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50年 謊言帝國的誕生

【大紀元5月27日訊】5月中旬發行的《新紀元周刊》第19期正值中共反右50周年，當期封面故事《反右50年謊言帝國的誕生》回顧了中共推動的反右運動，打倒所有敢於說真話提出批評的人，以及之後于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這個以經濟發展為目標的運動，因為沒有人敢於提出批評和說出真相，結果導致三千萬人死於非命。文章指出，顯然，說假話是有代價的。現在的中國面臨同樣的問題。以史為鋻，可以知興衰。這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回顧和反思反右運動的原因。

該期封面故事共有四篇文章：《反右50年 謊言帝國的誕生》、《人去魂猶在 往事不如煙》、《倖存者的心聲》、《反右運動資料》，轉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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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50年 謊言帝國的誕生
文 ◎ 王華

中共推動的反右運動，把所有敢於說真話提出批評的人全部打倒，

在之後的1958年，中共開始了「大躍進」，這個以經濟發展為目標的運動，

因為沒有人敢於提出批評和說出真相，結果導致3,000萬人死於非命。

顯然，說真話是有代價的。現在的中國面臨同樣的問題。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衰。這正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回顧和反思反右運動的原因。

今年是中共發動反右運動50周年。1957年5月1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開展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於是各界人士，尤其是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向中共表達不滿或建議改進。這段時期被稱為「大鳴大放」。

然而，許多對中共的批評言論，很快使毛澤東等中共高層產生了疑慮和恐懼。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事情正在發生變化》一文在黨內傳達。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提示人們「少數的右派份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後還指出「GCD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同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

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社論：《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於是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反右運動。

一半知識菁英被打倒

被打成右派的人數，一直以來都有分歧和爭議。中共官方的資料說反右運動總共打掉了55萬右派，但民間的數據認為，右派的實際數字，當在200萬左右。由於右派絕大多數是知識份子，這意味著，當年中國的知識份子菁英當中，近一半人被打成了右派。

右派的範圍非常廣泛，從大名鼎鼎的知識份子，到剛剛上大學的學生，以及一些工廠和機構中的技術人員，甚至是縣級文化館的資料員，都有被打成右派的。而從事政治、社會、文學藝術和歷史研究的知識份子最遭殃，但普通學生、科技和技術人員右派也大有人在。其中絕大部份人，僅是在整風運動中向領導提過意見。

甚至有人只是在批鬥會中，聽到右派份子的辯解點了頭，也被補遺成為右派，稱為「點頭右派」。

首次大規模「誅心」運動

反右運動並非中共建政後的第一個運動。在此之前，先有土改，後有肅反、三反五反等運動，各個運動中共無不是殺人如麻，血流成河。而反右運動早期被視為「人民內部矛盾」，並沒有開殺戒，在中共的歷次運動中，反右運動應該算是一個最為「溫文爾雅」的運動。

但反右運動卻是一個「誅心」運動。中共的反右運動不以肉體消滅為目標，而是以打垮中國人，尤其是知識份子獨立精神人格為目的。從反右以後，中國人的精神被恐懼徹底佔據。

因為「交心」（整風運動口號）而導致殘酷的結局，使得說真話成為中共統治下的一大災難，人人唯恐避之而不及。從此而始，中國大陸徹底走上了一條人人虛假，個個偽裝的路。一個由謊言建造的帝國由此宣告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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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魂猶在 往事不如煙
文 ◎ 齊先予

根據中國官方的數據，到1980年5月，大約有近55萬右派獲得了改正，即曾經被劃為右派的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有極少的一部份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份子，總計不足百人。

反右運動，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對知識份子的全面迫害，受害者人數龐大。以下僅選部份典型人物加以介紹，從這一管之窺，我們仍然能夠體會半個世紀前那場運動的肅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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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鈞被劃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圖為反右運動中，交通部職工在批判當時該部部長章伯鈞。（網絡圖片）

章伯鈞（1895~1969），安徽桐城人，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農工民主黨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長，《光明日報》社長。章早年曾加入中共，後脫黨另外組黨。1957年在「大鳴大放」中提出批評共產黨的政治見解，建議實行「兩院制」，被指為要搞「政治設計院」。1957年6月8日成為中國頭號資產階級「右派份子」。

