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3日訊】先向許光泰老師致意，我在碩士班時曾旁聽過他在東吳大學法律學系開設的《中國大陸法律》課程，他的《中共法制論》於十幾、二十年前問世，至今仍為國內有關中國大陸法律的經典著作。謝謝他的啟蒙和貢獻。
許老師所寫的這篇文章，係以四川省攀枝花市二灘水電站的經營為探討個案，涉及到中國大陸公共行政管理與公營事業經營，特別是政府和企業角色衝突的問題，而以〈反壟斷法〉的規範精神展開破題和演繹。按二灘水電站是中央政府支持與投資的大型發電廠，規模僅次於三峽大壩工程，建廠目的是為了滿足四川省和重慶市的用電增長需要，股東包括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四川省投資集團公司和四川省電力公司，持股分別為48％、48％、4％。但建廠完成開始商業營運之後，卻面臨了其與四川省電力公司和重慶市電力公司間的競爭，後者分別由川渝省市政府控股經營，他們寧願買自家火力發電場的高價電，更不願提供電網讓二灘水電站輸電和配電，導致採取低價位策略的二灘水電站虧損累累。許老師把二灘有關問題的來龍去脈敘述和分析地很清晰，我不知道他是如何選擇這麼一個題目來從事研究的，這令我十分敬佩。
傳統政府的主要功能，是為了對公共價值進行具有權威性的分配。好的政府，能把公共資源不僅做有效地分配，還能創造出更多的利益來福國利民；公共行政管理的研究主題之一，則是考慮如何讓社會資源的分配或創造能夠有效率，政府的功能、任務不可取代的有哪些，而有哪些事情，經過損益比較後，認為可以讓民間第三部門或企業來分擔，會比政府做得更好。
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傳統國有企業、省有企業從政府管理部門獨立出來成為盈虧自負的企業法人，但又被課以某種程度的社會責任。無論如何，公共服務的目的終究是為了為人民服務，但到底人民是否受到服務和照顧，則不論是從何種途徑，總要有個機制去了解民眾真切的需要。這個機制可以是選舉，也可以是民意調查。企業則不同，企業是為了「追求利潤」而存在，要為股東創造最大的效益。政府借用企業家精神來進行體制改造，就是要使公共服務的生產更有效率，而不是要讓政府變成企業體，與民爭利。
以二灘水電站的個案為例，雖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嘗試引進企業家精神進入公共電力經營項目，可是我們看到的實踐結果，卻不是提高效率，而是當事的地方政府變成「企業家」。從公有企業的改革來說，追求自身企業生存利益的四川省電力公司和重慶市電力公司作法是合理的，可是從四川省和重慶市人民的立場而言，他們消費的卻是高價的火力電，其間更因為川渝電力公司的地區封鎖和行政壟斷而由川渝政府實際賺取了超額的利潤，而問題更在於，這些超額利潤有沒有真正回饋到川渝政府的地方建設上，換言之，四川省和重慶市把人民的錢從左手用買電換到右手，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增加省庫收入，但其實是不當地超收「電稅」，如果川渝地方政府有意透過電力壟斷的暴利來作為其社會價值重分配的操作槓桿的話，只要能夠證明最終是用於民間福利的增加或改善，────政府職能市場化或民營化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強化公共服務的效率，那我們還能接受，否則就是公權力對人民的掠奪。但要如何證明？省和市人民代表大會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如何？國民如何去反映他們的意見？許老師的個案研究找出了問題，那他們的人代會和老百姓也看出了同樣的問題嗎？
在川渝的電力體制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地方保護主義心態的影響。但這種地方保護主義又有其問題，我們要問，它們所要保護的地方利益是什麼？誠如許老師所言，地方利益「綜合起來應該可以包括地方政府組織整體及其部門利益、地方政府官員利益、地方企業利益和當地人民的利益」，拚地方經濟是當前地方政府執政重心之所在，也是當地人民對地方政府的付託，但地方經濟帳面數字的增加，就是地方利益的增加嗎？有沒有其他解讀的可能性，究竟利益如何界定，如何處裡？許老師一針見血地指出：「以公共利益作幌子只為了謀取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以權謀私，反而損害人民（消費者）的利益，這恐怕不僅不符合政府『公共人』的角色，可能還會讓人誤認所謂公共利益就是政府自身利益而已」。政府引進企業經營手法的結果，背離了政府公共服務的目的，這是政府及其人員的自利行為，跟企業家政府的精神毫不相干。
我私心希望，許老師的後續研究，能把川渝當地有關本案的輿論或民意呈現出來，因為從這一點，才能看出川渝的民間社會力是否隨著經濟發展而已然形成，而這才是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敗的具體指標。
（本文原為作者在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國經濟社會研究所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八日假該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之《兩岸治理與公共政策》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由主辦單位整理初稿）
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九時半
於新竹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研究室@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