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8日報導】(中央社記者周永捷台北八日電)報禁解除二十年，但是台灣媒體卻被批評為社會亂源，傳播學者認為報禁解除以來的媒體亂象根源是威權歷史下的政治力與商業力激化，造成國家與媒體關係惡化，形成異化的「自由報業」，因此呼籲政府積極作為，確保新聞工作者的自主性，回歸媒體公信力，改造新聞媒體。
1988年一月一日報禁解除後，平面媒體百花齊放，由戒嚴時的三大張擴充為十大張，後來增加為十六張，再進一步擴充為二十大張，週末甚至發行三十餘張。台灣報業發展進入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但是隨著電視媒體的開放、網路興起，台灣報業逐漸走下坡。2005年迄今，已有中時晚報停刊、中央日報、台灣日報、民生報等七家報紙停刊。
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副教授羅世宏認為，台灣要成為一個真正民主的社會，必須要有真正民主的媒體；雖然台灣從1980年代開啟民主化歷程，媒體生態似有一線生機，但在報禁解除二十年後的今天，媒體非但沒有成為台灣民主化的助力，反而常成為民主化過程中的絆腳石。
羅世宏在「自由報業誰買單？新聞與民主的再思考」一文中表示，新聞媒體與台灣民主間的關係複雜多變，當前問題不在新聞自由太少，而是新聞自由的定義太狹隘，政府對新聞媒體太過放任，未能積極保障人民的傳播權利。
對於所謂的媒體亂象，羅世宏認為問題根源是台灣媒體在威權歷史下養成的政治與商業性格，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與消費政治化的影響，造成國家與媒體關係更形惡化，形成極度扭曲、「異化」的自由報業。
為使台灣民主與報業恢復生機，羅世宏建議政府部門應透過政策鼓勵部份商業報紙向「公共報紙」轉型，並設置「報業多樣性保護基金」；另外，應以政治或法律的制度性措施，確保新聞媒體的獨立性，增加新聞媒體監督政府的能力。
關於報禁解除後的媒體亂象，自由時報副社長俞國基在「媒體改造先從新聞從業者自主性開始」一文中提到，報業生態經過二十年來的演化，出現三種令人憂心的現象。
第一，媒體雖掙脫政治黑手的干預，但政治力卻化身為另一種操控型式—政客熟知媒體特性，隨時設定媒體追逐的議題，掌握媒體方向。
其次，媒體在激烈競爭下，為平衡財務，追求廣告收入，往往犧牲正義及公平，徹底商業化。
第三，由於閱聽大眾偏好低俗的八卦新聞，媒體便跟隨閱聽眾品味，提供這些題材去迎合他們的胃口。
俞國基認為，改善台灣媒體弊端的關鍵在於爭取新聞媒體從業人員的自主權，保障他們在媒體中不受政治力及董事會干預，發輝最基本的獨立評論與報導權；唯有從新聞自由的自主權開始做起，媒體才有可能追求新聞自由。
就媒體公信力而言，媒體公害防治基金會執行長盧世祥認為，報禁解除二十年來，媒體雖然自由了，但真相反而更難明白。
盧世祥在「解禁二十年媒體公信力不升反降」一文中提到，從1997年白曉燕綁架案，媒體為搶新聞、不顧人質安全，讓警方偵查工作陷於警明匪暗的不利情況；2002 年「舔耳案」，李慶安與某報紙聯手誣陷當時的衛生署長塗醒哲；以及某雜誌虛構「副總統呂秀蓮嘿嘿嘿電話事件」等，不僅使媒體自殘公信力，也傷害台灣年輕的民主體制。
盧世祥呼籲，亂象叢生的新聞界，不論在制度面或日常新聞處理上，都須反求諸己；不論是透過自律、道德勸服或法律規範，任何媒體改革最終都須回歸公信的基本面。
報禁解除迄今二十年，雖媒體開放競爭，讀者可獲得多元訊息，媒體環境較過去單一媒體控管時期進步許多；但不論是政治力及商業力的干預、媒體公信力不足，以及政府相關單位放任市場競爭等問題，在在攸關新聞媒體與台灣民主化的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