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黑白電視開播以來，在資訊貧乏的六零年代，可以說，台灣人曾經透過莊靈的攝影機豐富了生活，而莊靈自己，則透過相機記錄人生行旅中的足跡和感情。
莊靈在臺視工作三十六年，與張照堂、余如季是「老三臺」（臺視、臺視、華視）時期最知名的電視攝影記者。莊靈自一九六五年考入開播第三年的台視擔任第一線的攝影記者，直到一九八九年調任新聞行政組長為止，許多國內外政事報導、運動賽事、文化活動乃至異國風光，透過莊靈的鏡頭進入了民眾的家庭生活。當時台灣尚未開放出國觀光，莊靈因為工作的關係提著攝影機跑遍五大洲，一跑就是二十四個年頭，在緊湊的採訪之餘不忘伺機抓拍照片。
時光回到一九五三年的台中市繼光街上，一位理著平頭、穿著「台中一中」卡其制服的男孩放學後急急地走入明美照相材料行，從老闆手中接過三捲沖好的底片，剎時心涼了一半，上面都是斑斑點點的影像，第二捲打開仍是同樣的命運，男孩有點慌了，這是他和全班同學在初中畢業前夕到獅頭山旅行的紀念，器材借自父親同事譚旦冏的YASHICA-D型120雙眼相機，底片還是自己積攢零用錢買的，男孩陷入思索這下該如何向同學交代？沒想到第三捲打開赫然出現一張清晰的負像，四名同班好友或站或蹲在石階上，頭上還有逆光造成的光環效果，男孩不禁信心大增。這是莊靈拍下生平第一張攝影作品的經驗，自此深深為攝影著迷。
莊靈成長於一個充滿藝術氣息的文人家庭，其父莊嚴精研各體書法，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對中國古代藝術史蹟有著淵博學養。耳濡目染之下，莊家四兄弟在各自的藝術領域學有專精，大哥莊申是中國藝術史學者，二哥莊因是文學家，三哥莊吉吉為專業畫家，莊靈為專業攝影記者與攝影家。
莊家與故宮歷史有很深的緣份。莊嚴在抗戰期間護運故宮文物離開北京輾轉西南各省，及至大陸淪陷，十歲的莊靈與家人隨著父親護送第一批故宮文物來台，一九五零年故宮文物庋藏於霧峰鄉北溝村的山邊庫房，莊家和其他故宮職員便與國寶毗鄰而居十五年，一九六五年故宮遷至台北外雙溪現址，莊家亦移居台北。
與大師交會
當時霧峰北溝庫房有一間木造攝影室，由中博組主任譚旦冏掌理，平時用大型相機和軟片拍攝文物，並於暗房中沖曬、印放，由於興趣的指引，莊靈每逢寒暑假必定跑到攝影室看譚旦冏工作，由於是相熟的長輩，莊靈也就放膽地問東問西，基本的攝影技術就從這間小小的木造房子裏問出來。
攝影大師郎靜山和莊嚴是老友，郎氏以中國傳統繪畫意境獨創「集錦照相法」蜚聲中外，一九五三年中國攝影學會在台復會，其後郎氏每年都到北溝探訪，有時帶來一兩張在暗房放製的集錦攝影作品。莊靈回憶當時放學回家一看到郎氏的作品就非常喜歡，這幾張作品的構圖和取景深深影響年少的莊靈。雖然兩位父執輩並未真正手把手教莊靈如何攝影，他們啟蒙了莊靈窺見攝影的堂奧，而莊靈無師自通的實攝演練則是從高中時終於擁有一臺相機開始。
一九五五年教育部邀莊嚴、錢穆、毛子水、黃君璧、凌鴻勛等人組成教育訪問團赴日參訪，莊嚴在兒子央求下，果真帶回一臺Minolta-A型的三十五糎小相機，讓莊靈樂得幾天睡不著覺，當時還沒有單眼相機，小相機的鏡頭小且無法更換，但是莊靈很滿足，無論是家人或北溝村的一景一物都是取材對象，想表現的畫面全靠自己想辦法將相機的功能發揮到最佳，一點零用錢幾乎花在買膠捲和沖印照片上；甚至曾經為了拍一幅田地收割後清空皓月的空曠景象，莊靈在黃昏的田野來回逡巡，只為了找到一棵蒼勁的枯樹陪襯。
往後的半個世紀，莊靈將生命的熱情傾注於攝影世界。今年夏天在台北國父紀念館「靈視七十」回顧展上，莊靈談起攝影始終興趣盎然，他說：「藝術創作是沒有終止的，只要你有興趣、有意願、有體力，那你會不斷的走下去。」
攝影之技與藝
莊靈的攝影技術是靠自己慢慢摸索出來的，從高中時代起，莊靈拍攝之後必定記錄當時所用的光圈、快門，待照片沖出來後就比對記錄，找出優缺點加以改進。莊靈認為初學者容易忽略這項基本功，基本功就像紮馬步，要紮得很穩才能修練出高深功夫，尤其同一題材可以反覆取景，達到熟能生巧。
台灣攝影界曾以中國攝影學會為主，獨尊擺設優美之景物，及至社會寫實攝影興起，以為攝影只能為社會服務、揭露現實黑暗面，西元六零年代西方的現代主義吹進台灣藝文界，影響所及產生以抽象和自我表現為主的現代攝影，三種風格之攝影家間彼此涇渭分明。
