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4日訊】交給我的這部書稿《中共創始人訪談錄》，就它的原始材料而言，已經擱置了整整半個世紀。採訪者、整理者、編輯者是同一個人，近現代史專家王來棣先生，她讓我寫篇序言，樂意為之，是自己也可增長見識。
上個世紀50年代起，來棣先生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從事現代史研究。她被指定研究中共初建時期的歷史。由於文獻資料極少，研究困難很多，她從口授資料的蒐集入手。那時，經歷過中共初創時期歷史的當事人，還有不少健在。1956年中共八大召開時，來棣先生請求所長、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介紹她採訪有關的外地代表。范老熱情相助，介紹她採訪了李達、馮白駒、曾希聖，以後又介紹她採訪了林伯渠、徐特立、吳玉章。到1957年，她先後採訪了三十多人，還包括陳望道、施復亮、沈雁冰、邵力子、楊之華、丁玲、王一知、徐行之、董鋤平、朱務善、劉仁靜、於樹德、鄧穎超、劉清揚、賈石亭、馬馥塘、黃秀珍、吳德峰、夏之栩、蕭三、陳公培等。整理出來的訪談記錄稿，受訪者大都作了仔細修改、補充和訂正。她還蒐集了不少文獻資料。
研究剛剛有些進展，來棣先生的家庭突然遭遇了一場「橫禍」：1957年那個「急風暴雨」的夏天，夫君許良英先生因仗義執言，被打成「極右份子」；她本人因此受到牽連，被開除黨籍，研究中共歷史的資格也被取消。訪談計劃不得不中止，採訪記錄連同蒐集的文獻資料全部交公。後來所裡倒是將資料退給了她保存，然而，1966年那場「史無前例」的浩劫一來，造反派威逼她交出材料，「在極度恐懼和憤怒的情緒下」，她不得不忍痛將可能引起麻煩的資料付之一炬。所幸的是，大部分訪問的原始記錄保留了下來，這才有了這部書稿。
時間過去幾十年，有關中共初創的歷史資料，如今有了較過去遠為豐富的發掘。但是再豐富的發掘，像來棣先生這樣的訪談，肯定是不會再有了。當年訪談的對象都已作古，無一在世。當年受訪者為尊者諱，或在整理稿中直接刪節，或叮囑採訪者刪節，隱去不少史實；此次編書，來棣先生將原始記錄稿和修改稿一併收入，以便讀者對照閱讀，既反映當事人對歷史敘述的原貌，也能使人感受極左意識形態和專制政治給人們帶來的侷限和恐懼。唯其如此，這部書稿更顯出研究的價值。
我有過與來棣先生類似的經歷。50年代初，在湖南省委宣傳部工作，曾費力蒐集過毛澤東早年的生平資料，同毛澤東早年的師友親屬周士釗、李達、毛宇居、易禮容、陳書農、蔣竹如、田士清、薛世倫、王季范、張干、羅元鯤、楊開智、李醒安等人作過交談或託人收集過資料，向當時被關押的相關當事人彭國鈞、熊夢飛做過瞭解；還在圖書館積滿灰塵的舊報刊中、在準備送造紙廠化紙漿的廢紙堆中，翻找出不少難得的史料。經過整理，編成了一部《毛主席舊作輯錄》，印了50本。但招來嚴厲指責：「有害無益」，並要求全部上交。我當年三十多歲，血氣方剛，索性發憤著書，寫出一部《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90年代再版時改名《早年毛澤東》）。書正是來棣先生罹禍的1957年出版的，其時我已「金盆洗手」、不事文字，轉行水電、投筆從工了。兩年後，我也遭遇「橫禍」，在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反黨集團的追隨者」，開除黨籍，發配北大荒：「文革」中更是被關進秦城監獄，二度坐牢（延安「搶救運動」時曾關過保安處），直至1975年出獄，「文革」結束後才平反復職。
來棣先生的書稿，追溯的是中共初創時期的歷史。近些年來，我一直主張要搞清楚三個問題：黨、理論、歷史。因為這個黨、這個黨所奉行的理論，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乃至今天的中國現實，已經發生、仍在發生或許還將發生至深且巨的影響。這部書稿正是探究這三者的源頭，一如作者在後記裡所說：「訪談錄的中心內容是學習十月革命，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中國共產黨，『走俄國人的路』。」
中國人學習十月革命、「走俄國人的路」、建立共產黨，是二十世紀最初二十來年的事情。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處在一個思想激盪的年代。辛亥革命打倒了最後一個皇權，卻沒有搖動專制主義的基礎；建立了中華民國，卻遠沒有實現真正的憲政。先是帝制復辟，後有軍閥混戰，一片亂象和衰象。思想界、知識界開始尋求新的救國濟民的良方。一時間，黨派林立，異說雜陳。各種學說、主義中，「社會主義」成為最時髦、最新潮的一種。所謂「社會主義」，其實包含了諸多流派。瞿秋白說過一段為研究者廣為援引的話：「社會主義的討論，常常引起我們無限的興味。然而究竟如俄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響，隔著紗窗看曉霧，社會主義流派，社會主義意義都是紛亂，不十分清晰的。」中共早期創始人原來大多信奉無政府主義，在「紛亂」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中，最終選定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學說。
