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3日訊】中共掌權後，嘴巴上時常高唱民主自由，實際上卻處處踐踏和扼殺民主自由，堪稱典型的兩面派。其實，這也不是它上台後的甚麼新創造，早在抗戰時期它就已經玩過這種伎倆，把成千上萬嚮往民主自由的中國人著實耍了一回！
一
抗戰開始後的中國，湧現了一波爭民主爭自由的全國性熱潮。在這場跌蕩起伏的政治風雲中，共產黨竭力以民主運動的旗手和主將自居，利用各種宣傳手段，發表了大量反對專制獨裁，要求實現民主自由的激烈言論，向國民黨政府頻頻發起民主攻勢。
要爭民主當然首先得強調民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馬克思主義歷來強調的是階級鬥爭，而不是甚麼抽像的民主，更不會贊同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可當年為了鼓吹民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中共甚至置老祖宗的理論於不顧，對西方「民主第一」的觀點也公開大唱讚歌，以至咋一看上去，這麼熱中民主的共產黨倒不像是共產黨，而是西方社會的民主黨了。
翻開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赫然可見刊登在顯著位置的社論《民主第一》。文中說，「美副總統華萊士九月十一日在芝加哥建立和平委員會發表演說，曾強調『民主第一』的口號。他認為不僅在政治上需要民主，而且在經濟上也需要民主；不僅在一個國家內需要民主，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也需要民主。他說：『民主第一的口號，表示全世界在經濟與政治兩方面，都應獲得自由』。『能巧妙遵循這樣的民主第一的口號，並予以有力實施，則必能獲得和平。』這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在法西斯侵略陣線秋風落葉般日趨崩潰之途的今天，為了實現和平繁榮的世界，不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強調這種『民主第一』的口號，實在是必要的。」 「然而僅僅強調這一正確口號還不夠，必須在事實上實現這口號。」
1945年2月12日的《新華日報》在回答一位名叫吳中民的讀者的提問時曾這樣說過：「現在中國最迫切的問題，是實行民主；有了民主，一切問題都可迎刃而解。」“沒有民主，便一切都是粉飾的花樣而已。」(見《新華日報》1945年2月12日《答讀者問》)
1945年7月2日《解放日報》的一篇文章說的更絕：
「民主能發揮無窮的偉力，唯有實行民主，事情才能辦好。」
「實踐證明了一切，誰還能絲毫懷疑嗎?
一切力量來自人民!
一切光榮歸於民主!」
1946年5月4日，中共《解放日報》為慶祝五四發表了社論《民主和自由新論》，該文以充慟情的筆調對民主進行了謳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才能使青年獲得肉體與精神的解放。沒有民主，便不能存在和發展為人民服務的科學。沒有民主，便不能有人民的自由思想，而沒有民主與科學，中國便絕對不可能由落後變為先進，絕對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類似這般充慟情的精彩言論，在當年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上可以說是隨處可見，不勝枚舉。
為了鼓吹民主，中共黨魁甚至親自披掛上陣，搖旗吶喊。毛澤東就曾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的缺點就是缺乏民主，國民政府應全面實行民主，只有實行民主才能建設好中國。
1944年6月12日他在答中外記者團時說，「中國是有缺點，而且是很大的缺點，這種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為了打倒共同敵人以及為了建立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內關係，及一個很好的和平的國際關係，我們所希望於國民政府、國民黨及一切黨派的，就是從各方面實行民主。全世界都在抗戰中，歐洲已進入決戰階段，遠東決戰亦快要到來了，但是中國缺乏一個為推進戰爭所必需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戰才能夠有力量，這是蘇聯、美國、英國的經驗都證明了的，中國幾十年以來以及抗戰七年以來的經驗，也證明這一點。民主必須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黨務上的以及國際關係上的，一切這些，都需要民主。」（見《解放日報》1944年6月13日）
