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4日訊】「風雨送春歸，飛雪迊春到」。用毛澤東這兩句詩來形容50年前的1957年跨入1958年倒十分生動、形象、準確：五七年是「腥風血雨」之年，五八年是「冰雹狂雪」之年。儘管他一生好話說盡，壞事做完，總還箕給中華民族留下不少的「精神遺產」，諸如「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它就不倒」以及「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因而才有了更大一筆「政治遺產」—全民說謊的1958年，也是中國假話的開創年。假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是連續三年大飢荒，活活餓死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多條鮮活的生命！時至今日，我們仍在假話中生活。
1957年「反右鬥爭」前，作為大多數中國人不能不說真話，「反右鬥爭」後的1958年，面對「三面紅旗」的「大躍進」，大家不能不說假話。不說假話就辦不了事情、升不了官；不說假話就當不了科學家、作家、詩人、教授、勞模、先進工作者；不說假話老百姓休想活下去，輕則批判鬥爭，重則啷鐺入獄。於是，整個中國像瘋了一樣全在說假話，共產黨帶頭倡導說假話，各級黨政領積極製造假話，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和各省市縣媒體，拚命傳播假話，科學家用「科學數據」肯定假話，文豪巨匠用小說詩歌讚美假話，大大小小機關幹部執行貫徹假話，誰個不說假話，能不說假話？儘管本人已身為「賎民」，仍參予了這個全民說假話大軍，不然何以幸存於今日？有著五千多年文明歷史的中華民族，有著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無論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省市縣委書記，都是名符其實的「說謊英雄」、「作假模範」，此風一直相沿至今，不然何以有「強迫遺忘」諸多絕技登場？君不見，「餓殍盈道鳥無樹，相食人肉說豐年。」
究其禍源，那一場「反右鬥爭」的政治運動，受到傷害打擊的不是五十多萬爭民主求自由的知識分子，而是打斷了中華民族敢講真話的脊樑，開創了「以言治罪」集體坃殺的歷史先河。於是，在中國的政治圈裡出現了這麼一個怪現象：一大批說真話、幹實事、有能力和剛正不阿、品性端莊、真誠熱愛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志土人仁，受到迫害而淪為「賎民」，而另一大批見風使舵、吹牛拍馬、阿諛奉迎、趨炎附勢的嗜利小人，卻受到重用提拔，加官晉爵，妻榮子貴，位居要津。代之而起的是說假話、做假事、造假貨、賣假藥，從中央到地方，從紅牆內到紅牆外，再沒有人敢對「偉人」心存置疑，更沒有人敢對共產黨工作上所出現的偏差說三道四。如果誰存置疑，誰說三道四，「前車之賤（鑑），後車之覆」，在恭候閣下「光臨」。
歷史的進程如同擺弄棋子那樣隨心所欲，毛澤東所有盲動的政治行為都是遵循著共產黨「一元化領導」的結果：即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中央服從毛—個人意志的統治獨裁。自此，他成了至高無尚的神，說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全中國在他掌控之中，好像在他治下的國家是個麵糰，想怎樣捏就怎麼捏，想怎麼玩就怎麼玩。這就是馬列主義「理論家」發現的「真理」：「思想政治勝利之花，必然結出豐碩的經濟之果」。這個果就是「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1958年2月12日《人民日報》在一篇社論中說﹕「全民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給我們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政治條件。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的勝利，不僅粉碎了資產階級右派對黨對社會主義的倡狂進攻，進一步鞏固了全國人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團結，鞏固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而且進一步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鼓舞了廣大幹部和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幹勁。經過整風運動，許多人過去認為根本辦不到的事情，現在很快地就辦好了；許多過去長期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很快地解決了；許多原來想不到的好辦法，現在群眾都想出來了；許多過去沒有被發現的潛在力量，現在不斷地被發掘出來了。在黨的領導下，我國人民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種無堅不摧的力量，是我國國民經濟新的躍進發展的基本動力。」這之後的５月５日至２３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會議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認真貫徹執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爭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