莊靈整理自己所有作品歸納出幾個主題，事實上這些作品都是他在自然的狀態下完成，拍攝之時並未刻意強求某種特定的攝影風格，反之，攝影家應思考如何形成自己的風格，最後才會濃縮出幾個面向。意即，攝影家在創作上應獨立思考與反省，作品才能顯現出獨特生命力與精神面貌。
莊靈為藝文界長輩朋友所拍的影像，體現出人物真實自然的性情；更以攝影表達對父母唯藝術追求、生活趣味、親情是尚的感念，並按妻子陳夏生的建議，在紀實影像旁補充簡短文字，使觀者頗為嚮往傳統文人質樸溫厚的精神。
攝影之意
作為攝影記者，運用鏡頭快速、正確掌握真實新聞事件，倚賴莊靈在專業判斷上的經驗直覺；作為攝影家，透過鏡頭凝住人生的瞬間，卻是莊靈從不間斷的藝術追求。看似兩種迥然不同的攝影器材和作品特質，在莊靈眼中已然化為同一心法「求真」，從最早初學攝影的領悟到新聞訓練養成求真習慣，莊靈整理自己不同年代關注的題材，發現「攝影應求真實與自然」的信念早已貫穿至今。
攝影家出版社創辦人阮義忠曾評論莊靈的作品與台灣的文化現象，他認為台灣的文化活動向來都有極端化的趨勢，大部份創作者缺乏自信而隨波逐流，台灣攝影界也多少有此現象，莊靈卻從未在攝影創作上趕流行，「攝影之於他，始終如同書法之於中國文人一般，是一種修身養性的功課」。即使面對同樣的素材，創作者的人生歷練和技法掌握程度，卻使作品如倒影般映照出大千世界與其內在心境。
回顧半世紀的攝影生涯，莊靈經歷沙龍、現代、紀實三個攝影風格各自爭鳴的時期，對於孰優孰劣，莊靈始終抱持寬闊的態度欣賞與評價，然而這些界限卻未曾對他產生羈絆，或許是心境上已然超脫表象的形式而進入創作者性格與人生閱歷的梳理。
「藝術工作者除了藉創作表達意見與關懷，或許更該從自己做起，認真實踐想要在作品中傳達的善良理念。」如同阮義忠之言，「莊靈的人物作品能映出中國人傳統倫理道德，其溫厚氛圍隨著歲月沉澱而越顯芬芳。」◇
守護故宮文物的老宮人
一九二四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出宮後，莊嚴（字慕陵）甫自北大哲學系畢業，在沈兼士教授推薦下進入清室善後委員會擔任事務員，一九二五年雙十節故宮博物院成立，至莊嚴一九六九年從故宮副院長職務榮退，前後四十五年間他從未離開故宮一步。
莊靈回憶父母那一輩的文人，「衷心的懷念與感佩」。莊靈說，父親對於文物的感情用心之深，對中華文化藝術用功之勤，一輩子牽掛的就是如何守住文物而不讓這些瑰寶受到傷害。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攻陷山海關，平津震動。二月莊嚴奉命將安定門內國子監兩廡的秦代石鼓包裹裝箱，和故宮文物一起南運，又大又重的石鼓因年代久遠極易損壞，莊嚴請教大收藏家霍保祿，根據霍氏密方，乃將薄軟的濕棉紙用鑷子填入石鼓因風化產生的裂縫中，仔細填實後再層層包裹綑綁，費時一個月完成包裝，抗戰時這批石鼓先由陸路運上海，後轉南京，一九三七年對日抗戰爆發後再經陜西運到四川，直至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石鼓從四川經湖北江西回到南京，後莊嚴護送第一批故宮文物來台，而未開箱的石鼓留在大陸，從此再無法得知石鼓的情形。
莊靈在〈台北故宮的故事：莊嚴與南遷國寶〉一文記述，父親常懸念石鼓的保存情形，每每思及便寢食難安。多年後，莊嚴的長子莊申任香港大學藝術系主任，某日寄回一張照片，談及《遐庵談藝錄》作者參與一九五六年石鼓開箱情形「啟箱則氈棉包裹多重，原石絲毫無損……」，莊嚴讀畢內心激動不已，其於《山堂清話》書中寫道：「當我看完這段文字之後，不僅如釋重負，內心更為之狂喜不已，四十多年來對於這批國寶之運遷與維護，終於得到圓滿的交代。」
莊嚴作為一名國家公務員對於國家寶物盡忠職守的道德光輝，足以為後世典範，其對中華文化的貢獻更是令人景仰。◇
──轉自90期《新紀元周刊》
http://mag.epochtimes.com/092/5383.htm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