1945年7月，毛澤東在與訪問延安的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談話時，還從如何防止「政怠宦成」與「人亡政息」的角度強調了民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黃炎培回憶說，「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怎樣?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致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慾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瞭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選自黃炎培著《延安歸來》第二篇「延安五日記」）
那麼應該怎樣實行民主呢？共產黨當年曾反復強調，實行民主的基本條件在於讓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權利。
1943年9月15日的《新華日報》在一篇社論中說，「所謂反法西斯侵略各國必須先在自己本國內徹底實現『民主第一』的口號，當然並不是說，這些國家都必須實行同樣的民主政治。由於各個國家的歷史發展、社會狀況等具體條件的不同，他們各自所實行的民主政治，可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存在著多少差異。但無論如何，它們之間有一個基本點是相同的，那就是政權為人民所握有，為人民所運用，而且為著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服務。這樣的政權必然尊重和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使失掉自由權利的人民重新獲得自由權利；沒有失掉自由權利的充分享有自由權利；特別是言論、出版、機會、結社，這些作為實行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自由權利，是必須切實而充分地加以保障的。」
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演說中強調，「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他說，「人民的自由和權利很多，但目前全國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言論出版的自由。」師範大學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數據》第三冊 原題《關於憲政與團結問題》)。
以言論自由為例。《新華日報》1944年4月19日發表的《言論自由與民主》一文說，「有民主就有言論自由，沒有言論自由就不是民主。我們拿英國來作例，英國是一個民主國，所以英國即使在戰時，對言論的自由也是尊重不渝：報紙送檢是出於自動，而且只限有關國防的稿件；刊載了有害國防的消息，至多也不過事後由政府提出公訴，沒有其它任何直接干涉言論的行為。──這些事實，是一民主國對言論態度的標本。就拿現在發生糾紛的澳洲來說，報紙和人民也還有對言論限製作抗爭的權利，可見民主和言論自由，實在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民主國先進的好例，作為我們實現民主的榜樣。」
1944年9月1日恰逢記者節，當天的《新華日報》專門為此發表了社論《祝記者節》。這篇社論充分肯定了言論自由對於反法西斯戰爭和戰後和平的重要，大聲呼喚全國記者團結起來爭取言論自由。文中說，「羅斯福和丘吉爾都把言論自由確定為戰爭目的之一。在戰時，要依靠他來打勝仗；在戰後，還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可以說，沒有言論自由，就沒有健全的發展的新聞事業。沒有言論自由，新聞事業本身是會枯萎的。所以，新聞界同人，隨時隨地都在團結一致，為言論自由而奮鬥到底。
中國的新聞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聞戰線中的一部份。地域儘管不同，任務卻是共同的。每個記者都應該是反法西斯的戰士，都要爭取和保衛言論自由。今天『記者節』日，我們竭誠向全國記者呼籲，親密地團結起來，把筆鋒瞄準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積極爭取民主進步要求言論自由!」
半個多世紀前共產黨大聲疾呼民主自由的這些滾燙的言論，曾吸引了許多對國民黨不滿，嚮往民主與自由的中國人，以至他們中很多人都把共產黨當成了民主自由的化身，把中國邁向民主自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共產黨的身上，並因此成了它忠實的追隨者。然而，這些天真善良的人們當時並不知道的是，當中共在國民黨的地盤裡猛烈抨擊專制獨裁，大聲疾呼民主自由的同時，卻在自己的領地內殘酷的扼殺民主自由，推行專制獨裁。發生在所謂「革命聖地」延安的「整風運動」，便是一場典型的對民主自由的反動。
