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1日報導】（中央社記者楊明珠東京二十一日專電）前總統李登輝在日文新書「最高領導者的條件」一書中提及，他的命是有神助才得以延續。因為「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時代，他若遭槍殺也非不可思議的事。他說，指導者應有公義精神，體悟到「權力是向人民借來的」的真諦，為了國家著想，可不顧一黨之私，隨時釋出權力。
他在書中說，二次大戰中，他身為日本兵可能死於空襲。戰後，回到台灣在「白色恐怖」時代得以苟活，都讓他感受到與其說是「運」與「命」好，倒不如說是神協助他活下來。
書中提及「二二八事件」中，台灣的知識份子被視為共產主義者的人就會遭殺害。當年他若遭執政者逮捕或槍殺也非不可思議之事，但他沒被殺害，只能說是神要他活下來。
書中說，他留學美國愛阿華大學時，兩度在馬尼拉機場被菲律賓警備司令部的人帶走關了兩、三天，當時就是「白色恐怖」陰影仍殘存的時代，台灣官方的迫害常使人感受到身家性命的危險。被拘留期間，他感到極度不安、焦慮，之後都無事，讓他覺得自己運氣好。
書中也提及，他正式入閣前，曾接受過警備總司令部的調查，這是蔣經國為了要釐清對他的一些顧忌而為。
他覺得蔣經國之所以挑選他當副總統，他自己的解讀是，雖然蔣經國說自己是台灣人，國民黨一定要本土化，那是因為當時要求本土化的聲浪高漲，蔣經國認為只有實施本土化，國民黨才能維持，但畢竟蔣經國還是中國人，深諳中國的社會、文化，也在半威權主義體制下練就一身政治操作手腕，所以雖然選了他當副總統，但是否讓他繼任為總統，這之中存在著不確定的要素。
他說，做為領導者一定要有公義的精神，他從十三歲開始，就培養這種精神，因為當時日治時代的社會、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就是如此。他還說，自己在說出台海兩岸是「特殊國與國的關係」一詞時，完全是秉持著公義的心而說，他認為兩岸應該和平共存。
他回顧公元兩千年政權輪替時，自己覺得台灣的將來是美好可期的。他說，眷戀著外省人獨裁體制的勢力對於政權輪替相當反彈，因此他不久後就被逐出國民黨。他也說，見到民進黨少數執政的困境，於是自己在見義勇為的情況下，才又想興起支援民進黨的國民運動。
他認為，領導人做事要光明正大，對國家要忠誠，要有強烈的道德感。他踏出政治世界的同時，對於財產等個人問題、死時的問題等都已妥善處理，連納骨堂的設計圖也都畫好，這筆費用已備妥，何時死都無所謂。
他還強調，指導者不應利用媒體營造神格性、增添人氣。而且指導者應多閱讀古典書籍、重視涵養與品格，從傳統學習，才能進步，並進而教導年輕一代古典與傳統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