被劃為右派後，章淡出政治舞臺，但仍被作為中共政治櫥窗，保留部長級待遇和全國政協常委一職，出入有汽車，跟隨有警衛，1969年5月17日在北京因胃癌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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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隆基（1898～1965），江西安福人。1949年前曾任光華、南開、西南聯大等大學教授。1941年參加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後改稱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民主日報》社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務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1屆全國人大代表，第1屆、第2屆全國政協常委，第3屆、第4屆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57年被劃為右派，但保留全國政協委員。1965年逝世。

這位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領袖，是中國人權運動的先行者，一生稱自己為自由主義者，因為批判國民黨在大陸的政權獨裁而一度入獄。因為堅持民主黨派的民盟不能在章程中加入接受共產黨領導，並對共產主義持批判態度而被視為反動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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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安平（1909~1966），江蘇宜興人。1932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1933年任南京《中央日報》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采風，後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1946年9月1日創辦《觀察》半月刊，任社長和主編。1948年12月25日被國民黨查封。1954年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並任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4月1日任《光明日報》總編輯。1957年6月1日，在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召集的座談會上，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說毛澤東有「黨天下」思想，《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醒目標題顯著位置全文刊登。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遭殘酷迫害後失蹤，生死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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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應（1904~1962），中國江西省安福縣人。曾任民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彭1925年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深造，專攻政治學，又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學位。1932年回國任上海法學院及光華大學教授。思想左傾，同情和支持中國共產黨，寫有《社會主義之路比較可通》、《剿民乎？剿匪乎？》，曾資助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周恩來。

1957年遭受批判，彭文應被撤銷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員、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等一切職務，並取消原有的工資津貼，生活陷入困境。彭文應拒不認錯。 1961年，其次子彭志平自殺。1962年死於上海廣慈醫院，終年58歲。臨終前曾寫致毛澤東萬言書，「建議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右派份子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文革時被掘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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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5~1968），江蘇人。22歲時以江蘇省文科第1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8年的反右批判會中因為公開反對批判提意見的反右派學生，自己也被打成了右派。此後兩年，林昭先後在北大苗圃和人大書報中心監督勞動。

1960年10月，林昭在地下刊物《星火》上發表長詩《海鷗之歌》和《普魯米修斯受難之日》後在蘇州被捕。

1965年3月23日，林昭開始寫血書《告人類》，5月31日開庭審判，林昭被判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隨後血書《判決後的聲明》，7月至12月第3次給《人民日報》寫信，批判中共專制和毛澤東獨裁。

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龍華被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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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錫錕，四川人，北大化學系四年級學生。1957年共產黨號召大鳴大放時，他貼了兩張大字報：「衛道者邏輯大綱」和「人性的呼喚」。前者寫道：

1、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2、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3、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4、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5、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7、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8、政治等級是統治槓桿，取消等級就是製造混亂；

9、蘇聯一切是儘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1969年後一直關押在川北的一個勞改農場。1976年底，張錫錕被以「企圖組織逃跑」的罪名被槍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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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文輝，16歲時進上海滬東造船廠當學徒，靠自學鑽研成造船廠的檢驗科技師、車間支部書記。

1957 年整風運動中，劉文輝在座談會上向廠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提意見，又貼出大字報向工廠黨委書記生活上腐敗作風開火，被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期間，因為「編寫了反革命的『十六條』，分別散發到全國8大城市14所大中院校，用極其惡毒的語言咒罵我偉大領袖；瘋狂攻擊我社會主義，大肆宣揚資產階級的『和平、民主、平等、博愛』，」的罪名被判處死刑。

劉文輝的遺書：「中國是會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從來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軀來摧毀的，我的死證明毛政權下有義士，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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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煥武，溫州人。1957年，17歲時的鄧煥武因張貼大字報歡呼、贊同社會主義陣營中第一個修正主義者、南斯拉夫總統鐵托的講話，被投入監獄。當時溫州地方黨報作為破獲重大反革命案件披載報導。此後20餘年，鄧煥武都在牢獄、勞改營中度過。被懲罰性單獨監禁700多天。旅居西班牙的作家黃河清說：「老鄧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位當了右派後，還繼續幹著右派活兒，平反後更加當然地幹著右派活兒，從「七九」、「八九」……到2006年維權，一次不落地參與了所有的右派活兒的最積極最專注幾乎是最職業的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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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鎔基，湖南人。1957年中共領導層在經濟上醞釀著搞大躍進，時年30歲，剛剛從東北調入北京國家計委的朱鎔基，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提出了意見，被劃成了右派。有同事回憶說，「本來是不應該有他的，但那時劃右派有任務，定指標，找不到那麼多人，就把他拉上了。」