當年，共產黨為了爭取民主自由，曾用激烈的言辭抨擊國民黨踐踏和扼殺人民的自由權利。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大會上演說時就曾指責說，在國民黨統治下，「人民的住宅隨時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體隨時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訊，被秘密處死，或被強迫集訓，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論出版受著極端的限制和檢查」。其實，這正是當年中共統治下的延安的真實寫照。
二
為了在黨內徹底搞臭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留蘇派」，肅清其影響，將黨內原先對王明的崇拜引向對自己的崇拜，從而確立和鞏固自己在全黨的至尊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中共，毛澤東繼在中共高層與「留蘇派」的權力鬥爭中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後，又馬不停蹄的於1942年春發起了以所謂「整頓黨風、學風、文風」為名目的「整風運動」。
這場運動是中共黨內第一次大規模的強制性「洗腦」。
據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回憶，毛澤東指令所有參加「整風」的人學習他規定的文件，寫「自我批評」的「交代材料」。「整風運動委員會」宣佈，在所分發的文件和材料中，只有毛澤東的著作是「正確的」，因此必須當作「思想改造」的「重要武器」認真讀和反復讀。委員會指出，對毛澤東的著作《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主義的最重要的基礎理論著作」。而列寧的著作，共產國際和中共共產黨的文件，以及黨的其他領導人的著作都是「不正確的」，這樣的著作，誰讀的多誰就會成為「教條主義者」。結果，有些人（甚至一些負責人）嚇得把上述著作和文件當眾燒掉或者扔掉。而且，他們當中還有人說：「幸虧我沒有讀過這些東西，不然我也成了教條主義者了！」
委員會還規定了每個人在編寫自己的「交代材料」時必須遵守的「批評」方法和對像：
1．應該批評的不僅是自己，而且包括自己的熟人。
2．對己對人，只准說壞的（指摘），無論如何也不准說好的；而對毛澤東、劉少奇及其他為數不多的人，則相反，只能講好的，無論如何也不能講壞的。
3．給每個人規定「批評」的主要對像：這首先就是以王明和博古為首的「傳播俄國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教條主義集團」，其次就是以周恩來和彭德懷為首的「跟隨教條主義者」的「經驗主義」集團。
凡是在蘇聯學習過的、知識份子出身的人，以及從事理論或政治工作的人，按規定都得承認自己是「教條主義者」，而凡是工農出身的人，以及出事實際工作的人，又都得承認自己是「經驗主義者」。這樣一來，全黨絕大多數領導人、幹部和普通黨員都被指控為犯了「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錯誤。同時，毛澤東給「經驗主義者」扣上「教條主義的俘虜「和「教條主義的幫兇」的帽子，這樣就把「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聯在一起，並證明主要打擊「教條主義者」是正確的。
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內從來不存在甚麼「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集團。所有這些集團，都是毛澤東在「整風運動」過程中作為打擊大多數黨員的藉口而捏造出來的。
4．所有參加運動的人，都必須承認犯了甚麼執行「國內戰爭時期王明和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及「抗日戰爭時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
實際上，既不存在「國內戰爭時期王明和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也不存在「抗日戰爭時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這一切都是毛澤東在「整風運動」過程中作為打擊王明、博古，打擊大多數黨員的藉口而捏造出來的。
5．每個人都必須檢討自己「不懂毛澤東主義」，「盲目的相信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即列寧主義」（這算是所犯「錯誤」中的最大「錯誤」）。接著必須保證，今後他痛下決心「拋棄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並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即毛澤東主義」“武裝」起來。
