行」——
「受三民主義洗禮之軍隊，竟向徒手群眾開槍轟擊，傷斃至百餘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衛隊無此橫暴，五卅案之英國劊子手，無此兇殘」。（8）
在那樣白色恐怖、黑雲瀰漫，到處是殺戮的日子裡，他們的這一抗議彷彿是空谷足音。有意思的是，這是幾個職業出版人，大部份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他們幾乎都不是信仰共產主義的人。他們說：「革命可以不講，主義可以不問，若並正義人道而不顧，如此次閘北之屠殺慘劇，則凡一切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甚或帝國主義之信徒，皆當為之痛心。」（9）因此他們不願再苟安、沉默。
鄭振鐸由於姓氏筆劃最多而列名第一，首當其衝面臨被捕殺的危險，隨後他就流亡到了歐洲。
在他看來，「在這個急驟變動的大時代裡」，一個編輯、一個拿筆桿子的知識份子的責任「不很輕微」，一個在血泊中浮起的政權顯然不是他心目中的「新社會」，所以他才勇敢地面對了「五卅」、「三．一八」、「四一二」。
三
1928年秋天，鄭振鐸回國之後繼續編輯《小說月報》，並在多所大學教文學。
1931年6月15日，他主編的《編輯者》創刊，出到第5期就停刊了。9月，他離開工作了十年的商務印書館，北上任燕京大學、清華大學教授。
1935年7月，他重返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由「編輯兼教授」而「教授兼編輯」，他在繁重的教學、學術研究之外，參與主編或編輯《文學》月刊、《文學季刊》、《太白》半月刊、《水星》月刊等文學刊物。他常說自己的生活很簡單，不是做編輯就是教書。但他從未放棄他的「新社會」之夢，在《東方》雜誌 1933年「新年的夢想」徵文中，他說——
「我並沒有什麼夢想，……軍閥的爭鬥，飢餓，水災，以及一切苦難，都將成為過去的一夢。這並不是什麼『夢想』，我們努力，便沒有什麼不會實現的！而現在正是我們和一切惡魔苦鬥的時候！」（10）
他的「努力」、他「和一切惡魔苦鬥」都貫穿在他對言論出版自由的追求中，他深知「有自由的批評與討論」，才能「創造一種新文化與推促社會的前進」，他心目中的「新社會」才有可能降臨。
蘆溝橋炮響之後，1937年7月20日，他和張志讓等創辦《中華公論》月刊；8月24日，他又參與創辦《救亡日報》；9月1日，《中華公論》與《世界知識》、《婦女生活》等聯合出版了《戰時聯合旬刊》。上海淪為「孤島」後，他與湯用彤、賀麟、許地山、林語堂等二十位學者發起「中國非常時期高等教育維持會 」，參與主編開明書店出版的《文學集林》、《學林》月刊等，支持學生創辦了《文藝》月刊、《雜文叢刊》等，為保存文化典籍也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成為「孤島 」文化界的中流砥柱。他在「孤島」堅守了整整四年，坦然地面對一切利誘和威脅，他曾對好友周予同說過，「我輩書生，手無縛雞之力，百無一用啊。但卻有一團浩然之氣在。一旦橫逆臨頭，當知如何自處！」（11）1941年1月4日晚上，他得知「76號」特務要綁架他的消息，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身處危鄉，手無寸鐵，所恃以為寶者，唯有一腔正氣耳。」就憑著這「一腔正氣」，他在「孤島」淪陷之後離家避難，蟄居上海近四年，日本憲兵一直企圖抓住他。
1943年6月10日，翻譯家伍光建病逝，鄭振鐸在《中學生》雜誌發表的紀念文章中說：「一個國家有國格，一個人有人格。國之所以永生者，以有無數有人格之國民前死後繼耳。」（12）這是他蟄居期間發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我寫照。
四
日本投降不久，生活書店的徐百昕邀請鄭振鐸辦一本類似《生活》的週刊。1945年10月13日，由他主編的《民主》週刊就在上海誕生了，宗旨為「闡揚民主思想，促進國內和平，評析重要時事，介紹最新學術」。他在發刊詞中宣佈：
「我們是無黨無派的中國國民。我們以中國國民的立場來發言。
我們是赤手空拳的。我們沒有任何方式的政治組織；我們沒有任何軍隊或政黨的支持。我們只有幾顆赤熱的心。我們願意看見中國向好處走。強大、自由、民主的中國，乃是我們所希求，所要聯合了全國的國民乃至一切的政黨來締造之的。
……我們不想放棄了我們自己的責任；也希望全國的國民們都要儘自己的責任。」（13）
此後，他一而再地強調——「本刊是純粹的民間刊物，絕對的沒有任何黨派的背景和關係。純然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人民們應該說，必須說的話。」（14）