由於屬黨內右派，且有一些中共高官的看顧，朱鎔基的待遇比黨外右派好得多。1958年至1969年他任國家計委幹部業餘學校教員、國民經濟綜合局工程師。 1970年至1975年下放國家計委『五七』幹校勞動，後調任石油局管道處處長。80年代初回國家計委，90年代出任中國國務院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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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孝通（1910~2005），江蘇吳江人。1930年進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攻讀社會學專業。他在這時立下了認識中國社會的遠大志向。1936年，費孝通負笈英倫，在倫敦大學的經濟政治學院，費孝通在馬林諾斯基門下學習社會人類學。費孝通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奠基人，一生發表多篇有關中國近代和現代社會問題的研究著作。

1957年，費孝通有感於毛澤東「百花開放百家爭鳴」的講話，撰寫了一篇《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使其成為全國聞名的大右派，但仍在北大教書。1980年獲得改正，後主持中國社會學研究所。200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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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萬里（1911~2001），中國著名水利、水文學專家，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中共建政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政務院副總理黃炎培之子，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工程博士學位。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在黃河建造三門峽水庫的中國水利專家，三門峽水庫後來被證明是失敗的工程，造成大量浪費和不良後果。1957年6月 19日，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被毛澤東批示「這是什麼話？」，並被打成右派，送江西農場勞動。2001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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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的心聲
文 ◎ 辛菲

反右運動到底有多少人被定成右派而受到迫害，一直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從官方的55萬到民間估計的200萬人。其中大部份人在1980年開始為右派「改正」之前已經去世。有專家估計，到1981年，仍然生存的「右派」大約有10萬人左右，而20多年之後的今天，還活著的右派，只有不到1萬人。《新紀元周刊》記者，採訪了其中的12位，請他們談談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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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晴，現年75歲，原北京電影製片廠文學編輯。1946年到東北電影製片廠工作，次年調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美術組工作。期間被送到北京入中央電影局電影研究所屬電影學校電影編劇及編輯，1955 年調至北京電影製片廠從事電影文學編輯工作。她因對丈夫在肅反運動中受審查表示不滿，1958年被打成右派，發配北大荒850農場勞動改造。1960年底返回北京，做燒鍋爐、種樹、幫廚、打掃衛生等粗活，備受歧視。在文革中，被定為「死老虎」靠邊站，精神上飽受折磨。1978年底，回到北京電影學院編輯部工作。

陳瑞晴表示，每每回憶往事都淚流滿面，不僅是為當時的苦難，也是為當時的愚昧做懺悔。其實如果當年很多人覺悟，那些運動也許就搞不起來，而現在仍然有很多知識份子還沒有覺醒。

中國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對人性、民主精神的大掃蕩。獨裁統治是造成一切禍害並使冤案至今無法糾正的罪魁禍首，現在各個方面的弊端都和獨裁統治有關。現在很多右派受害人要求伸張正義，最終目的是對民主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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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志軒，現年76歲，原中央機械工業部擔任總經濟師。1957年被打成右派時在中央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馮志軒因提出以下意見被打成右派：1、要治理國家，需要健全法制，依法治國，不能搞運動，否則會搞亂人心，侵犯人權。土改中亂打亂殺，肅反中亂批亂鬥，很多好人受傷害。公安懷疑誰是反革命、敵特什麼的，要有證據，不能私立公堂，亂批鬥。2、在建設國家方面，要大膽使用人才，不要有門戶之見，要任人為賢，不要任人為黨。但共產黨是不考慮德才，只考慮是否是黨員，這個幹部路線不可取。3、對幹部的管理、檔案制度等不尊重人，不利於人才的發現和成長，也不利於國家建設。4、共產黨在執行政策方面，說的和做的不一樣。

由於提出以上意見，馮志軒被打成極右份子，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而且不得自謀出路，1958年2月到1978年8月一直被關押在青河農場勞動改造。1978年回到國務院下屬的中央機械工業部擔任總經濟師。

馮志軒表示：「右派經歷我沒什麼後悔的，因為我問心無愧。我為我的說真話感到驕傲。我覺得很充實。錯的不是我，而是共產黨錯了，是他們違反了1954年的憲法。一個黨沒有權力做處置，即使我犯罪了，應該由國家機關處理，更何況我還沒犯罪。」

