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3日訊】【新世紀特稿2008年元月2日】「文革」初起，紅衛兵燒殺搶掠，肆意妄為。這些無法無天者由於權力中樞支撐而鬧得天翻地覆，令人驚恐莫名。說不準什麼時候抄家、罰跪、挨打、喪命會落到自身頭上，毫無保障的恐懼感籠罩在社會上空。年過古稀的梁漱溟先生自然不能避免這樣的突然襲擊。且看他的自述：
「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門，問是淮，只敲不答，來勢洶洶。我親自開門，一看是許多十多歲的中學紅衛兵。我立即說，你們是來檢查『四舊』的，請吧。領頭的一臉怒氣，大聲訓斥：什麼檢查，我們是來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住，回答說：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為之吧，翻抄什麼都行。」「接著便是翻箱倒櫃，搜遍了每個角落。他們把所有書籍，除了幾本毛主席的書和馬列經典著作外，其他的書便撕的撕，燒的燒。由於太多，來不及翻看，便又查抄運走。他們還呼口號，罰跪，打人。我的內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最使我痛心的是紅衛兵燒了我家三代的藏書、手稿和字畫！」「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罵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還有我自己保存的從戊戌維新到東西文化論戰的各家手劄以及其他書籍，統統堆到院裡付之一炬。」「當紅衛兵們搬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足夠了，用不著這些封建老古董。」「紅衛兵們燒完我家的古籍字畫，發覺我家有電話，而且院落也不小，一個頭領立即宣佈：『我們的司令部就設在這裡，整個院子我們都佔領了！於是他們又把我家的日常用具從北房、廂房扔出，同時一夥人把我拉出去遊街、批鬥。待遊鬥回來，便把我關在南房的一間小屋中，一連被折騰了二十多天。」「該砸的都砸了，該燒的都燒了，該鬥的也鬥了，只有人還在。我自信墨寫的字可以燒掉，但人的思想是燒不掉的。那麼我成天面壁而坐，為什麼不能重新提筆呢？於是從1966年9月21日開始，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憑著記憶，我動手寫作《儒佛異同論》，每天寫一千多字，全文四萬字完成後，又接著寫《東方學術概觀》……」（《梁漱溟問答錄》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2頁）
一般人遭遇這種厄運，皮肉之苦已使顏面喪盡，家傳文寶被毀更會痛不欲生。而這位古稀梁老卻看得平淡，甚至自解道：如真是「革命」需要，燒掉也罷。居然能夠在混亂無比的世道，心靜如水，把筆構思純學術性的《儒佛異同論》，每天千餘字；全書4萬字，在外界打砸搶燒抓聲中，單憑記憶組合而成。這是當時知識界絕無僅有的事例，堪稱奇蹟。
梁先生為什麼如此特立獨行呢？他是位學者，23歲即以《究元決疑論》名噪一時，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大任教。他執著於東方文化，於28歲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將西方文化與中印文化作了比較，開東西文化比較之先河。晚年出版《人心與人生》，對東西文化特別是對中國儒學及人類心理學作了進一步闡發。梁先生作為頗具影響的儒家學者，對佛法亦有深刻研究，集儒佛之比較而成《儒佛異同論》，闡述了它們出世與入世的機理。他相信中國文化將啟示世界的未來，因而推動了現代新儒學的研究。這些學術成就使他的文化思想越出國界，遠播海外。他珍視自己的學術思想的貢獻，他說，「『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為我一生的使命。」（見前注，第83頁）所以，他視自己的學術思想如同自己的生命，由此才能把身外之物視若虛無。為什麼三代遺留文寶、自己研究所需遺存付之一炬而能鎮定自若，在大亂中憑記憶完成《儒佛異同論》，從這裡似乎找到了問題的答案。蘇軾在《留侯論》中說：「匹夫見辱，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梁先生沉緬於《儒佛異同論》，正是「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的表現。
