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治未病」雖言「治」，實際是預防疾病的發生，遏制疾病的發展。中醫「治未病」更多的是一種防病理念，其主體是「攝生」。
自《黃帝內經》提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以來，歷代醫家不斷實踐和深入研究，其思想得到逐步完善。隋代楊上善撰注《黃帝內經太素》，將「治未病」相關內容整理歸納，列於卷首，稱為「攝生」，像《宣明五氣篇》中的「五勞所傷」，即「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也收錄其中，提示要注意順養。
元代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專列「不治已病治未病」一節，提出明「攝生」以治「未病」：「與其救療於有疾之後，不若攝養於無疾之先，蓋疾成而後藥者，徒勞而已。是故已病而不治，所以為醫家之法，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攝生之理。夫如是則思患而預防之者，何患之有哉？此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之意也。」又說：「今以順四時調養神志，而為治未病者，……未曾不以攝養為先，始論乎天真，次論乎調神，既以法於陰陽，而繼之以調於四氣，既曰食慾有節，而又繼之以起居有常，諄諄然以養身為急務者，意欲治未然之病，無使至於已病難圖也。」反覆強調「攝生」。
明代張介賓撰《類經》，以「上古天真論」等篇中先輯錄攝生之道，如「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為養生之道；「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為治外之道；「恬惔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為治內之道；「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調於四時，像似日月，辨列星辰」等，為修身養性之法。在其「序」中說：「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曰『攝生』類。」認為「攝生」是治未病的主要內容。
「攝生」作為落實中醫「治未病」思想的主要載體，內容豐富，方法多樣。「攝生」以治「未病」與西方預防醫學相比，有其自身的特色和優勢。西方的防病之說，往往從微觀看問題，較為消極，強調病原體的作用，主張生硬的外部防禦，講究衛生，如絕對的無菌、消毒等。而中醫「攝生」之道，從宏觀的、整體的角度看待人體，重視發揮人的能動作用，增強自身的抗病能力，而且注意「未病」狀態的體質辨識，實行多樣的個體化干預手段，預防措施更為積極。筆者認為，明「攝生」，治「未病」，要把握攝生兩大法則，即和平和通達。
和平，即調和致平。和平法則，強調陰陽學說對攝生實踐的指導意義，主張攝生方法和攝生過程中的陰陽調和，以達到形體協調平衡而「治未病」的目的。《黃帝內經》認識到人的生命活動是以體內陰陽為依託，而體內之陰陽又必須與外界陰陽的變化相適應，生命活動才能得以正常進行。要保全生命，保養形體，必須做到陰陽平衡，人體內外協調統一。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陰氣自半」、「陽氣日衰」，人體內陰陽逐漸失去平衡，人也就逐漸衰老。而攝生的一個重要法則就是調和陰陽以阻止衰老，保持健康。朱震亨在《格致余論》中告誡攝生者，要「各自珍重，以保天和」。調和陰陽應該是「治未病」的基本原則，在人體生命活動中，「以保天和」、「以平為期」正是中醫攝生所要追求的境界。攝生和平法則的具體要求有動靜兼養、臟腑協調、藥餌調理和勞逸適度等。
通達，即暢通條達，包括血脈暢通、氣機條達、經絡疏和、關竅通利等。中醫學的整體理論認為人不僅自身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人體的臟腑、筋骨、肌肉、經絡等組織器官及其功能活動相互依存、相互影響，形成一個密不可分的有機體，而且人還與外界息息相關，既與天地自然相通相應，又同社會現實相融相感。所以，一個健康強壯的軀體必須處在一種和暢流轉的系統中，一個生機勃勃的生命應該處在一種交流溝通的環境中。可以說，人體各種組織器官的新陳代謝，各種功能活動的暢通條達是人類生命活動的主旋律。從實踐「治未病」思想的角度看，中醫攝生也始終貫穿著通達法則。中醫學認為人體具備像經絡等複雜而精巧的通道系統，通過各種通道，吸收營養物質，排除代謝產物，使氣、血、精、津、液等出入升降，濡潤宣達，流通一身。金代張從正主張攝生「惟以血氣流通為貴」，推崇「君子貴流不貴滯」。經絡疏通，氣血流暢，津液布揚，使人體生理功能處於活動有序的狀態。攝生通達法則的具體要求有六腑以通為補、行「舞」以宣導精氣、動搖以流通血脈、調息以暢達氣機等。
可見，中醫「治未病」作為醫學思想，需要通過「攝生」這個主要載體來實現，在「攝生」過程中要把握和平和通達兩大法則。
來源:中國醫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