「這場悲劇的根源雖然主要是毛澤東，但也不是一個人造成的，而是整個共產黨學說、理論、政策、制度都是錯的，即便換成其他領導人，也要發生同樣的運動。因為共產黨的理論、制度方法都是錯的，因此這些運動和悲劇是必然的。上個世紀共產黨運動都一樣。」

「共產主義理論整個體系、系統都是錯的，必須被否定。共產黨不可能變好，不可能進行政治改革。在中國，共產黨高幹政治經濟都是權貴經濟、官商結合，都是黨文化培養出來的標準件，不可能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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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玉章，現年74歲。原為鐵道部航空勘察事務所俄文翻譯。1957年響應中共「幫助黨整風」的號召，寫小字報，給領導提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意見，被打成右派。本來要被發配瀋陽，但因前蘇聯專家認為他工作出色，找單位領導談，堅決要留下他，因此繼續留在原單位工作。從1957年開始到文革結束，每次運動他都要挨整、被批鬥，幾十年不得安寧。文革後被勞改，被人罵為「反革命」。

多數右派1979年獲得「改正」。程玉章堅持要單位寫清楚：我當時提的意見對不對？單位不同意，雙方僵持不下。程玉章在1982年給胡耀邦寫信之後獲得平反，結論是：當時所提的意見是有道理的。

程玉章表示，這場反右運動對中國知識份子是場巨大的災難。它最大的害處是把所有知識份子的嘴封住了，再也不敢提意見，中國後來之所以走到邪路上去，跟人們不敢提意見有很大關係。

這個悲劇的根源主要在毛澤東本人。他從執政方針上，對知識份子是仇恨的，既憎惡又害怕，因為知識份子是他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礙。

中華民族後來的很多運動都跟反右有關係。1957年把黨外人士的嘴封住了，1959年又把黨內人士的嘴封住了，所有人都在給執政黨唱讚歌，溜鬚拍馬，中國沒有正直和民主的聲音，就走上邪路了。

直到現在，人們再也看不見知識份子像1957年以前那樣直抒胸臆，敢於提不同意見的現象了，說明反右鬥爭對知識份子的影響是根深蒂固的。

這一兩年很多右派上書要求平反，這說明人們膽子大了，這種勇氣跟國內社會的變化和國外的影響都有關係。人們都在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義。

程玉章堅定的說：「我雖然經歷過這麼多艱難坎坷，雖然因管不住自己的嘴而付出了很大代價，但我不後悔，假如歷史從頭來，我還是要做說真話的人，做一個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人，敢於拍案而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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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若平，現年81歲。1949年前是蘇州新聞記者，被國民黨抓坐監獄，在南京關了幾個月，1949年1月作為政治犯獲釋。出來後回到蘇州編地下報紙，1955年後肅反運動被共產黨打成「國民黨派遣特務」。

1957 年反右時，史若平是山東大學校報主編。他按共產黨的要求組織寫稿，所有稿子都是經過黨委審查同意而發表的，但後來因為這些稿子，史若平被打成「反動右派向黨進攻的罪魁禍首」。工資降5級，由於副校長的保護，在學校勞動打雜。文革中勞動改造9年，被群眾批鬥毒打，有一次挨打後休克5個小時。

在遭受22年政治迫害中，家破人亡。1979年後回到山東大學校報。1987年退休前擔任山東大學出版社副總編。

史若平表示，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官方公布的數字是55萬，實際上至少有上百萬，鎮壓規模相當大，迫害手段極其殘酷，持續時間長達22年，直接影響到中國的發展。但是，中共至今未對這麼一場浩劫承認過錯誤，他們還是堅持說，「反右是必要的，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而已。」這非常荒謬，輕描淡寫的「擴大化」三個字是無法抹掉這血淚斑斑的歷史的。因此我們要求當局賠償。

據最新消息，中央對反右鬥爭的最新指示說是維持原來結論，這是我們能夠預料得到的，因為中國的政治問題太多了，六四、鎮壓法輪功等，一系列問題還在延續。作為執政黨，多年來不允許不同意見，搞個人崇拜，專制獨裁，對黨內都如此，這是一貫的，因此不可能平反。

史若平說：「我們的上書還是有用的，我們講了真實的歷史，我們留下這段歷史，事實終究會澄清。中國政治民主化是絕對要到來的，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