促使中共早期創始人做出這個選擇的，是俄國的十月革命。我們最熟悉的說法，就是毛澤東那句名言：「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就中國人知道馬克思而言，毛澤東所說並不準確。有充分的文獻證明，俄國十月革命前，中國就有人知道馬克思、恩格斯了，甚至有零星的中譯文馬恩著作。就對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信仰的作用而言，毛澤東又沒有說錯。中共早期創始人幾乎都是十月革命以後，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不必說了，來棣先生訪談的林伯渠、沈雁冰、邵力子、鄧穎超、劉清揚、夏之栩、陳公培等人都回憶了十月革命對自己的影響。十月革命到底什麼地方吸引了這些中國的知識份子呢？從他們的自述看，大致有以下幾點：第一，十月革命後，俄國蘇維埃政府宣佈放棄在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二，十月革命從制度上解決了俄國的問題；第三，十月革命採用了動員群眾、組織軍隊、武力反抗的手段；第四，十月革命後的俄國被描繪成是一個「沒有階級、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憑著對十月革命的這些傳說，他們心中的天平開始傾向蘇俄，選擇了「走俄國人的路」；又在共產國際來人的直接催促下，建立了共產主義政黨。
對十月革命，中共早期創始人終究還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並「不十分清晰的」。參與籌建上海中共早期組織的陳公培在訪談錄裡就坦陳：「當時我們對十月革命的認識是很模糊的」。豈止「模糊」，今天看來，應該說是矇蔽。單說所謂放棄不平等條約，蘇俄除了一紙空文並無任何實際行動外，甚至連「放棄」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中國政府「能在國際事務方面同蘇俄合作」；還要求中國政府通過與蘇俄的談判，使它在外蒙駐軍「合法化」。無怪乎今天有學者指出，這是在宣佈「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同時，又在增添新的不平等條約。（朱正：《解讀一篇宣言》）可是當年的中國人卻被蒙在鼓裡，還「無任歡喜」。
重要的還在於十月革命本身。有學者指出，今天披露的大量歷史文獻表明，那場被稱為「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攻佔冬宮起義，阿芙樂爾號巡洋艦祇是發射了一顆信號彈，用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當天通告的說法，是「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所謂「震撼」，無從談起，即便起義發起者也相當低調。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其實是十月革命祇響了一炮。倒是兩個月後，1918年1月5日，布爾什維克領導的政府調集軍隊進入首都，強令解散立憲會議，要求將權力交給蘇維埃，這個事件真的是震撼了俄國，引起除布爾什維克以外各種政治力量的強烈不滿甚至憤怒。連左翼作家高爾基都悲憤地說，布爾什維克用「來復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份子為之奮鬥的美夢」！這場所謂第一次「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毀壞了「二月革命」的成果，中斷了「二月革命」開啟的由專制傳統轉向憲政民主的進程，革了「憲政」的命，演變成了一場從「專制」到「專政」的改朝換代的戰亂。（金雁：《十月革命的前因後果》）對此，當年中國人竟有「酷愛自由、真理和主持人道正義」的讚譽。十月革命事實的真相從一開始就被掩蓋了，連後人都是今天才知曉，遑論當年的知識份子。
更重要的是，從俄國傳入的馬克思主義，是俄化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後來還加上斯大林主義）。毛澤東那句名言，說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耐人尋味的。列寧主義，特別是斯大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原典有許多相異和相背，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變種。比方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容納不了生產力時，才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祇能在幾個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才能勝利。恩格斯明確說過，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建成。而列寧偏偏要在歐洲經濟最落後的封建帝國俄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斯大林偏偏要說一個國家也能建成社會主義。還比方說，馬克思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就把它變成共產黨專政；斯大林則將黨專政乾脆簡化為領袖專政，實際上轉化為他個人專政，而且是不受任何制衡的個人專政。於是，中國人接受蘇俄的觀念，以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蘇俄革命和俄化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被神化了。中共黨人不僅對它的動員手段和暴力手段情有獨鍾，而且對它後來建立的專制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嚴酷和鐵腕的黨制無比嚮往。過去不是有一句話嗎：「我們就是一邊倒」，還說過「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無論是蘇俄革命的經驗，還是蘇聯的專制制度，無論是列寧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都是對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人類普世價值的背離。十月革命74年後，蘇共下台、蘇聯解體。事實證明，背離人類普世價值自由、民主、科學和法治，脫離人類文明依靠科學知識即智能發展的規律，任何制度、任何意識形態都祇能為自己敲響喪鐘。這個結果，是中共早期創始人始料不及的。套用一句名言的句式：中國人在一個錯誤的時間，從一個錯誤的地方，移植了一個錯誤的樣板。
