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1日訊】上個世紀末，退休在家的鄧小平離家出走，邊走邊說，說出了一個「不爭論」的著名觀點。面對當時姓社姓資的爭論，鄧說，不爭論。這個不爭論，是鄧小平理論的著名三論──貓論、摸論、辯論的大集成，這個集成，把「摸到石頭過河」，變成了「閉著眼睛過河」。
「不爭」論是上述關門模式和動員模式的集合體，它甚至排除了任何民眾參與的可能性，只用一句話就推動了持續十五年的經濟大躍進，可謂政治上的極低成本。在「不爭」論的號令下，中國開始了向經濟領域的新長征，空前規模地征服了中國的山山水水，把它們幾乎全部兌現成了經濟利益。現在來看，這十五年的高增長帶來的資源透支和環境破壞，不知道要用多少個十五年，才能彌補。也不知道，生態環境的巨大成本，究竟應該由誰來攤銷？不爭論，看起來是在決策和執行上節約成本，其實是成本的轉嫁──把較小的行政成本，轉化成為巨大的社會成本和環境成本，把公共決策成本的加減法，做成了社會攤銷成本的乘除法。這種成本轉嫁，不是制度決策的優越性。
在「不爭」論帶來的經濟狂熱中，有個張姓青年提出了中國可以說「不」的著名觀點，用經濟和軍事的方法，而非政治和文化的觀念，把世界友好環境，設定成為中國國家的假想敵。這套假設，旨在假借「外敵」來忽悠人民，壓制異議，強化集權專制主義。
在「不爭」論導致的文化偏執中，麥天樞提出大國崛起的戰略構想。然而面對短缺的資源，透支的環境，人口的壓力，中國究竟應該軟著陸休生養息，還是硬起飛死充胖子，其實真該好好爭論爭論了。
在「不爭」論造成的社會混亂面前，胡錦濤提出了新的科學發展觀念：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科學發展，可持續發展，試圖重新整合執政觀念，探索一條新的發展模式。然而仍然沒有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和具體發展中的實現路徑問題。
在「不爭」論引起的前瞻危機面前，俞可平提出了民主不是西方專利，民主是個好東西的觀點。然而馬上有人認為，北歐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中國國情這個筐，看來真是甚麼都可以裝。
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中，「不爭」論積澱下來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一時間爭也爭不清楚。所以，利益當前，無暇它顧，人們都懷揣著最後的發財夢想，追趕末班車，先上車，後買票，不怕拿不到，就怕不准靠，一旦靠上去，嘿！上下其手，以錢為綱，大把撈鈔票！在這種未世瘋狂氛圍中，資源被惡性透支、環境被加倍欠帳，還有誰會認真想過「欠帳還帳」的問題？。這正如一個「賬多不愁，虱子多了不咬」的老賴，乾脆欠賬不還了：我欠帳，我大爺！短短十多年，中華民族賴以發展的自然資源和中國人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被加速度地透支、淪陷、衰敗、崩潰……潘岳有句話震動朝野：現在的問題不是為子孫後代造福的問題，而是這一代人能不能安全度過的問題。話是重了些，卻是站得住腳的真道理。出自一個中國高官的真誠，難能可貴。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普裡高津說：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同理，沒有爭論，就沒有真理；沒有戰爭，就沒有和平；沒有破壞，就沒有秩序。在十多年的志願者體驗中，我認識到了一個基本事實：有的建設是破壞；而有的破壞，是建設。比如，一些毫不尊重公眾意見和公民權利的公共工程建設，不僅破壞了自然生態環境，同時也破壞了社會生態環境和文明社會的基本秩序。反之，環保NGO對這類公共決策和公共工程的反對和抵制，雖然可能「破壞」了業主的短期利益，卻維護了公共的長期利益，同時建設了公民維權的法治環境，建設了更加全面更加公正的文明社會新格局。