史若平已著書《寒冷的夏天》，收錄了很多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著名的知識份子寫的文章，但因當局阻撓，一直未能正式出版。他準備自費印刷後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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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繩武，現年68歲。1957年被打成右派時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一年級學生。他因參加北大自由論壇「百花學社」而被打成極右派份子。當時「百花學社」的 300多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博繩武被留校察看，繼續在北大學習。又上了3年多學之後，他看到被打成右派的畢業生都被分配到大西北，於是沒有畢業就逃離學校，在社會上打工。在1966年文革中，被紅衛兵反復批鬥毒打後，送到公安局勞動教養2年。之後在青河農場、山西王莊煤礦等地勞改10多年，直到1979 年重回北京，在工廠中擔任幹部。

博繩武表示：「反右鬥爭就是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我當時還不算知識份子，只是一個學生，遭到如此迫害，更顯得當時那場運動的殘酷性。作為右派，我開始是朦朦朧朧的，對於當時的社會滿懷激情，通過幾十年的煉獄，我覺得當時太幼稚了，有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博繩武指出，這場悲劇是專制制度導致的，是專制制度的必然後果。真正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平反右派，就要從整個社會制度解決，社會制度不解決，什麼都解決不了。

反右運動對於整個中國的災難性影響是巨大的。後來的文革、反右傾，直到現在對知識份子、律師、新聞記者等的迫害，都是受那時的毒害。更主要的是，自反右鬥爭之後，知識份子不敢說真話了，新聞各個方面都沉靜下來了，現在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缺乏誠信與和諧，這些後果都是那時造成的。

所以說那場運動不僅是那一代人的災難，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災難，也是子孫後代的災難。現在社會道德的敗壞都是那時的遺留。而道德恰恰是一個民族的魂，是一切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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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現年79歲，曾任新華社高級記者，被評為全國高級記者。蒙冤受摧殘21年，妻離子散，九死一生。

1957 年前，新華社送幾十個記者到外交學院學習，戴煌被選為英文黨支部書記。1957年整風鳴放突然變成反右派，在北京市所有學校支部書記、委員的會議上，當時的中央政治局第8號人物彭真動員說：「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黨員照樣整風鳴放，即便說錯了，也不要緊，和那些右派不一樣。」戴煌隨後在幾個支部聯繫會議上說出自己的心裏話：「我覺得我們最大的隱患是神話和特權。」新華社旋即發表聲明：「總社反右鬥爭取得了重大勝利，戴煌被揪出來了。」新華社大院貼滿了大字報，揭發和批判戴煌。

1956年3月18日，戴煌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一切職務，「發配」到「北大荒」勞動2年8個月，每月工資由150 元降到28元。他看到很多人慘死。戴煌消瘦浮腫幾度生命垂危，196斤瘦成82斤。後又被指控「堅持反動立場」，被送去勞教，身心備受摧殘。文革中留在勞改農場就業。直到1978年10月重返新華社當記者。出獄後先後著書《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最近又積極參與要求為當年的右派徹底平反並作賠償的全國連署活動。

戴煌表示，反右運動的罪魁禍首是毛澤東，他是個大騙子、大流氓。1957年用騙術騙大家講話，是非常可恥的、卑鄙的。

反右鬥爭對中華民族的危害極大。從那之後，人們就不敢講話，有什麼話都順著領導意思說，真正的心裏話都掩掩蓋蓋，後面的運動都跟這個有關係。

上書要求平反很重要，就是失敗了我們也要講真話，也要把真實的歷史留下。以前敢講真話，現在都快80歲了，還怕什麼！有的勢力想隱瞞歷史，掩蓋歷史，粉碎歷史，歪曲歷史，甚至偽造歷史，而我們就要力爭言論、出版自由，講真話，堅持真理講真話，主持正義講真話，維護事實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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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玉，現年73歲，1958年被打成右派時是山東大學中文系學生。

在1955年肅反運動中，李昌玉在軍隊被點名，軍隊要求「揪出以李昌玉為首的小集團」，但是開會、批鬥，什麼罪證也沒找到。李昌玉1956年高考時考上山東大學。

李昌玉對自己在肅反運動中被整一直很不滿。1957年反右開始後，大鳴大放，李昌玉給自己的好朋友及原單位領導寫信發牢騷，因此被打成右派。1960年畢業後當中學教師。

文革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被勞動改造12年，文革初期常遭學生毒打。1978年後到山東大學附中任語文教師。

李昌玉表示，反右鬥爭是錯誤的，絕對找不出一點可以肯定的，古今中外都沒有這樣反文明、反人權、反道德的運動。除了被打成右派的人之外，每個人都要被戴帽子，被評為左、中、右、中左、中右、極右。這是極不人道的。