6．每個人還必須承認自己不知道「毛澤東是多麼偉大」，不知道「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像是自己的另一個「最大的錯誤」，而且每個人今後一定要把毛澤東當作中國共產黨的唯一領袖，服從他的領導。等等，等等。
毛澤東的這些指示，在各機關進行「整風」的領導和幹部沒完沒了的召開各種各樣的大小會議，在會上迫使每個人做「自我批評」並「批評」別人；要求不斷寫、反復寫「交代材料」。可是，一個人不管「批評」了自己多少次——又是口頭的又是書面的，反正一樣，總認為他還「沒有完全認清自己的罪過」，「沒有徹底清算自己」，他必須一次又一次作嚴厲的自我批評。這樣持續到人們既失去了共產黨員和革命者的面貌，也簡直失去了人的面貌為止；即便如此，他們仍然被認為批評自己「不夠深刻」、』不徹底」。用這樣的方法，把人們弄到神志不清和疲憊不堪的地步。同時，領導整風的幹部又唆使人們彼此攻擊，讓他們在會上和書面的「交代材料」中互相「揭發」，互相侮辱。
三
「整風運動」還開創了中共黨內「文字獄」的先例。
1937—1938 年，成千上萬受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強烈吸引的知識青年，懷著對中共的崇仰和對未來新生活的憧憬，從天南海北奔向延安。他們的到來正好和急欲「招兵買馬」、壯大自身力量的中共的現實目標相契合，因此受到中共領導的熱烈歡迎。不過，
1942 年初春，「整風運動」開始後，為了利用「自由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挑動青年知識份子的不滿進一步打擊「留蘇派」，從而確立和鞏固自己在黨內的至尊地位，毛澤東擺出一副青年知識份子保護人的姿態，頻頻發表同情他們的言論，動員他們幫助「紅色教授」和老幹部「脫褲子」。毛澤東的這番蠱惑，在不明就里特別是不瞭解黨內上層鬥爭內幕的青年知識份子聽來，誤以為是黨的領導在發揚民主，鼓動他們「反官僚」。於是，他們紛紛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辦起壁報，踴躍著文，尖銳抨擊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長至上」現象，表達自己對延安「新生活」的失望，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在「同志愛」的基礎上建立充滿友愛、平等精神的革命隊伍的新型關係。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是中研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王實味發表在《解放日報》上的《野百合花》。
王實味在文章中寫道，「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為甚麼呢？我們生活裡缺少甚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所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愛人，所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所以……。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並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
王實味的答案是，延安青年失望了，對等級制度失望了，對革命隊伍缺乏「愛和熱」失望了。他引用路上聽到的兩個青年女子的一段對話：「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X X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甚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大少了。」