毛澤東在會上講話一再強調「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做的創造精神」。很快在全國各條戰線上，迅速掀起「大躍進」高潮。這條總路線完全是人為的主觀臆想，毫無任何科學依據，就像作家在憑空編寫小說，詩人在亭子間寫詩。接著，在５月２５日，中國共產黨八屆五中全會討論１９５９年的國民經濟計劃以及當前的工業生產、農業生產、農村工作和商業工作等問題。會議確定一批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宣佈１９５８年要生產鋼1070萬噸，即比上年鋼產量翻一番。會議還討論和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並說「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6月，毛澤東在薄一波的《匯報提綱》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在同年9月5日的第15次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作了明確的肯定﹕「幾億勞動群眾，工人農民，他們現在感覺得心裡通暢，搞大躍進。這就是整風反右的結果。」在這之後的四天，毛澤東又在中央書記處電話會議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標只能超額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書記處又召開電話會，要求要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要以「一天等於20年」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這還不夠，在９月１３日至２０日人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文藝創作座談會，在會上提出「創作和批評都必須發動群眾，依靠全黨全民辦文藝。」與會者表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一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等方面也要「大躍進」，「放衛星」。１０月，在全國文化行政會議上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詩，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的局面。於是，在「精神變物質」的鼓噪下：「三面紅旗」（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在神州各地高高飄揚，蔚為壯規：敲鑼打鼓出工幹活，揹著背包上山採礦煉鋼，土高爐遍地燃火冒煙，成熟莊稼爛在田裡無人收割……
為什麼毛澤東這一系例反歷史、反科學、反自然規律的瘋狂行為，竟然在全國通行無阻呢？因為反右派以後再沒有人敢於站出來講真話了，大多數知識分子不但沒有脊樑，不少人反爭著去做倀鬼。所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偉人」才可以隨心所欲，信口雌黃地胡講一通：「右派、中間派說外行不能領導內行。只有內行才能領導內行，可不可以這樣說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處於被動地位，大多數共產黨員、工人、農民都不是專家。過去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批駁右派不繫統，講得不透。為什麼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因為人人既是內行，又是外行。世界上一萬種行業，一萬門科學技術，每人只能精通一行一門。一萬行中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說人人是外行。做領導工作，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有點常識，是必要的。但是要熟悉得很，成行家，是不可能的。因為有許多工程師、教授看我們不起，我們也覺得自己不行；硬說外行領導內行很難。要有點道理駁他們，我說外行領導內行是一般規律，內行領導外行是很難的。」
中國歷史就這樣走入一個新的拐點：「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所謂的「三面紅旗」，就這樣寫進中共「光輝」「偉大」的決議裡。縱是開國元老、國家主席，也只能默默無聲低眉以應。在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歲月，凡對「三面紅旗」持異議的反對者，被殺被戮的何止千萬！
「大躍進」的要害是反對科學和自然規律，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人的意志可以改變一切。胡說什麼「一天等於二十年，共產主義在眼前」；「世界上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螞蟻啃骨頭，茶壺煮大牛，沒有機器也造出火車頭」；「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以及「人定勝天」等，似乎太陽的起落都可以聽人的指揮，因而才有廣西「水稻畝產十三萬斤」，四川「豬兒長得比牛大」，河南信陽「包穀捧子刺破天」，廣東「一畝地產蕃薯二十萬斤」，等等。這些假話謊言，公然刊登在中共大小機關報上，還外加科學家的「科學」論證。我想今日回頭去翻閱這些報紙，縱是戈貝爾也會感到臉紅。毛澤東的製造的謊言帝國，誰與能比？
「大煉鋼鐵」就是不從實際出發，盲動加蠻幹，傾全國之財，竭全民之力，毀千年之樹，留亙古之災，村村架高爐，縣縣溶鐵水，家家獻鍋灶，戶戶折門板，不分日夜把農村丁壯驅趕到荒山野地挖取礦石，長年累月不准回家，吃在工地，睡在工地。提出的口號是：「傾家蕩產，大搞鋼鐵」；「無煤也煉焦，無焦也煉鐵」；「掀起一二五十（即日產一萬噸鐵、二萬噸焦、五萬噸礦石、十萬噸煤）運動」。致使田無人耕，地無人種，熟透的莊稼稻穀爛在田地裡，造成慘重的人為災害，很快饑饉遍於中國。赤地千里，人相而食，七千多萬中國人民活活被鋨死。真是慘不忍睹，慘不忍睹……
政經合一的「人民公社」，使幾千年自然有序的中國農業經濟又回到落後黑暗的奴隸制社會。在「一大二公」的推動下，迫使千家萬戶的農民不但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還失去了一切生產與生活資料，再沒有能力和權力養豬養雞養狗，自此不再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橋流水人家」田園美境，也再沒有「阡陌縱橫，雞犬相聞」的諧和畫面。千百萬農民均是綁架式的出工，勞動所得全變成「公有財產」，人身自由被徹底毀滅與剝奪，一個個全是會說話的牛馬，誰還去極積勞動耕作？
由於「三面紅旗」所帶來的災難，中國從1959年初不少地方就出現因營養不良的水腫病，很快漫延到全國，大批大批非正常死亡人數急遽上升，這就是當今中共主流媒體眾口一詞的「三年自然災害」。有沒有災害這是一個歷史的事實，想編造編造不了，想掩蓋掩蓋不了，凡是那個年代走過來的人，看到的那個年頭，哪一年不是風調雨順，柳暗花明？哪一天不是月朗星疏，蘭天萬裏？但卻死了很多很多的人，都死於一個病—水腫病。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至今三緘其口，秘而不宣，嚴密封鎖，惟恐外洩。