那是一段極其荒唐的歷史，說假話沒事，說真話就挨打，完全黑白是非顛倒。現代人道德敗壞是後遺症，宣揚什麼：「不會說假話，不能辦大事等思想」，都是那時造成的惡果。

文化的傳承看不見摸不著，但時刻能感覺得到。一個國家要真正強大，文化道德就要崛起，這就要靠影響人們道德行為的深層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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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著名知識份子任眾、燕遯符、鐵流、俞梅蓀聯名上書胡錦濤，要求徹底否定「反右派鬥爭」的錯誤政治運動，賠償其經濟和精神損失。左起：燕遯符、鐵流、任眾、俞梅蓀。(照片由任眾提供)

任眾，現年73歲，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在肅反和反右派運動中因言被打成「極右份子」，被押送茶澱（勞改）農場「改造」，飽受身心迫害。任眾曾在自己的回憶錄《活過愛過奮鬥過》一書中，要求中共當局返還20餘年工資，徹底平反冤案並給予經濟賠償。其人生經歷被作家劉心武寫入小說《樹與林同在》，該書被譯成法文出版。

今年3月5日，任眾等61位被打成「右派」的知識份子聯名上書中共，要求徹底平反右派。4月6日，任眾主持了北京30位「右派」聚會，引起極大反響。

任眾表示：「我每次提到自己的經歷，心裏都非常痛苦，這件事情是壓了一生的。這場錯誤的政治運動不僅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而且徹底毀滅了50多萬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份子的前途、青春、愛情、幸福，絕大部份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艱難掙扎在社會最底層達數十年，與冰刀共舞，和霜劍為伴，沒有人格，沒有尊嚴，只有凌辱、鞭笞、勞累，飢餓……，這是一場反天理、反良知、反歷史、反文明的災難。這不僅是我們「右派」的災難，而且是全中國的災難。」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不僅僅是為了賠錢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認為人的尊嚴、生命價值應該得到尊重。一個人的生命是非常寶貴的，不是為了自己而生，而是為了人類而生的。我們在垂暮的生命中，覺得有責任，特別是對歷史的責任感。」

「我們這一輩人曾經接受過中華傳統文化的教育，那種非常美好的、高尚的道德水準在當今社會流失了，但是在我們心中仍然根深蒂固。我們不僅僅是追求自己的平反問題，而且覺得還有一份責任：呼籲良知和道德提升的責任，呼喚公平和正義的責任。」

為什麼這一兩年、在反右鬥爭過去50年後的今天，眾多知識份子提出平反的問題？因為人民在不斷覺悟、不斷甦醒，不斷發現許許多多的問題，上當受騙的感覺不斷爆發出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廣泛，民間維權浪潮不斷高漲。這都是促成我們今天勇敢的站出來的原因，其實這就是老右派的維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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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北京作家、《成都日報》社退休幹部鐵流（本名黃澤榮，曾用名曉楓）。鐵流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後，被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整整關押23年。期間，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還被捆、被綁、被吊、被打，吃不飽穿不暖，戴腳鐐扣反銬，關小監進死牢，幾乎被殺。直到1980年末，他才得以回到原單位《成都日報》社。

鐵流表示，「反右」是「以言治罪」，「以言整人」，「以言殺人」的大冤案。凡是被錯劃成為右派份子的人和家庭都是一部淚血斑斑的書。

雖然上書很可能得不到回應，但我們還是要提出問題，要大膽議政，因為這不僅僅是賠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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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運動資料

認定右派的標準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通知，「右派份子」的標準包括：

1、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於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2、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份子的鬥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份子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幹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於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份子、污衊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4、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衊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5、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6、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份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極右份子」的標準：

1、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份子、主謀份子和骨幹份子。

2、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並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份子。

3、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份子。

4、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份子。

右派份子處理方式

1958 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份子按照罪行的輕重做出6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份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於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後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份子大量死亡。

留在城市的右派份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願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於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並在中央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衝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份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份「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衝擊。在經歷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運動，20年後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僅有10餘萬人。

右派份子改正和平反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並開始著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於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

1978年5月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展開，中共內部保守派的勢力受到壓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開了關於右派問題的第2次會議，會議上的交鋒仍然激烈，但是主張完全平反右派問題的主張最終得到支援。

1978 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轉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相比於5個月前的請示報告，實施方案對落實右派安置政策做出了明確和細化的規定，最重要的是，實施方案指出：「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

1980年5 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份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份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份子，總計不足百人。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份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GCD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份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份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年支援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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