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小拉薩”的西藏青年
藏族民歌這樣唱道：“前面是雪山，後面是冰川，藏族的孩子，成長于冰雪之間。”
我在達蘭薩拉接觸到的，都是下了雪山的、會漢語且有一定學歷的藏族青年。就象當年漢族知識青年投奔延安，他們千難萬險地投奔達蘭薩拉──他們心中的“小拉薩”。對於他們來說，“拉薩”就是達賴喇嘛居住的地方。
離開家的時候，為了不連累家人，他們有的只留下一張條子：
“我走了，我要回到母親的懷抱裏去。”
我曾經仔細閱讀過一些藏族朋友在出逃前後寫的日記和詩歌。那些跋山涉水、面臨死亡絕境的真實逼人的感受，那些自如地用漢語寫作、卻又對自己的被漢化痛恨不已的矛盾複雜心理，令我在達蘭薩拉小旅館的春夜裏夜不能寐。
這些年輕人在西藏的處境大都不錯。有的在單位裏甚至是中共提拔的對象。為什麼他們突然拋開一切就走了？他們的詩裏這樣吟詠著：
“昨天錯過了當兵的機會
敵人的刺刀
殺死了我們。
腳踩著懊悔的屍體，說：
瞧！
這是奴隸。”
為了心中的天國，為了雪域民族不再做奴隸，他們懷著戰士的悲壯豪情來了，還帶來了西藏內部人民的誓言：“請告訴達賴喇嘛，什麼時候需要我們起事，只要他說一聲。”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曾經在剛來的一年多的時間裏，不斷請求流亡政府派遣他回去搞爆炸之類的任務，以實現“驅逐韃虜”般的大業。可是，直到他盤纏用盡，流亡政府也沒有一個任務給他。
漸漸地，達賴喇嘛的愛與非暴力的信仰和教誨，消解了這些勇士們願以犧牲換取自由的冒險衝動，而印度生活的艱難現實又清楚地擺在面前。
老一代流亡藏人初到印度時，被炎熱、疾病和窮困奪走大批人生命。這些早已為世人所知。而今天西藏人已經得到了世界的支持。一些流亡者仍然生活艱難。這卻是人們不太瞭解的。
倒是中共方面瞭解得最清楚不過。大陸的《中國西藏》雜誌97年第二期就報導有一位元“學者”到過達蘭薩拉。他在小酒館裏接觸到一些從西藏逃來的年輕人。這位“學者”這樣記述道：
“年輕人聽信謠言，以為達蘭薩拉是個自由世界，便私自逃出來。……沿途吃盡了苦，九死一生方才來到達蘭薩拉，來後卻感到極度的失望，他們既沒有受到熱情的接待，也沒有人給他們安排工作，他們只能靠親友的一點接濟勉強度日。……苦惱極了，想回去又怕家鄉的人們不願再接受他們，繼續留在印度又沒有出路。”
這位元中共“學者”記錄的情況大致還符合真實。逃到達蘭薩拉的西藏青年確實大都經歷過一個失望的時期。由於印度本身是個人口眾多的貧窮國家，西藏流亡者在印度購買土地、開辦事業諸方面都受到限制，甚至連獲得一張難民證都不容易。雖然流亡世界各地的藏人都捐款供給自己的政府，但政府運作必須處處節儉才行。而西方的資助大都是專款專用，最多的是用在孩子們的教育上了。
所以滿懷豪情逃來的年輕人大都碰到一個令人苦惱的生存問題。和我交往的一個年輕朋友過去是拉薩酒店的常客，現在卻睡在印度人丟棄的地棚子裏，過著每天都不知道第二天的早餐在哪里的半饑半飽的日子。而回去的話，那就不是那位中共“學者”說的沒有人接受的問題，而是一旦被發現到過達蘭薩拉就被抓起來，輕則在監獄收審一年半載，重則以“間諜罪”判上十幾年。由於中共阻擾流亡藏人和家鄉的通信，所以一些被關押入獄的藏人，其家屬都沒法知道他們下落。
還有這位中共方面“學者”沒能瞭解到的重要情況是：“失望”只是這些年輕的流亡者經歷中的一個初級階段；經過一段失望之後，這些流亡者不是胼手胼足地闖出了一條生路，就是設法回西藏或出國去了。而不論是留下的、回去的還是出國的，他們都對自己的政府和前輩有了更深沉的理解和體認；他們理解了自己的政府多年來艱難地救亡圖存的苦衷，體認了自己的前輩在那麼無助的境況下“避秦”的苦難──他們因此產生更強烈的民族使命感。
流亡是一堂錘煉他們的功課，失望使他們成熟。高原上祖祖輩輩燃燒的牛糞火，使他們繼承了旺盛的生命力。對未來的希望壓倒一切，於是，苦難對他們來說變得不象苦難，而化作上進的階石。我作為一個昔日的中國教師，在參觀西藏流亡政府所辦的成人語言學校──蘇噶學校，和那些住在極端擁擠簡陋的鐵皮棚子裏，仍然朝氣勃勃、努力學習的可愛的年輕人交談後，不由得有了這種既心酸、又欣慰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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