拋卻眼前得失、榮辱，視世事為無形、無物，只醉心於自己所好的精神，概而言之就是「雖千萬人，吾往矣」。梁先生不僅將這種精神用於學術研究，而且貫穿於對社會問題的態度。他19歲參加同盟會，剪掉辮子，立志革命。張勳復辟，段祺瑞誓師討伐，討逆檄文就是出自梁漱溟手筆。以後軍閥混戰，梁撰寫《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鼓吹組織國民息兵會，自費印刷數千冊，廣為散發。抗戰勝利，他參與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主持民盟所辦《光明報》，奔走於國共和談。他代表民盟提出：國民黨在政治上讓步──實施憲政，共產黨在軍事上讓步──交出軍隊。一時，這一呼聲甚高。梁先生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在國共兩黨軍事力量面前得到充分顯示。當國共內戰已見分曉，中共懲辦戰犯的條件已經公佈時，梁先生在重慶《大公報》分別發表致國共的公開信。對國民黨，要求高位者一律隨蔣下野，閉門思過；要求組織國共之外的五至七人調查「破壞和平、造成內戰」的責任者，公開審判，「作出歷史定論」。對共產黨，他指出：「第一、武力雖然可能帶來統一，但到那時既沒有『聯合』，也沒有『民主』。武力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武力統一不可能有民主；第二、不要聯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統一穩定下去，如同布爾什維克在蘇聯，我並不是不歡迎──我歡迎。」這些意見堪稱卓爾不群，獨樹一幟。旋即發表《答香港罵我的朋友》，明言：「今天知道共產黨要來了，而我對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產黨的天下裏，我就非小心不可。」「和而不同」、「小心應對」表示他的認識是清醒的。
他一旦依附中共，話語權即被剝奪。1953年他提醒中共注意農民生活困苦，本是實情的反映，卻遭到毛澤東一場流氓式謾罵：「殺人犯」、「野心家」、「偽君子」、「反動透頂」！梁先生不怕威脅，力請毛表示「雅量」，結果被轟下臺去。（其實，直到1955年，農民吃糧問題仍未緩解。黃炎培、彭一湖均上書反映，中央警衛團不少戰士也有回鄉調查報告證實，人民日報接到讀者來信告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要求農民少吃、吃稀。這些都載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五冊。）「文革」後期，全國政協學習小組討論「憲法草案」。別人都說好，好，好，只有他冒險進言：林彪作為接班人寫進憲法「不甚妥當」，一國不設元首（主席）不知為何。很平淡的兩點意見卻使四座大驚，認為是「現行的反動言論」，「要在外頭講，當場就會被批倒鬥臭，砸個稀巴爛的。」召集人決定向上反映，聽候處理。後來，批林批孔，全國政協學習小組又是一通批，批，批，梁先生本不想發言，但沉默是不允許的。「退路沒有了，我答應作準備。這期間，忽然傳來消息，說江青在首都體育館鼓動『批林批孔』、『評法批儒』時，還捎帶批判我，怒斥『梁漱溟何許人也』云云。不幾天聽錄音，貼大字報，證實了這個消息。江青的這一炮，反而增加了我非說話不可的決心。」（「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分兩半天約8小時，作了長篇發言，總旨是「不批孔，但批林」。他認為林彪並沒有路線，「不敢見人的，不是路線」，「林彪就是一個鬼，他夠不上做一個人，沒有人格，這就是我對林彪最嚴厲的批判！」如此，招來的是橫七豎八的批判：「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衛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賢孫！」「梁漱溟對抗『批林批孔』運動罪責難逃！」從一二十人的小組上升到一二百人的大會，歷時一年之久。主持人一再問他的反應，「我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在座者啞然，轉而是群情激憤，不可抑制。（見前注，第175-184頁）從此，「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與陳寅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馬寅初之「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與呂熒在一片聲討胡風聲中力言「胡風不是反革命」，彼此交相輝映，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脊樑。讓我們永遠記住他們，尊敬他們！
孟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自我反省，若理直氣壯，雖有千軍萬馬阻擋，我也勇往直前，決不退縮！）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