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自由亞洲電臺記者含青採訪報導)中國官方的基督教協會會長曹聖潔日前在北京談到有關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外國人到中國傳教的問題時表示，中國教會堅持「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方針，外國人在奧運會期間到中國傳教，應該遵守中國的相關法律。沒有中國教會的邀請，在中國從事宗教活動是不合適的。就此，記者含青邀請在北京的中國基督徒李柏光律師和獨立評論人士劉曉波進行討論。
主持人：首先請李柏光先生對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曹聖潔他說的這一番話：「外國人藉奧運到中國傳教必須守法。」您對這個怎麼看？
李柏光：「曹聖潔會長他作為一個行政官員，他說這番話我想他是從中國的法律和政策出發，我們可以理解。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曹聖潔會長他沒有引用中國憲法關於宗教自由的這種說法，他只引用了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法規，他忘記了中國憲法第36條，關於中國國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一個規定。
憲法36條怎麼說？它說：『第一，中國國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第二，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國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也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三，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第四，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是外國事業的支配。』
但這個條款裡面，包含一些人類普世的價值，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與中國自己所簽署加入的聯合國人權公約有一些相牴觸的地方。但總體來說，中國的憲法，在很大一部分，對於國民宗教信仰成作了一個最高法律做一個保障和宣言。
據曹聖潔會長他說：『外國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要遵守中國的法律』，這一方面來說應該是正確的。他的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的這種違反憲法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以及限制這種具有普世人權價值的外國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
主持人：劉曉波先生，您對此有什麼補充？
劉曉波：「中國這個所謂的宗教自由，憲法上確實是有。但是呢，像柏光說的那樣，這麼多年它還有國務院關於宗教管理的一些行政法規，還設立專門的宗教事務管理局。那麼在行政的這一面，它說的這些限制各種宗教的一些行為，嚴格的講都是跟憲法相牴觸的，但中國的現狀就是這樣，我覺得之所以把這個宗教自由單獨的傳教，單獨的拿出來講，顯然是有所指的。
因為你說奧運期間不光是西方傳教士，任何來中國的外國人，在某種程度上你都應該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是吧？那麼它為什麼強調這個呢？就是因為在這麼多年來，中國這種民間宗教發展的非常快，如果說中國這個宗教還是原來傳統這種方式，民間宗教發展的不這麼快，都是在官方的三自教會掌控之中的這樣一種宗教發展，那麼政府他不會管。如果外國傳教士來，你首先接洽的是官方的三自教會的人員，那我想中國的宗教事務管理局它會非常高興的。」
主持人：劉曉波先生，您是指它主要是怕外國的傳教士人士來中國直接的和民間教會、地下教會或者家庭教會接觸是不是？
劉曉波：「我想它先警告這一點，它就是怕在奧運會期間，很多傳教士藉這個期間來中國。由於中國開奧運會，又不敢做出來大規模的打壓行動，這些外國傳教士頻繁的主要是跟中國的民間教會接觸，它主要是為了防止這個。
而且在官方指的維護社會穩定打壓的群體中，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就是外國反華勢力藉宗教自由來到中國滲透，這個是這麼多年它在某種程度上從來就沒放鬆過。」
主持人：劉曉波先生在您看來，您現在在北京，對這個宗教自由的處境，中國這個現狀您怎麼評價呢？
劉曉波：「宗教自由這個現狀有些確實是有主要的案例，包括一些民間基層的傳教人被抓，包括民間自建的教堂被搗毀，確實是很多地方在這麼多年來持續的發生這種情況，這種打壓，這種點的打壓從來沒有間斷過。
但是我覺得由於民間宗教這種蓬勃的發展，我覺得中國民間宗教發展的勢頭，從官方政策的角度講，它再想狠打壓，它也狠不到哪裡去，因為它付不起這個打壓成本。那麼我對於中國信仰自由這一塊，起碼民間這一塊我還是比較樂觀的。」
主持人：李柏光先生，您作為民間宗教人士和維權人士，您對於中國宗教自由的現狀和未來，您持什麼態度？樂觀不樂觀？再請您談一下。
李柏光：「我的總體看法還是比較樂觀的，因為我從個人的切身經驗來說，剛才劉曉波老師說過，以前我以為只有農村受苦受難的人才去信耶穌、信上帝，後來我走了中國8個省才發現，其實很多知識份子包括一些政府官員還有工商業的，現在信仰上帝和基督的也是越來越多。
第二個，我比較樂觀的理由是在於，這些信仰上帝的基督教徒他們的法律意識，公民的意識在不斷的覺醒。所以總體來說，在這個成長的過程中，基督教信仰在這種成長過程它取得有一些困難，但整體來說它是在往一個規模，在往健康的一個潮流發展，所以人是會越來越多。
所以美國的一個作家，《時代週刊》駐北京記者叫艾克曼寫一本書叫《耶穌在北京》。他說再過30年，中國這個信仰基督教的會達到3個億或4個億，會成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國家，這種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據自由亞洲電臺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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