和他1919年寫的《新社會》發刊詞一樣充滿著改造社會的激情，不同的是1945年的他更成熟、更腳踏實地，目標也更加具體了。這本小小的週刊傾注著他的心血、理想和汗水，在長期的蟄居生涯之後，他的熱情如同火山噴發一般，幾乎每期他都親自寫稿，僅據不完全統計，一年間他在《民主》、《週報》等報刊發表的各類評論就有四十多篇。他為民主政治、保障人權大聲呼喊，——寫過《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我們要求民主的選舉》、《人權保障在哪裏？》、《把主人當作了什麼人？！》、《爭取民權．保衛民權》等大量文章，在《論民權初步》中他說「尊重他人的國民權利，便是保護、尊重自己的國民權利。」（15）「民權的初步，包括著人民有信仰、思想、言論、出版、集會、居住、通訊的自由。這些自由如被侵犯，便失去了做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的國民的資格。所以，衛護這些自由，便是衛護自己的國民的資格。」（16）
1945年12月，昆明發生 「一二一慘案」，十多個學生傷亡，他寫下了《由昆明學潮說起》；1946年3月下旬，南通《國民日報》記者孫正平慘遭當局謀殺、數十人被捕，他連續寫下《南通血案抗議》、《為正義與人道而呼籲——為南通血案寫》兩文：
「這是『人道』的，『人性』的問題，已不是什麼政治的糾紛了！」（17）
「不要以為這只是他們的事，一個小城的事；這事，可以降臨到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大家的身上；也可以在幾個大都市裡發生，甚至可以在這個國際大都市發生。
為什麼不響？為什麼不吶喊、不抗議、不群起而攻之？
我悲憤，我哭泣，我呼號！我從來不曾這末激動過！這末傷感過！尤其要落淚的是，一片的寂寞，一片的在墟墓間似的沉默！」（18）
孫天平，一個普通記者，1946年3月25日晚失蹤，被割鼻、挖眼，縛上石頭，沉入江中。面對他的慘死以及無數老師、學生的被捕，儘管《大公報》、《文匯報》都作了報導，但整個南通、整個江蘇卻是一片鴉雀無聲，在他看來最有義務這樣做的「紳士們」和「京官們」，不見一個人出來說幾句公道話。鄭振鐸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他知道對他人生命的任意殺戮，如同對每個人自己的「謀害」和「屠殺」。這是世間最值得珍視的人道、人性的價值，是做一個人的底線。他的悲憤、哭泣、呼號，他的激動和傷感都在字裡行間表現得淋漓盡致，他無法容忍野蠻的制度力量對生命底線的摧殘，因此他要在一個沒有人道和正義的時代呼喊人道和正義。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代表馬敘倫、雷潔瓊等及民間報《大公報》、《新民報》記者高集、浦熙修在南京下關車站遭到自稱「蘇北難民」的暴徒毆打而受傷，消息傳來他立即寫下了《我的疑問》，在《文匯報》發表。26日，他又寫下《悲憤的抗議》（發表在29日的《民主》37期），他指出代表受七十多個民間團體的推選，沒有任何背景，代表們本身，沒有任何黨派關係，有的代表從來不參與任何政治活動，他們被毆打、被污蔑，就是對民意的漠視和踐踏，記者被毆打則是對新聞採訪自由的侵害，所以他要悲憤的抗議。 30日，《文匯報》發表《上海文化界反內戰爭自由宣言》，包括他在內的二百多人簽名。
他猛烈抨擊上海推行侵犯人權的「警警察管區制」；他密切關注戰後大學教育問題和教授的待遇問題；他抨擊官僚資本，呼籲懲辦漢奸；他知道只有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根絕貪污現象；他為物價飛漲憂心如焚——連續寫下《制止物價高翔的方案》、《人為的漲價與人為的抑價》、《對於物價的緊急措置》等；….. 雖然《民主》只存在了一年多，出到53期就被扼殺了，但歷史不會忘記他為爭取言論自由所作出的努力。
1946年8月17日，他在《民主》44期發表《文化正被扼殺著》，抗議當局查禁《週報》：
「這不是《週報》的單獨的問題，這是有關於整個言論出版的自由權利的爭取的！」（19） 「爭取我們的刊物的生存便是爭取人民們的發言權。」（20）9月28日，他在《本刊一年回顧》中說：
「我們同人們都不是搞政治的人，我們同人們絕對的沒有政治上的願望。假如政治清明了，我們是都願回到應該做的專門的工作的崗位上去的。然而，在今日，在這樣亂糟糟的局面裡，我們是中國的國民，實在不允許我們放棄責任，置身事外，不出來說幾句中國國民應該說必須說的話。」（21）
其時，《民主》已經風雨飄搖，多次遭到當局的扣留、沒收、禁售，第50期竟被沒收了三千多本。他卻在10月10日的51、52期合刊發表《重行申明我們的態度和主張》，再次重申——
「我們純然是中華民國的國民，純然站在國民的立場上發言，說我們要說的話，應該說的話。我們沒有任何黨派的背景。而且我們也絕對的不是搞政治的人。『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一到了聯合政府成立，國民大會召集，憲法公佈，天下太平，各地無槍聲的時候，我們是巴不得各自回到自己應做的本位工作上去的。
如今是處處烽煙，地地黑暗，怎能叫我們抹殺良知，一言不發呢？」（22）
同期發表了他和郭沫若、茅盾、柳亞子、周建人、許廣平等三十九人署名的《我們要求政府切實保障言論自由》。
