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3日訊】(大紀元記者顧曉華採訪報導)廣東省湛江市徐聞縣徐城鎮居民駱建茹，原在該鎮向陽市場合法經營成衣，但當地東方工商所以她無照經營為由，逼使她停止經營，並二次搶走她的成衣；因全家唯一的經濟來源被切斷，她無奈到各部門去上訪討說法並寫大字報申冤，卻被當地公安六次送入精神病院，遭到折磨迫害。至今她有冤無處訴。
駱建茹從醫院出來後的這幾年，一直在家裏做家務，殘疾的丈夫早年失業，無任何經濟來源，現在一家老小靠兒子打臨工來維持生活。直到現在，一到敏感的日子，當地公安就派3、5個人一班，在她家附近24小時看守，限制她外出。
工商所無故收回營業執照 寫大字報喊冤
自1990年起，駱建茹在徐城鎮向陽市場4號舖位經營成衣，全家的經濟來源只靠她來維持，後因生活困難，她把舖位轉讓給妃衛生，但營業執照還是她的，後來她多次找對方要，對方卻不肯給，妃又把舖位轉讓給陳芳貴。
1994年，她又在原來舖位的旁邊租了一個小舖位，未經營前她多次去工商所說明當時的情況，並要求辦理變更舖位號碼的手續，工商所管理市場的幾個人都說：「在同一條街，加上又是在以前的旁邊，只要交錢就行了，不交錢就不准營業。」
後來駱建茹一直用自己的名字交鋪租和管理費給工商所將近一年。1995年4月，她因丈夫的父親生病需人照顧，她向工商所申請停業，但遭拒絕，稱即使停業也要交租金與管理費。她認為只應交租金，不應交管理費。
工商所以此為理由，於1996年1月2日和2月2日，在無任何手續下，搶走了大批成衣，兩次共計價值8000元左右，稱只有在繳足所有款項後才能領回。她補交了款項後才領回成衣，但是衣服已被弄得無法再銷售。
自此，工商所不允許她營業，工商所的陳堪芳所長威脅她說：「見開門一次就搶一次！」她多次到工商所與縣政府討要說法，但是都毫無結果。她最後迫不得已把冤情寫成大字報，用這種最原始的方式來引起公眾的注意。
1996年10月，徐城東方工商所來個惡人先告狀，向徐聞縣人民法院起訴她名譽侵害，判決結果是她敗訴。但奇怪的是，她的營業執照於1996年２月８日被工商局收回，但陳芳貴還用她的名字來交錢交稅到1996年11月。
走投無路的她，只好再次寫起了大字報，但沒想到，更大的災難降臨了她的頭上。
六度被送精神病院
1997年8月4日晚，她在徐聞縣廣場（現國貿）大門寫大字報，被縣公安局以擾亂公共秩序為由押入縣第二看守所，直到9月份被放回來。但公安局只給了她10天的拘留書。
之後，她多次寫大字報，但都被當公安抓去拘留，並且被強行送到精神病院。1997年9月和1998年1月，她二次被當地公安強行送到湛江農墾第二醫院（在龍門屬精神醫院）和湛江市三嶺山醫院（屬精神專科醫院，又名湛江第三人民醫院），但檢查一切正常，後因沒有家人陪同無法接收，又送回了第二看守所。
當地公安局執法局長周學堅威逼他的丈夫，稱「她有神經病需要強行治療，只要簽名就可以出監獄，不簽名永遠沒有出去的機會。」她的丈夫無奈簽了字。
1998年1月21日，她再次被送到湛江三嶺山醫院二科。院方逼不得已收了她入院，她一入院就向醫生伸冤，說自己是正常人。醫生們不准她說話，採取強行手段把她拖壓到二科急救室的鐵床上，用長佈線把她捆起來，強行給她打針和吃藥。
入院第二天，她丈夫趕到醫院，正碰上幾個醫生強行按住她的頭部打針，她丈夫情急之下威脅道「我老婆一點神經也沒有！誰敢打針給我老婆，我就砸死誰！」醫生才不敢打針。
她把醫院分的藥片藏起來丟到廁所裏，如果醫院看守得嚴，她會把藥吃下去後再把藥吐出來。她的丈夫多次找院方要求辦理出院，但遭到院方拒絕，稱去找公安局的周學堅，就這樣她被留院半年多。
在此期間，她被強迫做了兩次身體檢查，但醫生都說她大腦正常。在一次衛生局來檢查工作之機，她向他們投訴，結果遭到醫院報復，醫生說她精神病復發，強行給她灌了三十多粒藥。
在這裏，唯獨她是特殊病人，沒有通信自由，家屬探望必須得先簽名才可接見。她也成了醫院的義工——每天照顧病人和打掃二科的衛生。
出院後，徐聞縣公安局對她進行監控，在重要的日子裏限制她外出。2002年1月17日，她再次偷跑到縣裏伸冤，被公安強行帶回徐城派出所，開出一張稱她16日夜神經發作，吵鬧全村群眾不得睡覺的假證明，把她再次送到湛江農墾第二醫院。
來到這裏她又被公安人員和醫生強行灌藥，之後她便嘔吐，頭暈心慌，被強行在材料書上按手印與簽名。她被折磨了10多天後，他們又把她轉送到湛江三嶺山醫院，於10多天後才送她回家。
2002年12月28日早上，正在家做飯的她，被兩名公安和八名便衣強行拉上車，被送進了湛江農墾第二醫院，因2003年1月1日召開廣東省的的生態文明會議，公安怕她又去伸冤，送到了該院稱進行勞動改造一個月。在那裏又被迫強制治療20多天後才回家。
回來後，縣委和公檢法的領導對她說：「你這次能活著回來已經是萬幸了。」因為之前有過被強行治死的例子。她說：「也許是我命大，也許是老天有眼，看我可憐。」
政府說法:強制治療是救助措施
在五年裏，她六次被送進精神院，每次都是家人到各部門投訴才被放回。在2005年9月6日全國大接訪時，她再次到省公安廳伸冤，但得到的答覆卻是送她到精神病院的救助措施，不予賠償。
她與家人表示：「我們太冤枉了，一定要討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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