一九八三年國家統計局報經國務院批准，才在這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鑑》中，第一次向國內外公佈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每個年度的人口變化的數字。這數字一公佈，立即引起全球的注意，西方幾十個大通訊社都突出報導了一九六0年人口總數比上年淨減一千萬的消息，共同社說「這是和平時期最大的人口事件」。接著，一九九一年八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胡繩主編、鄧小平題寫書名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一書出版，以無可爭議的權威事實指出：「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左】傾錯誤的一再發展……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僅為三千四百億斤，比一九五八年實際產量四千億斤減少六百億斤，而當時卻被估計為五千四百億斤……由於估產偏高，當年徵購糧食反比上年增加一百七十三億斤，達到一千三百四十八億斤，超過實際產量的三分之一。一九六0年糧食產量進一步降為二千八百七十億斤，比一九五九年又減少五百三十億斤，跌落到一九五一年的水準。……一九六0年同一九五七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減少了百分之十九點四，其中農村人均消費量減少百分之二十三點七。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百分之二十三。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百分之七十。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大於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一九六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一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一九六0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千分之百，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原來希望快一些讓人民群眾過上較好的日子，結果卻出現這樣令人痛心的事實。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見該書第368至369頁）
中外民間學者對大躍進餓死人的數字進行了堅持不懈地研究，比較公認的數字是三千萬左右。歷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樹基的研究成果《大饑荒：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的中國人口》（原刊於《中國人口科學》二00五年第一期，後由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於二00五年出版）。這個研究成果是以省縣地方誌、關於人口變動的統計數為基礎的。作者自述引用地方誌一千零五十種，立論客觀，數據紮實，接近真實地反映了三年大躍進全國餓死人的真實情況。
二00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對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的解封。這是官方正式內部公佈的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權威數據：
一九五九年，全國十七個省級地區，有五百二十二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萬八千多人。
一九六0年，全國二十八個省級地區，有一千一百五十五萬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萬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一千三百二十七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萬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區有七百五十一萬八千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萬八千多人。
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
這個數字與民間學者的研究成果互為印證，說明民間學者的調查研究是實事求是的，並無跨大抹黑之意；官方數字是以當時的歷史統計資料為基礎的，稍高於民間統計數字，說明官方公佈的數字是實事求是的，無文過飾非之心。〕
1984年《大自然探索》第十期陳玉霞、高建國在《中國歷史上死亡一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的時開特徵》一文中作過統計：一九四九年中共上臺執政之前兩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發生二百零三次死亡萬人以上的重大氣候災害，先後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萬多人。而三年「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人數是三千七百五十五萬八千人。非正常就是不正常，為什麼不正常？這就是「三面紅旗」—「大躍進」、「大煉鋼鉄」、「人民公社」所帶來的偉大「戰果」。這個戰果就是全民不得不說假話的「戰果」，也是「反右鬥爭」的「勝利品」。為此，中國歷史應大書特書一筆：1957年的「反右」，開創了1958年的「說謊」，兩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這就是我們中國歷史的「光輝一頁」！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