《野百合花》繼續連載時，王實味把話說得更單刀直入。「一種人說：我們延安並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著。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須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王實味呼籲人們自己用腦子想，這就已經大逆不道了，他還提出了自己合情合理的觀點：「我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王實味還把更尖銳的思想寫到了牆報上。他大聲疾呼：「黨內的正氣必須發揮起來，邪氣必須消滅」。」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話不敢說？反之，你是不是對『小人物』很善於深文羅織？要瞭解，軟骨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王實味的牆報被高高的懸掛在延安最熱鬧的地區。文章不長，但人們從四面八方川流不息的趕來，看的就是那短短的幾行字，那幾行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王實味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
王實味的這些言論和當時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與的》壁報上的其它類似言論一經問世，立即在延安引起轟動，一時間各學校、機關紛紛倣傚中研院，也辦起了各種類似《矢與的》的壁報。與此同時，各學校、機關「反官僚，爭民主」的浪濤正洶湧澎湃：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人員同情、支持王實味的觀點，研究院領導羅邁和張如心等成為眾矢之的；延安大學也出現了民主「一邊倒」的局勢。已經奉命停課，或即將停課轉入整風的各學校，和已轉入整風檢查階段的各機關，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動盪的局面，青年知識份子普遍要求「揭蓋子」和割領導的「尾巴」…… 這就是著名的「延安之春」。
從抨擊延安「歌舞昇平」的景象，到剖析等級差序制度的思想和歷史根源，進而再開出一付「民主」、「博愛」的療救藥方，王實味等人的這些言論讓毛澤東看後大為震驚！1942 年春，他本指望大大小小的王實味們把一把大火燒到王明、博古一類的「大尾巴」上，誰知他們亂燃野火，橫掃一切，竟把矛頭指向了他自己當時正全力追求實現的將全體黨員改造成「黨的（也即是毛的）馴服工具」的「宏偉」目標，指向了他一手建立的中共新秩序的基石——等級差序制度。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忍的！為此，他勃然變臉，全然不顧自己不久前也曾抨擊過延安「首長至上」的現象，大力鼓勵過青年知識份子「割大尾巴」的事實，決定拿王實味開刀後，殺雞儆猴，一舉扼殺青年知識份子要民主反官僚的自由化言論。
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看到《野百合花》後，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掛帥，還是馬克思掛帥？」他立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報社受到整肅。在親自前往看過《矢與的》壁報後，毛召集高干會議，決定拋出王實味作為靶子，將「自由化「打壓下去。
1942 年3 月31 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改版座談會上放出「反擊」的氣球，他抓住「立場」、「絕對平均觀念」和「冷嘲暗箭」三個問題，向延安青年知識份子發出嚴厲警告：有些人是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這就是絕對平均的觀念和冷嘲暗箭的辦法。近來頗有些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我們工作制度中確有許多缺點，應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絕對平均，則不但現在，將來也是辦不到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1942 年4 月3 日，也就是《解放日報》刊登毛澤東警告的第二天，中宣部正式發出有名的「四三決定」（即《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針對中研院整風出現的「自由化」傾向，特為「糾偏」而制定的。《決定》明確申明：整風必須在各部門的領導機關負責人領導下進行，不得以群眾選舉的方式，組織領導整風的檢查委員會；在檢查工作時，不僅只檢查領導方面的，而且要檢查下面的和各個側面的；每人都必須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四三決定」的頒布結束了短暫的「延安之春」。
4 月5 日，《解放日報》刊登胡喬木起草的《整頓三風必須正確進行》的社論，胡喬木在社論中指斥整風已出現了「不正確的方法」，再次重複毛澤東3 月31 日發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擊王實味是「從不正確的立場來說話」，譴責王實味等的「錯誤的觀念， 錯誤的辦法，不但對於整頓三風毫無補益，而且是有害的」。