所以我們說，要講環境權利，必須講表達權力；有了表達權力；必定發生爭論。有了這些爭論，事物的表象與本質，形式與內容，前因與後果，才能得到真實的反映。也只有看到事物的全貌，才有資格作出決策。同時，有了這些爭論，就會促進公共議程設置的改進，促進意見整合機制形成，這就是我們說的現代民主制度。
民主制度，不是姓東還是姓西的「東西」，而是人類文明共同的偉大成果和發展方向，誰也把它推不出去，繞不過去，拖不下去。在民主制度下，那些拍腦袋決策，拍胸脯造假，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幹部」，接不起人民的招，就不配管理人民──請你走人。而那些只要紅花不要綠葉的色盲色弱患者；那些只聽單聲道，反對多聲道，壓制立體聲的音盲製造者，那些把專制主義當成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聰明人，也請你們走人──離開公共權力，各自謀生去。
至於那些鼓吹掙錢才是大道理，羅卜快了不洗泥的現實主義者，請你們在忙於安排自己子女的前途時，想想中國3.67億未成年人──你們拿走了羅卜，留給下一代的，全是泥。你們破壞自然生態平衡、社會生態平衡的同時，也在破壞人類的代際平衡。你們說救不了黨，也不救國，但是必須救自己，救子女；那麼請你們也從公共權力部門中退出去，因為公共權力，不能用來幹這個事情。
當一些人為台灣民主初期出現大吵大鬧甚至大打出手而幸災樂禍時，有位朋友寫了篇文章，題目叫《人大人大，你為甚麼不打架》。這位朋友說，台灣人素質真高 ──政黨吵架，人民和諧；政黨一團和氣，人民苦不堪言。無數事實證明：通過人大吵架，人民看戲評戲當裁判，確實可以換來社會和諧。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說過一句話，大意是，美國最大的成就，不是登陸月球，不是經濟成就，而是美國人民，把政府關進了籠子裡。作為一個總統，把公權力約束在人民可以接受的範圍內，並視為文明的成就，這種價值觀，無論東方西方中國外國，都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古人言，君子群而不黨，和而不同，這是一種東方人生觀；以民為本，民貴君輕，這是一種東方社會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這是一種東方生態觀。而建設和諧社會的一整套執政理念，則把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本質性的東西，與現代人類文明成果結合起來，極具現實意義。
「和諧」的字面解讀，是「配合得適當和勻稱」。要達到這一點，「度」的重要性遠遠大於「量」。就是說，要實現和諧，尺度的把握優先於數量的追求。當然，這個「度」泛指政府行為的正確度和公共決策的準確度，而不是那個嚴防死守老百姓嘴巴的言論尺度。這一點，不知道我們拉動經濟發展的官員和推動經濟發展的企業，聽懂沒有？可不可以轉換一下觀念？但願你們在發展中，把數量轉型為質量，把速度改變成風度，追求一點品味，追求一點優雅和高貴。
和諧二字，還有一種來自造字法和結構法的民間解讀，即：「和」為人人有口飯吃，「諧」為人人皆可發言。能夠吃飽，可以說話，這是中國老百姓最基本的要求。我認為，這個解讀深刻地反映了中國的真實國情。而讓中國老百姓「吃飯的不許說話，說話的不准吃飯」的執政理念和具體做法，無疑是錯誤的。哲學家普魯泰古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只有人本主義的社會，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真實原因和目的。
有人說，目前是中國歷史發展最好的時期，但必須迴避二個字：環境；也有人說，目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最好時期，也必須迴避兩個字：和諧；還有人說，目前是中國知識份子與掌權者關係最好的時期，還是要迴避二個字：羞恥。