但是，中國人選擇「走俄國人的路」，並不全是外界因素使然。中俄兩國國情相近，產業落後，基本上是農業國度，農民佔總人口的絕大多數。比較起來，中國更加落後，更加缺乏民主與科學的傳統。兩國都有長久的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又沒有經歷像西歐那樣的思想啟蒙運動。同樣，比較起來，中國三綱傳統的專制主義歷時更長，國民處於矇昧狀態，普遍存在奴隸主義的人格心態，根本不具人權、自由、民主、憲政等等近世文明理念。中國與俄國又有不同，近代以來中國受外國入侵，是在被動的條件下開始發展產業，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這種社會轉型不僅費時（到現在也沒有完成），而且畸形（既受到外國資本的驅動，也受到外國資本的擠壓），付出的社會代價極高而鮮見成效。從戊戌維新到辛亥革命，先進的中國人步履維艱。因此，中國知識份子中滋生出一種急功近利的心態。毛澤東1921年元旦說的一段話，極有代表性：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以下幾種：
1.社會政策；
2.社會民主主義；
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
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
5.無政府主義。
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
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毛澤東文集》第一冊）
在毛澤東看來，議會、自由等等這些是「走不通」的路子，祇有列寧的「激烈共產主義」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
上述這些，說明中國有著移植俄式革命的適宜土壤和氣候。專制主義的政治傳統，民智未開的矇昧狀態，奴隸主義的國民人格，加上烏托邦式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大同」想像、激進主義的心態，使得蘇俄革命和蘇聯模式很快就在中國一部分知識份子中產生共鳴，並且浸潤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其結果是，具有啟蒙意義的新文化運動曇花一現，轉瞬即逝。五四時期高揚的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倡導人權、自由、公正、憲政，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欺人之談」而拋棄，尤厭惡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在價值取向上，中共早期創始人轉向崇尚革命而鄙視改良，崇尚突變而鄙視漸變，崇尚暴力而鄙視和平，崇尚對立而鄙視妥協，崇尚群體而鄙視個體，崇尚黨性而鄙視人性。剛剛朝人類文明主流接近的中國，再次脫離人類文明主流的軌道，並且漸行漸遠，完全背道而馳。
毛澤東們選擇的「俄國人的路」，幫助中共黨人經過共產革命，取得了執政地位，但是終究沒有「根本解決」中國的問題。豈止是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簡直就是同人類文明背道而馳，遲滯了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執政以後，毛澤東和中共完全按照蘇聯斯大林模式，建立經濟上壟斷、政治上專制、意識形態上輿論一律的制度。斯大林去世後，毛澤東要充當國際共運的領袖，要把中國建成國際共運的新樣板，不僅把「蘇聯的今天」變成了「中國的今天」，而且使「中國的今天」大大超過了「蘇聯的今天」。從鎮反、肅反、合作化、反右派到「大躍進」、公社化、「反右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不已，生靈塗炭，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上億人受到牽連，上演了一幕幕愈演愈烈的人間悲劇，使得國家、民族和社會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遲滯了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80年代以來，中共實行改革開放，將經濟發展作為國家建設的重心，走向市場經濟道路，舉世公認，物質成就斐然。但是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依舊禁錮重重，始終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箝制異端，公民的自由和權利得不到真正維護，而且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甚而至於發生「六四風波」，動用軍隊，彈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導致了中國20世紀的最後一場悲劇。所有這些，反思起來，都要從上個世紀「走俄國人的路」追根溯源。
我們應該感謝來棣先生。她的書稿，提供了回顧歷史的資料，有助於人們反思。經過八十多年起伏不已的共產革命歷史，特別是經過50多年劫難相繼的當代歷史，我想，今天的反思不會再是「隔著紗窗看曉霧」了吧。（2007年12月9日）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