王實味此時並不知風向已變，仍在中研院振振有詞，繼續發表情緒激昂的演說， 殊不知他已被毛澤東選中，即將被當作活祭推上燃燒看的火台，成為警嚇眾「猴」的一隻待宰之「雞」！
1942 年4 月7 日，在前一階段因遭到巨大的批評壓力，暫時退避一旁的羅邁遵循毛澤東的「反擊」部署，從容躍入前台。具有豐富的黨內鬥爭經驗且十分熟悉毛澤東個性的羅邁，為了向毛顯示自己的忠心，先將中研院出現的「自由化」與毛澤東的政治對手王明、張聞天掛起鉤來，再有條不紊、胸有成竹的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實味鬥爭。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實味的幹部，被驟然降臨的風暴嚇得不知所措，隨即為求自保，紛紛反戈一擊，或痛哭流涕檢討自己立場不穩，上當受騙；或義憤填膺，控訴王實味一貫「反黨」、「反領導」。一些人甚至作出與王實味「勢不兩立」的模樣，要求組織上嚴懲王實味。
1942年4 月20 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作的報告中，猛烈抨擊自由主義，他將自由主義比喻作「諸子百家」，歷數了延安「思想龐雜，思想不統一，行動不統一」的種種表現：這個人這樣想問題，那個人那樣想問題，這個人這樣看馬列主義，那個人那樣看馬列主義。一件事情，這個人說是黑的，那個人則說是白的，一人一說，十人十說，百人百說，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思想相當濃厚。毛澤東表示，一定要在整風中「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如果打起仗來，把延安失掉要哇哇叫，雞飛狗跳。那時候，「諸子百家」就都會出來的，那就不得了，將來的光明也就很難到來，即使到來，也掌握不了它。…… 總之，一定要搞，搞到哇哇叫也要搞，打得稀欄也要搞。這次報告中，毛澤東明確表明了他要肅清黨內自由主義的決心。
王實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斷升級，到了1942 年6 月，王實味的頭上已有三項「鐵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6 月初，王實味突發書獃子「異想」，宣佈退出中共，以為就此可以擺脫一切。但是，王實味又大錯特錯了，羅邁等絕不會允許王實味退黨，而是要將其開除出黨。他承認或不承認「錯誤」，更是無關緊要，他的歸宿早已由「上級」作了安排，作為一個難得的「壞人」標本，等待他的將是被捕人獄，即使王實味痛哭流悌，收回退黨聲明，承認自己的言論犯了彌天大罪，跪在中央組織部磕頭求饒，也絲毫無濟於事。1942 年11 月後，王實味已處於隔離狀態，失去了人身自由，1943 年4 月1 日，王實味被康生下令逮捕，次日被關押進中社部監獄，從此成了活死人。
他短暫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一九四四年，國民黨地區的記者來訪延安，王實味被弄出來見他們，他們見到的是一個機器人。記者魏景蒙寫道：「他重複說：『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對他的仁慈戚激不盡。」記者趙超構注意到他：「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據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
王實味的審訊者之一後來透露王實味說這番話是奉命，出於無奈，「他見了記者回來以後，非常惱火躺在床上，握緊拳頭，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一九四七年中共撤離延安時，王實味被帶上，途中被處決。
那是個漆黑的夜晚，他被大刀砍死，扔進一座枯井。那年他四十一歲。
經過「王實味事件」，全延安再沒一個人敢隨便說話了，更沒有一個人敢對黨說「不」了！
四
就像毛澤東自己所說的那樣，「整風運動」中，中共一手拿筆（教化），一手持劍（鎮制），文武兩手並行不悖，不但強制全黨進行「洗腦」，開創了「文字獄」的先例，還用「紅色恐怖」把延安變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人間地獄。
《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張戎夫婦寫道，1943年冬天，毛澤東和康生指控大部份國民黨地區的中共地下黨組織是「紅旗黨」，打著紅旗反紅旗，是為蔣介石服務的特務集團。這下，幾乎所有在延安的年輕志願者都成了特務嫌疑犯。他們都曾是這些地下黨的成員，或者是由這些組織介紹來延安的。為這個可怕罪名作依據的，只有一條口供，出自從甘肅地下黨來的十九歲的黨員張克勤。在七天七夜不讓他睡覺、輪番審訊的情況下，他終於說出了審訊者提示他說的話：地下黨是特務機構。