同月31日，也即《民主》度過一週年之後半個月終於「被生生的扼死了」，當局的辦法是不准經售刊物，禁止報販販賣，「我們只是幾個無黨無派的人的組合，本來經濟基礎很脆弱，如何經得起三番四次的沒收和扼殺呢？」（23）在最後一期終刊號（53、54期合刊）上，首篇就是鄭振鐸《我們的抗議》，對當局侵犯言論出版自由的行徑表示嚴重抗議，「這不僅是本刊一個刊物的生存與否的問題而已，實在也是整個中國究竟還有沒有言論出版的自由的問題，而且，也是中國國民們究竟還能不能保護自己的合法的權益而不隨時隨地受侵犯，被剝奪的問題！」（24）這些話過了半個多世紀依然新鮮如初。此外，還有馬敘倫、吳□、葉聖陶、田漢、許傑等大批文化人的抗議文字。
《民主》被扼殺在1946年10月31日的沉沉暗夜裡。
五
1958年10月8日，也就是鄭振鐸因飛機失事遇難前不久，他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學術批判會」上回首往事，自稱「研究文學是半路出家，沒有系統的研究」 ，「著作不夠成熟」，但他在20世紀20年代初毅然放棄鐵路局工作的鐵飯碗，投身前途未卜的新文學事業，在文學創作及文學史、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等領域都卓有建樹，他的《中國俗文學史》、《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文學大綱》、《中國文學研究》等著作又有幾個人能望其項背，他編輯《兒童世界》、《小說月報》、《文藝復興》等文學期刊的貢獻人們也不會忘記。作為一個作家、學者，在文學史、學術史上自有他的地位。而作為一個知識份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他「始終抱定匹夫有責的觀念，站在中國國民的立場上，說中國國民所必須說，所應該說的話。」（25）
他對言論出版自由的執著，他對人權、民主的追求，他辦過的《民主》週刊，今天的人們大概已很陌生。而沒有這一切，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鄭振鐸的形象將是蒼白的、不完整的。知識份子天然地負有一個普通公民的社會責任，從五四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鄭振鐸以他的經歷和他那些擲地有聲的言論證明了這一點。他是五四之子，1919年5月，二十出頭的鄭振鐸正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求學，親歷了偉大的五四運動，趙家樓的火光曾映紅他年輕的面容。二十七年後，他在《五四運動的意義》一文中說，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劃時代的日子，「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乃由此急驟的進行著。……思想的解放，文藝的解放，使後來的青年們得到了自由觀察，自由思想，自由寫作的機會，這二十多年的比較蓬勃的學術文藝的發展，可以說都是導源於五四運動之一舉的。」（26）作為20世紀學術界、文藝界的傑出代表之一，他就是五四運動孕育的驕子。
如果說1919年他辦《新社會》時，他理想的「德莫克拉西的新社會」還是一個朦朧的夢，那麼1945年9月10日、11日他在上海《文匯報》發表的《論新中國的建設》則提出了「新社會」的具體藍圖，他從工業、農業、交通、金融、商業、文化、軍事、社會事業等九個方面規劃了一個他心目中的「現代的科學的偉大的新中國」，這也是他做了近三十年的「新社會」之夢。其中不少細緻的設想即使今天看來仍不無獨到之處，如：「銀行存戶必須用真實姓名，不得再用『堂』『記 』等戶名，以便稽核貪污官吏及逃避資金之流」（27）等。這個夢，不僅是鄭振鐸的，也是那一代知識份子共同的夢。人類的追求代代相通，對一個知識份子來說，重要的並不是名譽、地位和榮耀，而是追求自由、真理和夢想的精神。
2001年10月27日初稿，12月29日改定 杭州
註：
[1] [2] [3] [4] [5] [6]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鄭振鐸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74、376、42 、43、58、129—130 、306、187、188、225、232、233、306、307、322、329、332、333、323、243、127 頁。
[7] [10] [11] [12] 陳福康《鄭振鐸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254—255、392、443頁。
[8] [9]鄭振鐸等《就「四一二」 慘案對國民黨的抗議書》，《文史資料選輯》第七十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2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