雖然，我並不是像有些學者那樣，認為知識份子就應該是天然的反對黨。我沒有那麼絕對。但我認為，作為知識份子，還是應該有價值立場的。知識份子如果沒有獨立的價值判斷和公共的道德考量，只有事實判斷能力和會計能力，就不能稱為知識份子，只能被稱為知道分子、經濟分子，或者直接叫貨幣單位（比如五毛、萬元、億萬等）。相對於體制內一些人悄悄傳遞的「你腐敗，我放心」的價值共識，對公共知識份子，我的理性判斷是「你爭論，我放心」；我的價值認同是「你獨立，我親近」；我的情感表達是「你忽悠，我可憐」。
解放60年來，中國前三十年是政治家的天下，後三十年是企業家的舞台。最近十多年來，又成了經濟學家的實驗場。在建設發展中，國家忘記了一個客觀的存在：社會。社會的存在和發展被人忽略了。沒有社會的客觀存在，一切政治業績經濟成就意識形態，都是過眼煙雲。這是因為，政權是一些時候的一些人的；而社會，是所有的時候的所有人的──國家有限，社會永恆。沒有健康社會的存在，所有的經濟發展目標，都會失去根和本。
沒有公民社會的社會，是殘缺而萬惡的舊社會，不配享有二十一世紀的地球戶口。中國NGO特別是環保NGO，正在兢兢業業克勤克儉地拓荒播種，試圖開創、建設中國公民社會，為大中國報戶口，讓中國和平長入二十一世紀的友好環境。但願中國主流社會（不是主要的流ｘ社會），給中國NGO一個寬鬆的生長環境。
綜合起來看，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一整套以人為本的執政理論，是合乎實際的，是得人心的。然而現實中國，似乎正與這個執政觀念南轅北轍，反向而行，而且越走越遠。一段時間以來，社會和諧被人片面曲解成為社會穩定，並以穩定之名，消滅不同的聲音，埋下新的不穩定。當人與事對抗，事與情分離，人與物易位，物與理相背的時侯，這條路到不了和諧社會。所以，如果讓利益集團繼續堅持固守錯誤的發展模式，中國究竟要到哪裏去，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中國是一個現實的國家，面對經濟前進、政治倒退所帶來的巨大的時空錯位、社會反差和生態環境失衡問題，怎樣走出困局？我認為，應該換換思路了。當真真假假的政治學救不了世，虛虛實實的經濟學補不了天的時侯，不妨看看先進國家在怎麼做。特別是，中國人具有整體思維傳統，具有辯證思維的哲學觀，這時應該重視講求整體性系統性的社會學和生態學了。再不講，就晚了。可以這麼說，如果現在不把整體綜合平衡放在首位，如果現在不放慢速度來調整平衡，如果中國社會學和中國生態學不能成為轉型期的中國顯學，中國問題，將難以得到妥善解決，並將發展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嚴重問題。
美國社會學家米德爾用社會學觀點，總結出三種社會發展形態，一種是過去決定現在，一種是現在決定現在，一種是將來決定現在。當下中國，要用甚麼來決定現在？中國之路怎麼走？能走多遠？硬崛起還是軟著陸？消耗型還是節約型？製造型還是創造型？威權型還是民主型？是應該全面考慮全面規劃的時候了。
現在回到本題，和諧社會。一個和諧的社會，應該有一個意味深長的複雜表情，那就是以合法的表達，合理的爭論，和善的願望，和平的抗爭，通過意見溝通和利益平衡，使公共決策回歸人心，回歸人性，回歸人道主義。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衷共濟。
當然，最終的平衡，不只是利益的平衡，更是文化的多元化帶來的人心的平衡，人心的祥和，人心的高貴和人性的尊嚴，這才是真正的平衡。在這裡，和諧的表情不是奸笑假笑，而是發自內心的微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要說，和諧，你的名字叫爭論。
今天，我用一個雜文家的筆法，表達了一個雜家的想法，幸好這不是那種所謂專家的「權威意見」，害不了人。所以大家放心分享的同時，也請你行使你的表達權利──放膽批評。
謝謝大家的時間。
2008年4月12日。成都
轉自<<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