就這麼個藉口，毛澤東把幾乎所有來延安「參加革命」的志願者都當作特務嫌疑犯關起來。一九四三年四月，數千人被逮捕，關進黃土山深處為監禁他們新挖的窯洞。一處監獄坐落在中共克格勃(此時叫「社會部，)所在地棗園的後山溝裡，可關三千多人。被捕的還是少數，大多數人被關押在各自的機關或學校。所有單位全成了准監獄，封閉起來，由衛兵把守。毛命令各單位「實行放哨戒嚴，禁止會客及出入的自由」。做「獄卒」的是本單位的人，往往來自非國統區，通常只佔一個單位人數的一兩成。
把一般工作單位變成准監獄是毛的重要發明。在他未來的統治下，整個中國都將採用這種模式。在這件事上，他更勝希特勒、斯大林一籌，使同事一夜之間變成囚犯與獄吏。用這種方式，毛不僅讓人與人之間充滿可怕的緊張關係，還增加了直接參與鎮壓的人數，甚至施用刑法的人數。希特勒、斯大林搞這些骯髒事大多用的是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克格勃，地點在一般人看不到的鐵門後面。而毛的方式，不僅捲入的人多得多，也公開得多。
中共元老薄一波回憶道：「那時我母親也同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溝的一個窯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時，她說：「這裡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道怎麼回事。」我於是向深溝裡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個窯洞，關著約上百人，有許多人神經失常。問他們為甚麼？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後，看管人才無可奈何地告我：「他們都是「搶救」的知識份子，是來延安學習而遭到『搶救』的！」(當時把逼人承認是特務叫作「搶救」他們。)
毛澤東親自發出指示怎樣用刑效果最佳，當然不是直說「用刑」，而是用委婉名詞「逼供信」。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他說：運動中「一定會犯逼供信錯誤」，「糾正太早與糾正太遲都不好，太早則無的放矢，妨礙運動的開展，太遲則造成錯誤，損傷元氣：故以精密注意，適時糾正為原則。」毛這樣仔細，是因為他需要受刑者將來繼續為他服務。
對志願者所施的刑訊逼供，最常見的是不許睡覺，有時長達兩個星期。也有吊打、坐老虎凳一類傳統辦法。還有心理恐嚇，如嚇唬說不招就把毒蛇放進窯洞，甚至假槍斃。在沉寂的夜裡，遠遠近近的山溝，一排排一層層的窯洞，受刑者的慘叫聲傳遍延安。
與關押受刑相結合的是歇斯底里的坦白大會。志願者們一個個被推到台上，強迫承認自己是特務，「 檢舉」他們的同志。被檢舉的跟著被揪上台去，逼著認罪。在台下一片震耳慾聾的兇狠的口號聲中，不肯認罪的被當場捆起來拖走，押進監獄，或是上假槍斃的刑場。毛說這些坦白大會使人「恐慌到極度」。任弼時說，坦白大會「是一種極嚴重的神經戰，在某種意義上對某些人來講，甚至比任何刑法還厲害」。
死去的有上千人。自殺往往是唯一的解脫。有的跳城牆，有的跳井，有的把妻子孩子殺死然後自殺。自殺幾次才終於死去的為數不少，一個物理教師先吞火柴頭未死，再懸樑自盡。自殺未遂的人受到的無情待遇，從三五九旅政工幹部王恩茂的日記中可見一斑：「要一個同志來談話，因他坦白後大翻供，吃了一把碎玻璃，實行自殺，督促他寫檢討材料。」
自殺也是抗議的最激烈形式。一個受害者跳崖死去以後，他的同志們把屍體埋在審判官的窯洞對面，含義很清楚：讓死者的魂靈天天糾纏你們！
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延安生活的中心是審訊和受審，一個接一個的坦白大會，還有各種改造思想會議。用開不完的洗腦會來摧毀人的意志，將成為毛澤東統治的一大組成部份。所有休閒娛樂，像唱歌跳舞，都被停止。僅有的一點點個人獨處時間也不得安寧，那是寫「思想檢查」的時候。毛命令：「發動各人寫思想自傳，可三番五次地寫，以寫好為度」。「叫各人將一切對不住黨的事通通講出來。」
所有黨員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整了一遍，包括那些沒有直接受害的人。他們得被迫揭發他人：同事、朋友、丈夫、妻子，心靈上跟受害者一樣受到永久性傷害。人人都得參力口坦白大會，目睹可怕的場面。人人都生活在恐懼中，害怕下一個輪到自己。無窮無盡的「思想檢查」對每個人的隱私都橫加踐踏。多年後毛聲稱：在整風中他並不只是整了百分之八十的人，「其實是百分之一百」，而且「是強迫」。毛澤東就是這樣建立起了他的權力基礎。
顯然，抗戰時期毛澤東和中共在延安的上述所作所為與其在國民黨地盤內高調爭民主爭自由的言論可謂南轅北轍、背道而馳，是名副其實的對民主自由的踐踏和反動！那麼，中共當年究竟是真的在為民眾爭取民主自由，還是在玩弄兩面派手法，利用民主自由的幌子收買人心，與國民黨爭權？凡是有頭腦的人都不難作出正確的判斷。（本文部份內容系根據《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等書編輯而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